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羅志恒

　　今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屆滿25周年，澳門回歸也已進入第23個年頭。香港與澳門在回歸后取得了哪些發展成果，又將在下一個25年中駛向何方？

　　香港和澳門見證了我國經濟騰飛的歷史性成就，不僅將資本、技術、企業引入了內地，充當內地與海外之間的橋梁，還搭上了內地經濟“高速列車”，實現內地與港澳之間共享發展。但是，繁榮之下亦有隱憂，港澳服務業經濟正遭遇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的沖擊，科技創新力有未逮，城市人居空間矛盾長期累積，人才優勢亦漸行漸遠。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時代巨潮中，港澳如何占據潮頭？我們認為，港澳應堅持“一國兩制”，全面推動實體經濟、科技發展和城市更新，共建大灣區一體化市場，助力建設新發展格局，推動形成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強大支撐。本文將重點研究以下問題：香港和澳門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如何？當前港澳經濟正面臨哪些巨變？未來港澳如何實現長期繁榮？一、當前港澳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1、疫情前的2019年，港澳經濟總量分別達到2.84、0.43萬億港元（約合2.5、0.38萬億元人民幣），分別接近于深圳、太原的規模。疫情后，港澳商貿旅游活動銳減，經濟受損明顯。2021年港澳人均GDP分別是內地平均的4、3.5倍。2、香港、澳門外貿依存度超高，本地產業呈“服務化”特征。香港金融、貿易、專業服務等行業優勢突出，轉口貿易規模巨大，澳門博彩旅游“一業獨大”態勢未變。3、港澳城市空間高度擁擠，背后原因是香港土地略少而生態用地比重極高，澳門則是土地面積極少。香港、澳門陸地面積在粵港澳大灣區11城中排在最末兩位，人口密度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位列第四、第一。4、港澳城市基礎設施體系較為完善，房價極高。交通方面，香港公共交通的覆蓋程度全球領先，每日可服務上千萬人次，澳門公共交通服務以巴士為主。教育方面，香港擁有5家全球排名前100的大學。衛生健康方面，香港、澳門人口預期壽命分列全球第一、第三。住房方面，港澳住宅價格極高，2021年每平米成交均價分別超15萬、10萬港元。5、港澳財政連續多年保持盈余，發達的現代服務業和博彩行業創造了充足財政收入。香港利得稅（相當于所得稅）、地價收入、印花稅是其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澳門幸運博彩特許收入在財政收入中處于主導地位。香港財政支出多用于衛生、社會福利、教育等方面，澳門財政支出多用于經濟服務、衛生、教育等方面。6、港澳未來規劃中，發展高端產業、改善社會民生是兩大主題。香港經濟結構向價值鏈高端邁進，重點在于科技創新。澳門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積極推動以中醫藥研發制造為切入點的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文化體育等產業發展。

　　二、港澳身處百年變局之中，正迎來六大切換

　　1、從分割市場切換為一體化市場。大灣區框架下的粵港澳整合，將為香港和澳門帶來便利拓展內地市場、對接新的海外市場等優勢。未來全國統一大市場拓展到香港和澳門，將成為我國都市圈城市群建設的重要創新，助力落實雙循環發展戰略和構建新發展格局。

　　2、從去工業化切換到再工業化。在全球“再工業化”大潮中，港澳實體經濟卻缺乏有力增長點。建議在集成電路、醫藥等全球熱點選擇專攻細分方向，通過跨越式發展進擊產業前沿，重塑港澳制造業形態。3、從低技術產業切換到創新科技。香港和澳門上一階段選定的新興產業“硬科技”含量不足，實際表現也不如人意。未來港澳一方面要持續培育新興產業，更加重視“硬科技”領域，另一方面還需設法彌補研發投入在國際上的巨大差距。4、從人口紅利切換到人才紅利。與內地比較，港澳的人才資源或正逐漸從長板變成短板。北京、上海的大學以上學歷人口比重已超過香港，廣深珠的比重已接近香港。未來港澳一方面要加大人才招引力度，積極吸納非本地人才，另一方面要著力培育本地優秀人才。5、從高密度老城切換到規劃新都會。土地空間擁擠是香港、澳門城市發展過程中的長期矛盾。展望未來，新界“北部都會區”、橫琴將成為香港、澳門的新發展空間。6、從強調規模速度切換到強調安全發展。國家安全是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堅持“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根本原則，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才能為港澳長治久安及穩定發展確立堅實基礎。三、展望未來未來幾年，既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也是澳門推動變革創新和經濟多元發展的重要時期。在國內外形勢變局中，香港和澳門要發展經濟，也要處理好住房、就業等累積、遺留問題，改善民生，并化解各種風險。國家是港澳的最堅強后盾，未來港澳要把握住在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角色，堅持“一國兩制”，全面推動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推進粵港澳全面合作，加快大灣區一體化市場建設，增強港澳溝通國內與國際的通道功能。風險提示：統計數據更新不及時；港澳施政力度不及預期；國內外經濟波動和疫情反復；全球產業重構

