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賈康

　　黨的二十大發言人日前強調，中國發展仍具有諸多有利條件，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活力足，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我以從事幾十年經濟研究所形成的認識，愿意就此談一下自己的理解。客觀來說，中國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必然依“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的世界潮流、人類發展文明進步的共性規律，并結合中國的國情與特色的個性要求，充分地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再加上“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里所要求的法治化、民主化，這七大潮流，將合流譜寫中國未來的發展。這一思路上的實證考察，可以說明，中國經濟還有著相當大的成長性空間。

　　未來幾十年，中國的工業化要完成從中期走向中后期、再到后期的發展過程。基于改革開放以來終于推進到的“世界工廠”局面，中國的制造業規模已全球第一，但以不少具體領域合成的綜合判斷而言，仍然存在大而不強、全而不優的問題。中國制造必須升級為中國創造、中國智能制造、中國智慧制造，這些將一定伴隨著中國的城鎮化過程。中國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現在還僅在45%左右的水平，以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把這一指標適當往上抬高，我認為真實城鎮化水平也只能認為有50%或者再稍微出頭。按照一般經驗性規律總結，真實城鎮化水平要走到70%左右，才完成城鎮化的高速發展階段。那么如果我國真實城鎮化率，今后每年平均增加一個百分點，我們也還需要走超過15年的過程才能完成其高速發展期，這大致可走到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之后。

　　這個工業化和城鎮化必然結合互動發展的過程，從長期看，則是通過一個供需互動的持續過程來完成的，而這一過程，在中國大地上，只能以非常獨特的“巨國模型”來認識和描述。它的具體表現場景，將會體現在中國約700個中心區域大大小小的城鎮建成區中，它們的最主要發展趨勢，是依國家科學有序推動都市圈、城市群建設的國土開發頂層規劃，將城鄉結合部往外推，還必然要打造很多新區。各個中心區域、新區，以及它們之間，將出現基礎設施一輪又一輪的建設和升級換代，以及互聯互通。這一過程，又必將伴隨產業升級發展、產業間的不斷互動，以及越來越多地釋放出人力資本培育等方面的需求。回應這些需求釋放的供給側的有效供給，將在內循環為主體、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表現其支持發展的功能與潛力、韌性與回旋余地。

　　這個供需互動的過程，將表現出中國經濟巨大的成長性空間。因此，即使這個過程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和不愉快因素的干擾，我們仍然可以從中認識和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的確定性。

　　如何實現中國經濟發展的確定性？基于客觀支持因素，在主觀上不犯低級錯誤的同時，發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在宏觀層面，必須以堅持深化改革開放，打造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堅決貫徹好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的“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由這個“統一”切入，結合“高標準法治化”，實現對所有市場主體產權保護的一視同仁，依法保護公平競爭，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消除各種不當的條塊分割壁壘，更好地促進城鄉一體化，更好地解決“城鄉分治”的弊端，更好地在消除全國統一大市場中堵點的同時，擁抱全球市場。

　　在微觀層面，要有一套清晰的對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原則體系的落實方案。除了涉及企業的“負面清單”即“法無禁止即可為”之外，還需要有政府自我革命的“正面清單”，即“法無授權不可為”，再加上“責任清單”，有權必有責，政府行為事前事中事后，都要進行績效考評并完善監督和獎懲問責機制。這一套自上海自貿區開始施行的原則體系，關鍵是怎么推廣落實。此外，大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的共贏發展，要特別注意，在多層次資本市場、金融市場發展過程中，間接金融的比重必然會適當調低，直接金融比重將上升，同時“供應鏈金融”需要有創新發展，大企業可以更多通過供應鏈金融帶動與自己合作的、廣大的上下游中小微企業，一起尋求發展機遇。

　　外界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疑惑，一個是房地產是否已經觸底？筆者認為，基于中國經濟成長性的認識，當下雖然從近700個城市的大面上來看，房地產的“黃金時代”這個特征已經明顯消退，但還會更多體現為“白銀時代”，它的含金量仍然很高。當然，不排除一些地方進入了只能穩定發展的“黑鐵時代”，甚至或有少數三、四縣城市更為糟糕的局面。但實事求是說，現在房地產業面臨的挑戰，更多是在2021年底以來中央頻吹房地產政策暖風的情況下，怎么完成筑底消化市場上不良預期的過程。我們現在應該更有信心，總體而言，樓市是可以穩住的，不會出現人們曾經擔心的多米諾骨牌式崩盤。但是它的恢復，還需要一個在早已形成的“冰火兩重天”格局下，總體而言等待基本局面特征轉換臨界點出現的過程。近期，我們已看到了由“火”的一邊帶動未來這種情況的跡象。

　　人們關心的第二個問題，是財政的可持續性，突出的是地方財政缺口的問題。總體來說，這些年分稅分級財政制度，已經相對好地處理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事權與財力運用方面，覆蓋中央和地方共同行使的事權，已經越來越多地具體落實到操作方面的支出責任清單。比如，在醫療保障、公共交通、義務教育等這些非常重要的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供給領域，中央和地方是按照陽光化的制度規則一起處理怎么分擔它們的支出，在操作方面，這些都有越來越清晰的細則。中央、省兩級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會特定地、選擇性地支持欠發達的和困難的市縣與基層。近幾年，受到疫情沖擊，出現了一些地方財力吃緊的情況。但從全局來看，我們畢竟有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底子，對于頂過這一輪的支出壓力，還是有把握的。到各地看一看，發展建設是有延續性的，經濟成長性體現的過程大體沒有中斷，只要給予一定的修復條件，它就會跟上。而且，我們政策工具箱的財政政策可用工具還是比較充足的。

　　做了幾十年研究，筆者過去就知道一句話，叫做“年年難過年年過”，等到壓力扛過去以后，通常都再補上一句話，“年年過得還不錯”。當然，這次我們面臨的風險比過去要高一些，但在黨的二十大給出很好指導后，相信我們能夠扛過去，包括在復工復產和做好抗疫這方面實現更好的平衡，走過整個所謂后疫情時代。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