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一鳴

　　2022年8月19日，“亞洲金融危機25周年的回顧與啟示”國際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在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總結了應對危機的經驗教訓和留給我們的啟示。

　　以下是發言全文：

　　1997年7月初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距今已經25年。在全球經濟滯脹和衰退風險上升、一些國家和地區面臨債務和金融危機沖擊的今天，回顧和反思這場危機的背景和成因，總結應對危機的經驗教訓和留給我們的啟示，不但有紀念意義，更重要的是能夠以史為鑒，警示未來。

　　亞洲金融危機發生的背景、原因及其影響

　　開始于1997年7月初的亞洲金融危機，從泰國發端，迅速蔓延到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此后韓國、日本、中國香港都受到沖擊和影響。

　　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十年，上述經濟體都通過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出現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年均經濟增長率都保持在7%~10%，其中泰國年均增速9.2%，韓國、馬來西亞略高于9%，涌現了亞洲“四小龍”和“四小虎”，被國際輿論稱為“亞洲奇跡”。但在經濟繁榮的同時，這些經濟體積累的各種矛盾和風險也暴露出來。

　　一是外部資金大量涌入造成資產泡沫。東南亞國家普遍采取高投入推動高增長的發展模式，在國內資金成本不斷升高的情況下，大規模引入低成本國外資金，有的國家外債規模占GDP比重高達50%左右，加上金融監管不力，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不僅普遍出現資產泡沫，還造成資金期限錯配。一旦出現資金外逃和流動性收縮，高外債和期限錯配，就會引發金融危機。

　　二是固定匯率制度加劇匯率風險。東南亞國家都是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出口依存度高過高。危機前十年，這些經濟體出口年均增速都保持在10%~20%，為穩定出口，減少企業匯率風險，東南亞國家普遍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匯率普遍高估，在遭遇國際資本沖擊后，外匯儲備急劇枯竭，最終不得不放棄固定匯率，本幣在短期內大幅貶值，成為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三是過早開放資本賬戶增大金融體系脆弱性。受經濟、金融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危機前十年，這些經濟體紛紛啟動金融自由化進程，同時為彌補財政赤字和經常賬戶逆差形成的資金缺口，在金融監管體系尚不健全的情況下，過早開放資本項目，并大量使用短期資本項目融資，為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

　　除了上述因素外，外部沖擊也是引發危機的重要因素。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在進入加息周期后形成的外溢效應，導致大量資金從東南亞回流美國，對危機爆發起到推波助瀾作用。國際游資趁機進行投機炒作，迫使這些國家貨幣大幅貶值并從中漁利，加速了危機爆發。危機發生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向部分國家提供救助時，要求采取緊縮政策，導致經濟收縮，產能過剩，資本回報率下跌，進一步推動國際資本外逃。

　　亞洲金融危機后，東亞經濟體都遭遇了嚴重沖擊。韓國是受沖擊相對較小，1998年經濟增速為-5.4%，比1997年下降11個百分點。印尼受沖擊最大，1998年經濟增速為-13.1%，比上年下降18個百分點，而且還發生了政治動蕩。馬來西亞受危機影響時間最長，連續兩年負增長，直到2003年后經濟增速才回到危機前水平。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危機使這一地區1萬億美元貸款變為呆賬，2萬億美元股票化為烏有，3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遭受損失。

　　亞洲金融危機促使人們進行反思，質疑“亞洲奇跡”的美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成為關注焦點。他早在1994年在《外交季刊》發表的《亞洲奇跡的神話》一文中就指出，僅靠增加投入而不進行技術創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是不可持續的。可見，東亞經濟體普遍存在高投入高負債的增長模式，重視增長速度而忽視增長質量，這種要素投入驅動型增長模式是引發危機的深層原因。

　　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和應對舉措

　　亞洲金融危機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次直接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危機對中國的出口和制造業造成沖擊，并造成投資下降和失業增加，經濟增速放緩。1998年中國經濟增速降至7.8%，1999年再下降到7.7%，直到2003年經濟增速才回升到10%以上。由于企業盈利下降，資產負債表惡化，銀行放貸更加謹慎，企業投資增速明顯下降，同時失業增加，農民工返鄉，社會消費疲軟，出現了較為嚴重的通貨緊縮。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采取了一系列危機應對舉措。