　　目錄

　　一、大灣區雙子星：回歸以來港澳經濟社會持續繁榮

　　（一）城市經濟：港澳經濟高度發達，需求“內外有別”，主因香港依托商品貿易、澳門以博彩為支柱

　　（二）區位地理：港澳現有城市布局高度擁擠，發展空間分別轉向“北部都會”和橫琴島

　　（三）都會功能：港澳城市基礎設施體系較為完善

　　（四）公共財政：港澳財政連續多年保持盈余，疫情對港澳財政收支影響各不相同

　　（五）發展規劃：培育高端產業和改善社會民生是港澳的迫切任務

　　二、破舊立新：百年變局下，港澳經濟正迎來六大切換

　　（一）區域經濟整合：內地與港澳從分割市場切換為一體化市場

　　（二）重振實體經濟：從去工業化切換到再工業化

　　（三）壯大新興行業：從低技術產業切換到創新科技

　　（四）高端人才引育：從人口紅利切換到人才紅利

　　（五）拓展城市空間：從高密度老城切換到規劃新都會

　　（六）維護安全法治：從強調規模速度切換到強調安全發展

　　正文

　　一、大灣區雙子星：回歸以來港澳經濟社會持續繁榮

　　香港、澳門是我國的兩個獨立關稅區，也是實行自由港政策的小型開放型經濟體。1949年以來，香港和澳門經歷了從轉口貿易港，到輕工業基地，再到后工業化的發展歷程。在內地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港澳將資本、技術、企業引入內地的廣闊腹地，發揮好港澳作為內地與海外之間的橋梁功能，推動港澳與內地經濟一同實現飛速發展。回歸祖國后，港澳依托內地超大市場規模，與內地加快優勢互補，經濟實力繼續提升，公共服務更加完善。

　　（一）城市經濟：港澳經濟高度發達，需求“內外有別”，主因香港依托商品貿易、澳門以博彩為支柱

　　1、經濟總量

　　香港、澳門回歸以來實現繁榮穩定，經濟實力不斷增強。香港、澳門GDP分別從回歸當年的13731、508億港元（約合14705、542億元人民幣）提高到2019年的28448、4326億港元（約合25041、3807億元人民幣），相當于全國（含港澳臺）的2.3%、0.36%，分別接近于深圳、太原的經濟規模。按不變價格計算，截至2019年香港、澳門GDP分別較回歸當年增長92%、285%。此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及香港修例風波等影響，港澳商貿旅游活動銳減，經濟一度明顯下滑，2021年香港、澳門經濟規模相當于2019年的99.5%、54.3%。

　　香港、澳門人均GDP遠超內地水平。2019年香港、澳門人均GDP分別達到37.7、64.2萬港元（32.8、55.9萬元人民幣），是內地平均的4.7、8倍，澳門人均GDP位居世界第二，遠高于臺灣地區人均GDP。2021年，香港人均GDP恢復至38.7萬港元（32萬元人民幣），澳門仍受疫情較大影響，人均GDP為35萬澳門元（28.1萬元人民幣），低于香港。

　　2、經濟結構

　　從產業結構看，港澳已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第三產業比重超過九成。香港在20世紀中葉完成工業化，隨后開始進入后工業化時代。70至80年代，香港一二產業比重從30%以上快速下行，到1990年已降至20%以下，服務業比重則不斷提高。2004年后，香港服務業占GDP比重超過九成，在經濟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在疫情前的2019年比重高達93.4%。2009年后，澳門服務業比重也超過了九成，2019年高達95.7%。

　　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變化趨勢相似，同樣體現了港澳的“去工業化”進程。以香港為例，2000年至2010年，一二產業就業人口比重從16.6%降至11.3%，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則從83.4%升至88.7%，此后基本維持在2010年的水平，2020年一二產業就業人口占11.2%，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重占88.8%。

　　香港金融業、進出口貿易、專業及商用服務等行業規模較大。疫情對香港產業結構的影響并不顯著，金融及保險、公共社會服務、進出口貿易、樓宇業權、專業及商用服務仍為香港的前五大產業，2020年占GDP比重分別為23.3%、20.7%、15.9%、11.8%、5.3%。香港在金融及保險、進出口貿易、專業及商用服務等行業中具備很強的稟賦優勢，我們測算金融及保險、進出口貿易的勞動生產率達到209、134萬港元/人。我們將在后文對這些產業展開進一步分析。

　　公共社會服務、樓宇業權是香港經濟中較為特殊的兩個行業。第一，香港的公共和社會服務業整體比重較高，超過20%，其中包括了行政、教育、衛生、文化等行業。與內地可比行業（我們測算合計約占內地GDP的12.7%）相比，比重高出8個百分點。第二，香港的“樓宇業權”納入了GDP核算，這與內地不同。“樓宇業權”反映了住戶部門不動產“提供”住宿等功能的價值，而由于香港的樓宇價格較高，每年的“樓宇業權”增加值也較高，單此一項就超過3000億港元，占GDP的10%以上。

