意見領袖 | 羅志恒

　　十九大以來，中央對消費和投資的定位就比較清晰，分別是要發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近日《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再次對此做了強調。疫情以來，受制于居民收入增速放緩、消費場景受限，居民預防性儲蓄上升，消費總體低迷。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擴大內需成為未來時期的重要工作，但是刺激只能解決短期部分問題，中長期看依靠政府企業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縮小貧富差距、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等改革。

　　一、當前我國消費存在的問題

　　一是消費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近年來雖有上升，但在國際比較中仍偏低，經濟由投資驅動轉為消費驅動仍需時間。2010年以來，消費對經濟的貢獻持續提高，最終消費率（最終消費支出/GDP）從2010年的49.3%上升到2021年的54.5%。其中，居民最終消費支出/GDP從2010年的34.6%上升到2021年的38.5%，總體上仍不高，不僅低于同期美國的68.2%、日本的53.9%、歐元區平均值的51.1%，也低于金磚國家（不包括中國）平均值的57.7%，中國較金磚國家低了近20個百分點。

　　二是居民消費率（人均消費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年來整體下行，疫情爆發以來更是急劇下滑，與就業形勢和經濟預期較差導致預防性儲蓄攀升有關。居民消費率從2013年的72.2%下降到2021年的68.6%，2022年前三季度快速下降到64.7%（農村為81.5%，城鎮為59.7%），大幅下降7.5個百分點。主要是支出比收入下降速度更快，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和實際增速分別為5.3%和3.2%，而人均消費支出名義和實際增速分別為3.5%和1.5%。

　　三是消費結構上，我國恩格爾系數遠高于發達國家，結構升級有較大空間。我國恩格爾系數2017年首次低于30%，2021年達到29.8%，2022年前三季度反彈至30.4%，總體仍明顯高于美國（8.1%）、英國（11.3%）、德國（13.9%）、韓國（16.5%）和日本（18.2%），從長期看消費升級有較大空間（中國數據源自國家統計局，國際數據源自美國農業部經濟分析處2018年數據）。

　　四是中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消費分層現象凸顯。以汽車為例，近年來高端車系銷量整體高于整體汽車銷量增速。今年前10個月，奔馳、寶馬、奧迪銷量之和較2015年同期增長50.6%，而全部轎車銷量下降9%。

　　二、我國消費問題的四大成因

　　一是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就業形勢惡化，居民預期轉差，消費能力和邊際消費傾向雙降。從消費能力看，近年來宏觀經濟下行帶動新增就業和居民當期收入增速放緩。疫情對中小微企業的打擊較大，計件工資、彈性工資制、臨時工等中低收入人群受影響明顯，裁員、降薪等帶動今年上半年居民實際收入同比負增長。經濟陷入“經濟下行-就業惡化-收入放緩-消費下行-經濟下行”的惡性循環。從邊際消費傾向看，居民的未來收入預期未根本性改善，預防性儲蓄上升。

　　二是居民杠桿率上升，房貸的還本付息壓力大，實際可支配收入下降，抑制消費。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2021年底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上升到61.6%，高于同期新興經濟體平均水平的50.9%。

　　三是貧富差距拉大導致整體邊際消費傾向下降，消費分層折射出收入分層和社會分層，高收入人群消費升級和低收入人群消費降級并存。低收入人群邊際消費傾向高，但收入占比偏低。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在2015年觸底后上升至2021年的0.466。根據五等分劃分，2021年的前20%高收入戶與后20%的低收入戶可支配收入之比為10.3倍，其中城鎮高收入戶與低收入戶可支配收入之比6.1倍，農村為8.9倍。此外，考慮到財產性收入，社會貧富差距更大。

　　四是社保制度不健全，預防性儲蓄上升。我國目前的醫療、教育、養老等社保的水平有待提高、覆蓋面有待進一步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有待進一步提高，居民仍然“不敢消費”。近年來，醫療、教育、社保與就業三大類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從2015年的32.5%，升到2021年的36.8%，上升了4.3個百分點，但仍明顯低于發達經濟體的60%-70%的水平。

　　三、提振消費必須依靠改革，短期刺激作用有限

　　通過發放消費券和現金的方式設定限時消費，短期是有必要的，對于經濟社會穩定是有利的。這固然是好的，但是可能加重地方財政問題，以及中西部缺乏動力發放消費券來拉動東部地區的生產。我國增值稅、所得稅等根據生產地繳納，中西部發放消費券，相應商品來自東部，產生的增值稅、所得稅在東部，實質上是中西部在支持東部地區。同時，要看到短期刺激消費取得部分效果的同時，但后果卻是透支后期消費，并未從根本上解決消費能力和邊際消費傾向的問題。“十四五”期間擴大并提振居民消費要從增加居民收入、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兩方面入手，以五大改革為抓手，真正做實“內需”，促進“雙循環”。

　　一是要進一步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通過完善稅制、增加轉移支付、加快農村土地市場化流轉等方式，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鑒于當前個人所得稅和增值稅已經下降且財政壓力日益增大，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占比不宜再通過大規模減稅的路徑，而可以采取完善稅制、加大政府對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加快農村土地和住宅的市場化流轉以提高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個稅方面，按照物價水平動態調整基本扣除額，從當前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走向綜合征收，改變目前個稅征收有利于財產性收入而歧視勞動性收入的狀況，對各類收入的稅率做到一視同仁，加大對娛樂明星直播等畸高收入人群的個稅征繳，真正發揮個稅的收入調節功能；消費稅方面，將高污染、高耗能行業產品納入消費稅稅目并提高稅率，同時對于已成為大眾消費品的部分產品不再征收消費稅；盡快開征房地產稅，主要發揮其“均貧富”的功能；適時研究推進遺產稅贈與稅。

　　二是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降低財政供養人員和基建支出比例，支出結構從以“物”為主走向以“人”為主。進一步提高財政支出中教育、養老、醫療等社保的比重，解決居民的后顧之憂，減少預防性儲蓄。對于人口流出的區縣實施合并，降低財政供養人員。

　　三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穩定農民工預期，提高邊際消費傾向。當前地方政府對高技能勞動力持“搶人”態度，但對低技能勞動力和隨遷家屬持“趕人”態度，以農民工為代表的低技能勞動力的預期不穩，不敢消費而是儲蓄。地方政府更關心GDP和財政稅收，不愿承擔相應人員的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公共服務未能完全與常住人口掛鉤，根本上源于中央與地方在流動人口的醫療、教育和養老等方面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不清。建議提高中央在流動人口的醫療、教育和養老等方面的事權和支出責任，提高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中常住人口因素的權重。

　　四是從供給端發力，優化供給結構，進一步提升高端制造業在制造業中的比重。提升中高端產品的供給，提高產品質量，促進大量的海外購物和奢侈品消費回流本土市場，滿足中高收入者的需求，同時促進消費和產業結構升級。

　　五是放寬旅游、文化、醫療、養老、教育培訓和家政服務等服務消費領域的市場準入，鼓勵民營機構參與競爭，加強標準建設和有效監管。

　　風險提示：經濟恢復慢于預期，政策力度低于預期。

　　(本文作者介紹：粵開證券研究院副院長、首席宏觀研究員，注冊會計師，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財政學博士。新財富最佳分析師宏觀經濟第三名（團隊）。研究方向：宏觀經濟、財政理論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