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劉世錦

　　城市聚集效應通常能夠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大的經濟擴散效應以及更高的規模收益。針對要素集聚的研究，可以從包含密度、頻度、濃度的“三度”框架展開。其中，人口密度指單位面積土地上的人口數量，有助于對我國城市人口集聚水平進行探討。

　　為了觀測人口集聚水平的演變軌跡，我們利用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計算了全國337個城市的人口密度，發現我國人口密度整體呈沿海向內陸遞減的趨勢，且不同密度城市所占的面積呈明顯的金字塔分布。如果以人口密度為衡量標準，可以把這些城市進一步分為高密度（2000人/平方公里以上）、中高密度（500—2000人/平方公里）、中低密度（100—500人/平方公里）及低密度（100人/平方公里以下）四個層級。過去20多年時間，中高密度和高密度的城市總體保持上升態勢，低密度城市數量則在快速下降后趨于穩定。城市人口密度向上躍遷主導了各層級城市變化的基本過程，特別是高密度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提升幅度較大，表明人口仍在持續向高密度地區聚集。從不同人口密度城市的GDP增速水平來看，四個層級都呈下降趨勢。但從人均GDP來看，除低密度城市之外，其他層級城市的人均GDP始終處于增長狀態，且增長斜率在2013—2014年后逐漸出現分化。此外，人口密度與人均GDP呈對數線性相關，建成區地均二、三產業GDP和對應產業就業密度則存在明顯對數線性正相關性，人口密度與人均收入、人均消費水平也大體表現出相同的態勢。

　　為了更全面地衡量我國城市化水平，我們構建了“人口稠密率”的概念。可將人口密度高于500人/平方公里的城市定義為稠密城市，將這些城市的常住人口的加總稱為稠密人數，人口稠密率等于稠密人數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可作為全國人口集聚水平的一個表征。2000—2020年，我國稠密人數由4.4億人增長至7.11億人，稠密率由34.7%增長至50.27%；城市化率的提升速度快于人口稠密率的提升速度，說明一部分城鎮化是在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的地區完成的。對部分已完成城鎮化的地區而言，其人口集聚水平仍有繼續提升的潛力。

　　根據上述研究，我們可以得出六點政策含義。第一，實現城市人口密度增加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們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邏輯基礎。偏離或者背離這個方向，都不利于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第二，近年來，各大都市圈與城市群實現了快速發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密度、就業密度的進一步提升，進而表現出更高的經濟效率和競爭力。第三，現階段我國城市人口密度總體偏低，還有較大提升空間，部分高密度建成區也面臨合理避堵問題。第四，下一步應破除不利于人口和勞動力流動、城市人口密度提升的體制機制制約，重點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為農民工群體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第五，低收入人群通過流動進入高密度城市，將會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和收入水平，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助力共同富裕。第六，通過人口流動，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和生產率，將會帶動人口和其他資源在全國范圍內的優化配置，各地也將尋求發展各具特色的優勢產業，減少同質化布局，地區間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趨于縮小，這正是我們推動區域間協同發展的應有之義。

　　（文章源發于：中國社會科學網）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