　　澳門經濟中博彩業一業獨大，房地產、銀行、批發零售具有一定優勢。澳門回歸以來，博彩業一直是經濟中的支柱產業，占GDP比重從1999年的30.1%一路上行，2013年達到62.9%，后回落至2019年的51%。房地產、批發零售、銀行業規模僅次于博彩業，2019年比重分別為8.8%、5.6%、5.5%。全球疫情對澳門旅游和博彩造成較大影響，2020年博彩業比重大幅降至21.3%，但仍為第一大產業，房地產、銀行、公共行政、批發零售業分列2至5位，比重分別為17.6%、13%、10%、6.9%。

　　從需求結構來看，香港以本地消費需求為主，澳門更加依托于出口需求。香港經濟中，本地消費、資本形成在GDP中的比重大致是80%、20%，凈出口比重較小，幾可忽略。其中，私人消費占GDP比重達到六成以上，是香港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量。澳門經濟結構特殊。疫情以前，本地消費、資本形成、凈出口大致為35：14：51，凈出口占據總需求的半壁江山。由于疫情對博彩等服務出口帶來較大沖擊，導致凈出口比重大幅萎縮，2021年本地消費、資本形成、凈出口比重變為65：23：12。

　　港澳同為高貿易依存度的經濟體，但香港進出口規模相近，澳門出口遠高于進口，主要反映了兩地的貿易品類差異。第一，香港貨物貿易體量大，進口與出口大致相抵，體現香港主要是轉運地而并非商品原產地。第二，澳門服務出口規模遙遙領先，高于商品進出口、本地消費和投資，更多與高度發達的旅游博彩業有關。如果考慮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值，則港澳均體現出很高的貿易依存度。香港進出口總額相當于GDP的比例從回歸之初的233.4%上升到2021年的403.1%，澳門進出口總額相當于GDP的比例也始終高于100%。

　　對貨物貿易而言，中國內地是香港和澳門的最大貿易伙伴，香港進口與再出口體量相當，澳門以進口為主。第一，從貿易伙伴來看，香港對中國內地的貿易額占香港全部貿易額的一半以上，中國臺灣、美國位居第二和第三，第四至第十名則均位于亞洲，澳門對中國內地的貿易額占澳門全部貿易額的三成，此外對法國、意大利、中國香港、日本的貿易規模較高。第二，從進出口以及品類來看，香港轉口（再出口）貿易占貨物進出口貿易的47%，進口占貨物進出口貿易的52%，“轉口港”特征凸顯，其中電動機械（46.3%）、電訊設備（15.4%）、辦公設備和自動資料處理設備（11.5%）占轉口貨值的比重分列前三位。澳門貨物貿易中進口占92%，本地產品出口和轉口貿易均較少。

　　3、人口、就業與收入

　　港澳人口總量趨于見頂，總和生育率低迷，或面臨與內地類似的人口紅利回落的局面。整體來看，香港總人口初現回落，澳門總人口趨于見頂。2021年，香港、澳門總人口分別為741、68萬人，相當于內地人口數的5.2%、0.5%。與2019年相比，香港總人口下降11.8萬人，或體現了疫情下出生率下降、跨境來港就業就讀人口減少、香港居民因疫情居留外地等因素影響。澳門人口上升勢頭放緩，2021年較2019年小幅上升0.3萬人，較1999至2019年年均上升1.25萬人的水平明顯回落。據聯合國經社部估計，香港、澳門總和生育率僅為1.41、1.30，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

　　港澳就業人口大致呈現波動上升態勢，近年來分別保持在370萬人、38萬人左右的水平。疫情對就業人數帶來打擊，港澳失業率在2019年2.9%、1.7%的低位基礎上，出現明顯上升。但從全球來看，港澳仍屬于低失業率地區。

　　港澳就業人員收入一度接近，后又重新拉大，目前澳門就業收入中位數約相當于香港的85%。港澳回歸初期，澳門就業收入中位數約為香港的一半左右。隨后澳門收入水平快速提升，2015年一度反超香港，但2019年以來差距重新拉大。（二）區位地理：港澳現有城市布局高度擁擠，發展空間分別轉向“北部都會”和橫琴島

　　香港、澳門區位優越但陸地面積小，人口密度處于全球前列。香港、澳門位于珠江口兩側，附近優良海灣較多，距廣州的直線距離為100多公里，能夠輻射珠江流域和華南地區的廣闊腹地，其中香港早在唐朝就已成為廣州進出口所依托的重要港區。從面積看，香港、澳門陸地面積分別為1114、32.9平方公里，僅為海域面積（1650、85平方公里）的68%、39%，為粵港澳大灣區11城中陸地面積最小的兩個，相當于684個內地城市（住建部統計口徑，含直轄市、副省級城市、地級市、縣級市等）中的第531、683位。從人口密度看，香港和澳門人口密度達到0.7、2.0萬人/平方公里，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位列第四、第一。