　　一是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刺激消費、擴大內需。1998年中央政府向國有商業銀行發行10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主要用于農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礎設施、城鄉電網改造和建設、國家直屬儲備糧庫、經濟適用房等投資。1998~2004年，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9100億元，推動中國基礎設施建設邁上大臺階，為下一階段高速增長奠定了基礎。

　　二是實施穩健貨幣政策，促進經濟恢復。連續下調各項基準利率，大幅降低存款準備金率，1998年3月一次性將維持10年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由13%一次性下調5個百分點至8%，1999年再次下調2個百分點至6%。

　　三是推進一系列改革開放舉措。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快對石油、通信、電力等進行戰略重組，推進這些企業公司制改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動地方中小國有企業轉制，并給予減稅和信貸支持。到2020年底，大多數國有虧損企業擺脫困境，民營中小企業快速成長。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對國有商業銀行進行財務重組，將1.4萬億元銀行不良資產剝離成立4家資產管理公司，并向國有商業銀行注入資本金；取消貸款規模管理，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改革呆壞賬準備金提取和核銷制度。推進住房制度改革，推行商品房制度，引入住房按揭制度，發展房地產市場。加快加入WTO談判進程，推進外匯管理和外貿體制改革，通過匯率并軌改革和實施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推進外貿快速增長。

　　在有效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內地沖擊的同時，我們還堅定支持香港渡過難關，同時向國際社會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并通過多種渠道向東南亞國家提供外匯支援，增強了東亞各國戰勝危機的決心和力量，為穩定東亞經濟和金融市場作出重要貢獻。

　　亞洲金融危機留給我們的啟示

　　亞洲金融危機留給我們許多重要的經驗和啟示，對于應對國際經濟形勢復雜變化和潛在的危機沖擊，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一，健全的金融體系是抵御外部沖擊的重要保障。遭受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國家，往往都存在負債率高、期限錯配、不良資產比例大等問題，增大了金融體系脆弱性，一旦本幣面臨貶值壓力和資本外逃，脆弱的金融體系就會首當其沖。這啟示我們，要堅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完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加強對金融機構監管，健全金融安全網，增強金融體系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

　　第二，構建有彈性的匯率制度有助于緩沖外部沖擊。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表明，固定匯率制度難以發揮匯率的市場調節功能，還可能造成資本過度流入和助推經濟泡沫。構建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向市場提供正確的信號，有助于保持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我們要堅持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發揮好匯率調節對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的穩定器作用。同時，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提高對跨境資本流動的逆周期調控能力。

　　第三，深化改革是有效應對外部沖擊的根本途徑。高速增長時期掩蓋的各種矛盾和風險，在危機時期往往會“水落石出”，這往往是推動改革的重要窗口期。此時推動改革的阻力相對較小，更容易達成共識。中國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過程中，推進國企、金融、外貿、房地產、社會保障等領域改革，不僅有效擴大國內需求，而且提高了供給側效率，增強了增長內生動力，為走出危機和啟動新一輪增長奠定了基礎。

　　第四，穩步擴大開放才能更好抵御外部沖擊。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程度不高，客觀上起到了隔離外部沖擊的作用，因而受跨境資本流動沖擊影響較小，但不能因此否認開放的重要性。封閉并不是應對危機的有效手段，只有開放才能真正提升應對和化解危機的能力。事實上，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及時推進外匯管理和外貿體制改革，國際收支水平明顯改善，對穩定市場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我國積極推進加入世貿談判，以更加開放更加積極的姿態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為提升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能夠增強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金融危機的沖擊，根本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遭受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國家，多為要素投入驅動型增長的經濟體，長期依靠勞動力資源和資本投入拉動經濟高速增長，但科技創新能力不強，全要素生產率偏低，這種依靠要素投入驅動的增長模式難以持續。應對危機的經驗告訴我們，必須堅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持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特別是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才能在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也才能更有效抵御外部沖擊。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