　　香港生態空間比重極高，澳門土地面積少，居住條件均為高度擁擠。第一，香港城市空間高度集中在280平方公里已建設區域，更多土地則未得到開發。從全部土地用途來看，林地草地濕地比重高達三分之二，住宅用地僅占7.1%，79平方公里的住宅用地容納了超過700萬人口。將新加坡與香港相比，新加坡人口（569萬人）、土地面積（729平方公里）少于香港，居住用地（約100平方公里）反而比香港多出四分之一，人均居住用地明顯多于香港。第二，澳門土地用途中公共基礎設施用地（23%）、居住用地（21%）、生態保護用地（18%）排在前三，但由于本身面積有限，7平方公里居住用地容納了68萬人口，居住擁擠程度與香港接近。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香港、澳門人均居住面積分別為16、20.6平方米，明顯低于內地水平。

　　除填海造陸外，港澳分別規劃在香港北部都會區及橫琴島布局新的產業空間。香港填海工程可追溯至1852年，資料顯示香港歷年填海工程共新增約67平方公里土地，容納了27%的香港人口及70%的商業活動，澳門填海則受益于淺灘較多的有利地理條件，現有陸地面積中接近三分之二來源于填海工程。近年來，社會各界呼吁保護環境與景觀、反對填海的聲音增強，填海工程謹慎推進，有望新增17平方公里可用土地和約30萬套住宅的香港“明日大嶼”填海計劃仍未形成社會共識。2021年，中央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規劃在總面積約106平方公里、超過澳門陸地面積三倍的橫琴島，建設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打造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平臺。同年，香港特區政府發布《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明確香港將在臨近深圳的300平方公里區域規劃建設“北部都會區”，以開拓產業空間，助力解決香港中長期土地需求。

　　（三）都會功能：港澳城市基礎設施體系較為完善

　　1、交通運輸

　　香港公共交通的覆蓋程度達到全球領先水平，澳門公共交通服務以巴士為主。香港公共交通服務每日客運量合計達到1000萬人次以上，包括鐵路、巴士、渡輪等交通工具。其中，港鐵載客量占公共運輸總載客量的37%，現有98個車站，線網全長約266.3公里，75%的人口居住在距地鐵站1000米的范圍內。具有專營權的公共汽車（專營巴士）載客量比重為33%。香港出租車共有1.8萬輛，平均每日載客量76萬人次。澳門公共交通服務以巴士為主，巴士每日載客接近55萬人次。澳門輕軌已開通氹仔線，設11站，全長9.3公里，載客量峰值達到日均3.3萬人次。澳門出租車共有0.17萬輛。

　　澳門人均汽車保有量高于香港。2021年，香港公路總里程6131公里，汽車保有量74.6萬輛，平均每千人擁有101輛汽車，其中電動汽車2.7萬輛，占全部汽車的3.6%。澳門道路總里程達到462.5公里，汽車保有量12萬輛，平均每千人擁有176輛汽車，其中電動汽車0.2萬輛，占全部汽車的1.7%。

　　港澳主要貨運交通方式仍是水運，香港港口吞吐量低于23個內地港口。水運方面，2021年香港港口吞吐貨柜數1779.8萬TEU，貨物吞吐量2.1億噸，占香港全部貨物吞吐量的89.2%，據上海國際航運研究中心統計，香港港口貨運吞吐量位列全球第32、全國第24位，澳門港口吞吐貨柜數12.4萬TEU，貨物吞吐量15.9萬噸（含轉口）。陸運方面，2021年香港跨境客貨運汽車共計611.6萬輛次，陸路貨物吞吐量2084.5萬噸；澳門跨境客貨運汽車共計405.3萬輛次，陸路貨物吞吐量3.4萬噸（含轉口）。航空方面，2021年香港機場客貨航班起降14.5萬架次，航空貨物吞吐量498.7萬噸，澳門機場客貨航班起降1.4萬架次，航空貨物吞吐量4.9萬噸（含轉口）。

　　港澳部分客運交通活動較疫情前下降90%以上。數據顯示，相較于2019年，2021年香港跨境客運汽車從933.7萬輛次降至2.1萬輛次，跨境鐵路（含高鐵）客運列車從7.1萬班次降至0，香港來往內地珠江流域客船從5.4萬船次降至0.1萬船次，來往澳門客船從8.8萬船次降至0.6萬船次。

　　2、住房能源

　　港澳住宅每平米成交均價分別超過15萬、10萬港元。2021年，香港共有296萬套永久性住房，其中沙田、元朗、觀塘超過25萬套，港島東區、屯門超過20萬套。港島、九龍、新界的40平米以下私人住宅均價分別為19、16.6、15.3萬港元/平方米，40平米以下私人住宅平均月租金分別為445、377、307港元/平方米。2021年，澳門共有24萬套住宅，住宅每平方米成交均價10.4萬澳門元（10.1萬港元）。

　　香港人均用電量與內地相近，澳門則高出四成。2021年，香港全社會用電量約為450億千瓦時，人均用電量0.62萬千瓦時，澳門用電量56.9億千瓦時，人均用電量0.84萬千瓦時。香港、澳門人均用電量較內地（0.59萬千瓦時）分別高出5%、42%。

　　3、科技

　　香港已擁有一批科技產業化平臺，澳門的科技產業化平臺相對處于起步期。香港的科技產業化平臺面向生物醫藥、信息技術、綠色科技、精密技術等領域，以提供土地、先進的實驗室、共享設施和服務等方式支持科技成果轉化及企業孵化，主要包括新界東部的香港科學園（22公頃）、香港島西南部的數碼港、靠近深圳的落馬洲河套港深創科園（87公頃，在建），以及大埔、元朗和將軍澳三個“創新園”（原為三個工業村，共217公頃）。澳門的科技基礎設施以位于珠海橫琴的中醫藥科技產業園（50公頃）為主，依托已建立的藥品評估、評審、科研成果轉化等渠道，吸引企業和機構入駐運營。

　　香港、澳門分別擁有16、4家國家重點實驗室，多聚焦生物醫藥領域。香港16家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半數以上聚焦生物醫藥領域，其余涉及環境治理、微波和精密加工等領域。澳門4家國家重點實驗室中，2家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另外兩家涉及中藥和空間科學領域。

　　港澳均設立了創新基金，資助領域分別側重電氣電子信息和生物醫藥。香港政府創新及科技基金2021年共支持3.2萬個項目，總金額約285億港元，受資助項目的前四大類別（按各個科技范疇的項目數排序）是信息技術（30%）、電氣及電子（19%）、制造科技（18%）、生物科技（12%）。澳門科技基金2021年共支持639個項目，總金額約3.5億澳門元，資助的科研項目主要集中在生物醫藥、信息技術、工程和材料等領域。

　　4、教育與衛生

　　香港高校數量和質量明顯優于澳門。2020/21學年，香港共有29所專上院校，在校生24.8萬人，其中來自香港以外的學生占18.9%。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5所學校在多個全球高校排名榜單中位列全球100強。2020/21學年，澳門共有10所高等院校，在校生3.9萬人。澳門大學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位列全球第201-250名。

　　澳門中學教育資源稍好于香港。香港、澳門中小學教育均為十二年制。從中學層次看，2020/21學年香港在校生33萬人，師生比11.2，澳門在校生2.8萬人，師生比10.0。從小學層次看，2020/21學年香港在校生36.4萬人，師生比13.0，澳門在校生3.5萬人，師生比13.4。

　　香港、澳門人口預期壽命分列全球第一、第三。香港醫療機構數量從1997年的96家提高到2020年的144家，目前每萬人擁有醫生21名、護士83名、病床數56張，2020/21財年衛生領域財政支出876億港元，人均支出1.2萬港元。澳門醫院雖只有4家，但除醫院外還有數百家衛生護理場所，每萬人擁有醫生26名、護士38名、住院病床數25張，2021年衛生局總開支89.3億澳門元，人均支出1.3萬澳門元。據世界銀行統計，2020年香港、澳門新出生人口預期壽命達到84.9、84.4歲，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位列第一、第三。

　　（四）公共財政：港澳財政連續多年保持盈余，疫情對港澳財政收支影響各不相同

　　港澳財政連續多年保持盈余，疫情之下香港出現赤字，而澳門仍有少量盈余。回歸以來，香港、澳門特區政府延續了過去的穩健財政政策，收支同步增長。香港在2004/05至2018/19財年（香港以每年4月至次年3月為一個財年）連續15年實現財政盈余，2019/20財年以來三個財年的赤字主要是受到財政支出大幅擴張的影響。澳門一直保持財政盈余，尤其是2007至2014年間全年財政收入達到支出的2倍以上，形成大量財政盈余。

　　1、財政收入

　　香港方面，香港政府收入總額從1997/98財年的2812億港元增長到2019/20財年的5909億港元，2020/21財年受疫情影響收入回落，但2021/22財年大幅反彈到6827億港元（修訂預算數），兩年平均增長7.5%。香港財政收入占GDP比例基本保持在20%左右。結構上，利得稅（相當于企業所得稅）、地價收入、印花稅、投資收入、薪俸稅約占2021/22財年財政收入（修訂預算數）的23.3%、20.7%、14.8%、11.8%、10.7%，為前五大財政收入來源。

　　澳門方面，澳門財政一般綜合賬目總收入從2000年的153億澳門元增長到2019年的1407億澳門元，但隨后連續兩年負增長，2021年僅為960.5億澳門元（核準后預算數），兩年平均下降17.4%，財政收入占GDP比例則在30%-40%的水平波動。結構上，疫情之前，特許批給收入中的幸運博彩收入處于絕對主導地位，占2019年財政收入的八成。疫情后幸運博彩收入大幅下降，2021年居第二位，占財政收入的37.7%，資本收入則上升為第一大收入來源，占比超四成，所得補充稅（相當于企業所得稅）、職業稅（相當于個人所得稅）、印花稅分列第三至第五位，約占財政收入的4%、2%、2%。

　　2、財政支出

　　香港方面，政府支出總額從1997/98財年的1944億港元增長到2019/20財年的6078億港元，2020/21財年為應對疫情沖擊大幅擴張，上升到8161億港元的高位，2021/22財年（修訂預算數）回落到6990億港元。結構上，香港前三大財政支出政策組別是衛生、社會福利、教育，占2021/22財年財政支出（修訂預算數）的14%、13.9%、13.9%。

　　澳門方面，澳門財政綜合賬目總支出從2000年的150億澳門元增長到2019年的847億澳門元。2020年財政支出、2021年核準后預算支出分別為961、954億澳門元。結構上，澳門前三大財政支出功能分類是經濟服務（主要為交通運輸）、衛生、教育，占2021年財政支出（核準后預算數）的15.6%、13.2%、13%。

　　（五）發展規劃：培育高端產業和改善社會民生是港澳的迫切任務

　　1、香港：建設宜居、具有競爭力及可持續發展的“亞洲國際都會”

　　《香港2030+》提出了在2030年乃至更長的時期內，香港的發展空間、城市規劃、基礎設施建設的策略框架，三大目標分別為：提升集約高密度城市的宜居度、迎接新的經濟機遇與挑戰、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發展。

　　第一，改善民生列為三大目標之首，體現了民生元素在香港城市發展中的重要性。積極應對人口和樓宇“雙老化”問題，推動“城—鄉—郊—野”和海濱共融，為不同年齡層人士打造宜居城市。

　　第二，經濟結構向價值鏈高端邁進，重點在于科技創新。香港將對接《十四五規劃綱要》《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打造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深港河套科技創新極點，充分發掘產業空間、創新科技、人力資源，具體包括提供商業、物流、會展等產業空間，構建創新科技生態園，優化人才教育培訓設施等。

　　第三，充分考慮房屋、工商業、醫療、運輸、公共服務等方面現實和潛在需要，可持續和前瞻為原則開展土地規劃、基建投資（含智慧城市）、環境保護等工作。土地供應或是香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規劃提出擬通過北部都會區開發、填海工程、土地更新等方式，滿足中長期26至30平方公里的土地需求。

　　2、澳門：中短期內促進綜合旅游業復蘇，長期必須加快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澳門《二五規劃》提出，一方面要鞏固提升傳統產業，促進博彩和綜合旅游業健康發展，全面優化營商環境，另一方面要順應時代潮流，發揮澳門獨特優勢培育新興產業，推進產業的適度、多元、合理布局，打造“一中心、一平臺、一基地”（世界旅游休閑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中外文化交流合作基地），對接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第一，促進博彩業穩定發展，鞏固提升綜合旅游休閑業。妥善推進博彩牌照競投等工作，增強博彩業國際競爭力，促進具有創意、特色的非博彩業務發展。打響“澳門歷史城區”世界遺產和“美食之都”兩張城市名片，推動會展、零售、餐飲住宿等環節聯動發展。深化“旅游+會展”深度融合，鼓勵引進企業年會、球迷會、車迷會等活動。

　　第二，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用好用足澳門優勢，以中醫藥研發制造為切入點的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文化體育等產業為抓手，發展“澳門制造”品牌和總部經濟，推進產業結構合理多元布局。習總書記指出，要結合澳門實際，在科學論證基礎上，選準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主攻方向和相關重大項目，從政策、人力、財力等方面多管齊下，聚力攻堅。

　　第三，做好珠澳合作開發橫琴的文章，共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把握橫琴深度合作區的歷史性機遇，構建粵澳全方位合作新體制機制。構建以橫琴與澳門間“一線”、橫琴與境內其他地區間“二線”為界限的“分線管理”監管創新模式，探索落地貿易、投融資、財政稅收、金融、出入境的創新規則體系。推進橫琴“澳門新街坊”項目建設，開辟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家園。

　　二、破舊立新：百年變局下，港澳經濟正迎來六大切換

　　（一）區域經濟整合：內地與港澳從分割市場切換為一體化市場

　　世界經濟進入區域一體化的時代。世界經濟格局始終在演變。戰后基礎設施普及和貿易發展帶來了經濟全球化，卻逐漸導致了國際力量對比的調整。在百年變局中反全球化風潮興起，與全球化勢力形成此消彼長的態勢。但是世界回到封閉的前全球化時代已無可能，經濟碎片化之余轉向了區域整合。事實上，WTO多邊談判進展緩慢，USMCA、CPTPP、RCEP等區域經貿組織乃至IPEF（印太經濟框架）正在競爭并改寫國際經貿規則體系，已成為全球經濟走向區域化整合的印證。

　　港澳與內地經濟合作取得積極成果。為提升港澳經濟韌性，未來還需進一步推動一體化。港澳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方針、單獨關稅區和自由港地位、接軌國際的市場制度保障了港澳的良好營商環境和經濟競爭力，近年實施的CEPA及各項補充協議，進一步暢通了內地與港澳之間的貿易投資活動。但是，正如香港特區政府在《香港營商環境報告》中所指出，一些外國對中國崛起感到焦慮。相關國家以無理制裁的方式破壞香港經濟穩定，阻礙香港對外商貿往來。從內地看，內地的超大規模市場應成為港澳經濟強大后盾，而港澳也有必要、有條件深化與內地經貿投資合作，削弱外部非法制裁影響，強化經濟運行的韌性。

　　事實上，發展層次或經濟制度的不同并非經濟一體化的阻礙。如歐盟始終以法德為核心，但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同樣是歐盟一員。又如，東盟經濟一體化進程由資本主義的馬來西亞、新加坡等以及社會主義的越南、老撾等共同參與。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內地與港澳經貿投資一體化的重要機遇。大灣區建設是黨中央決策的重大國家戰略，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作為區域發展核心引擎，整合港澳與珠三角九市，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內容涵蓋協同創新、基建互通、建設產業體系和開放經濟等。對港澳而言，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或是最具深遠意義的一項內容，將起到對港澳長遠發展的筑底作用。

　　大灣區市場一體化對港澳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拓展內地市場、對接海外市場、推廣港澳商事規則等三個方面。第一，大灣區內部的投資、貿易、人員貨物往來便利化，有助于港澳企業拓展內地市場，發揮出港澳經濟的發展潛力。第二，粵港澳共同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有利于港澳對接海外尤其是“一帶一路”地區的經貿平臺、投資項目和專業服務市場。第三，珠三角參與大灣區一體化市場，更需要透過港澳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此舉有望使港澳商事模式落地內地市場，并通過內地參與經貿協定而實現“轉口”海外，有望提升港澳商事規則的國際地位。此外，近期中央提出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和內外貿一體化建設，有利于打破國內市場分割，改善國內外體制機制銜接，將對推進港澳與內地經濟一體化形成更多的助益。

　　（二）重振實體經濟：從去工業化切換到再工業化

　　回歸以來，港澳經濟全面轉向以金融和博彩為代表的服務業，實體經濟“去工業化”嚴重。港澳產業延續回歸前的發展紅利，新的突破性增長點一直未曾出現，與全球的“再工業化”大勢相脫節，難以支撐下一階段的城市發展。

　　香港已完整經歷從工業化到去工業化的歷程，目前金融、貿易、專業服務等服務業高度發達。歷史上，香港經濟的變遷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從轉口貿易主導（二戰前），到勞動密集和出口導向型制造業主導（二戰后），再到制造外遷、服務主導（改革開放至今）。上世紀70年代開始，香港服務業憑借地理接近內地、制度接軌全球、資本人才豐富等優勢獲得發展先機，風頭一時無兩、遠超制造業。

　　香港GDP有一半以上來自金融、旅游、貿易及物流、專業和商業服務四大行業。2020年，四大行業增加值合計達到1.4億港元，占GDP的55.1%，其中金融、貿易及物流分別占22%、19%。四大行業帶動就業150.4萬人，占全部就業人數的41.1%。

　　必須承認，香港的服務經濟具有全球性的品牌效應。最新數據顯示，香港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保持亞洲第一、全球第三，僅次于紐約和倫敦。香港證券市場市值排名亞洲第四、全球第七（2021），是最活躍的IPO市場之一。香港是亞洲第二大和全球第四大外匯市場（2019）、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占全球人民幣支付交易約76%。在CEPA框架下，香港金融業大為受益，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跨境理財通在2014年以來陸續開通。此外，香港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輸出地（2020），香港國際機場的貨物吞吐量位列全球第二，海外直接投資規模全球第三。

　　再看澳門，澳門博彩業歷史悠久，是最重要的經濟支柱。澳門博彩業的發展可追溯至16世紀。1961年葡萄牙政府批準澳門開設“恒久性博彩區”，而當時輕紡、電子等出口制造業一度繁榮，至90年代以后制造業大量遷入內地，旅游博彩業比重躍居澳門各行業首位。

　　疫情前，博彩業占澳門GDP比重超過一半，形成的財政收入占到財政總收入的八成以上，疫情后博彩業仍然是澳門最重要的行業。2021年，博彩業企業全年毛收入達到875.6億澳門元，其中超過99%的收入來自幸運博彩（在經批準的場所進行的、主要依靠運氣的博彩），其他博彩（如足球彩票、賽馬等）占比微弱。在幸運博彩收入中，約85%來自博彩業務，約15%來自客房、餐飲、零售及場地租賃等非博彩業務。

　　當前，產業結構的失衡令港澳經濟陷入不利，必須看到港澳傳統制造業趨于收縮，而服務經濟則受到疫情打擊。

　　制造業方面，近年來港澳傳統制造業生產停滯，甚至有所收縮。當前，香港制造業生產活動低于2010年水平，食品飲品煙草的增量被紡織服裝、機電行業的負增長抵消。澳門制造業在疫情沖擊下回落到2008年水平，食品飲料為澳門制造業中唯一較2008年增長的行業，而紡織和服裝業生產活動2008年以來年均降幅達20%左右。從占GDP比重來看，港澳制造業比重早已降至個位數，2020年占比均為1%。以色列、新加坡等小型經濟體制造業比重維持在10%以上，遠高于港澳。

　　服務業方面，香港發展最快的服務行業，主要包括銀行保險等金融行業和倉儲、速遞等低技術行業，而信息軟件、通信、專業和科技服務等行業，2011年至今年均增速僅為4%左右，對經濟的拉動不及地產業（6%）。以博彩、旅游為主的澳門更是缺乏其他增長點。在疫情影響下，訪港人數從每月數百萬降至不足一萬，訪澳人數從每月數百萬降至不足一百萬，兩地旅游、商務服務、批發零售等行業受損明顯。

　　“再工業化”帶來經濟格局重構，各方積極進軍制造業高端環節，力爭在全球產業版圖爭得一席之地。從海外來看，不僅美、德、日等大型經濟體高度強調制造業競爭力，新加坡、以色列等旅游、金融行業高度發達的中小型經濟體也未舍棄高端制造業。例如，與香港同為“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制造業基礎十分扎實，占GDP比重通常維持在20%以上，電子、新能源、化工、儀器儀表等行業始終保持世界領先地位。從國內看，內地主要城市目光直指實體產業高端領域，提出“高精尖經濟結構”“卓越制造基地”“制造業立市”等目標，重點突破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等領域，力圖在全球產業版圖中站穩腳跟。

　　香港政府已提出“再工業化”，目的是利用物聯網、人工智能、新材料、智能生產等創新科技，推動高附加值產業鏈落地發展。新一任特首李家超提出，要吸引內地及國際大型企業在港設立研發及高端生產基地，并鼓勵科研成果轉化落地。

　　港澳“再工業化”應體現前沿、開放、融合的特征。

　　第一，以創新和跨越式發展為目標，在集成電路、醫藥領域選擇專攻方向，進擊產業前沿，重塑本地制造業形態。港澳制造業僅有1%比重，體量幾可忽略不計。傳統的食品、紡織等行業具有品牌和標準優勢，但市場拓展與降本增效都缺乏空間，簡單的循序漸進式發展難以扭轉制造業空心化局面。惟有改弦更張、奇兵制勝，在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等領域選定細分行業，布局小規模定制化工廠、高端產線等差異化發展方向，進而追趕全球科技與產業前沿。否則，由于港澳制造業生態與自身造血能力并不成型，若支持面過大，“撒胡椒面”無益于形成產業競爭優勢。

　　第二，瞄準外部市場，積極適應國際需求變化。香港生產力局《香港再工業化研究》顯示，受訪工業企業以中國內地、東南亞為目標市場的比重，分別達到37%、22%之多。世界制造業無不依托于分工及貿易，對于港澳更是如此。香港轉口貿易發達、電子產品占比高，生物醫藥創新企業多借道香港開展國際資本市場融資，有望為香港本地的電子信息制造、生物醫藥行業提供巨大優勢。

　　第三，“再工業化”還需要與空間規劃、人才引進、智慧城市、生態保育等目標統籌考慮、深度融合，以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長期、可持續發展。

　　（三）壯大新興行業：從低技術產業切換到創新科技

　　新興產業常被寄希望于實現規模壯大、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改善。但是，新興產業往往是被選擇出來的，如果新興產業本身不“新”，那么未來是否能夠“興”就要打問號。2009年10月，正值金融海嘯中的香港，提出了發展教育、醫療、檢測認證、環保、創新科技、文化及創意等優勢產業，其后又在此基礎上確定若干“選定新興行業”，澳門特區政府則在《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分析報告》中，將金融、會展、文化、中醫藥列為四個新興產業。但是，港澳的新興產業表現并不盡如人意，這與產業選擇、支持舉措、國際環境等因素都有關聯。

　　先看香港。香港選定的新興行業中“硬科技”比重較低且表現疲軟。近年來，香港選定的新興行業在GDP中的比重普遍提升，其中文創、醫療、教育分別從2008年的3.9%、1.3%、1.0%提高到2020年的4.5%、1.9%、1.4%。然而一方面，醫療、教育兩個行業發展歷史很長，又屬勞動密集行業，是否屬于“新興行業”常受質疑。另一方面，“硬科技”含量較高的行業表現差強人意，2020年創新科技、檢測認證業占GDP比重分別為1.0%、0.3%，遠低于文化創意行業的規模，較2008年水平（分別為0.7%、0.3%）僅有小幅改善。

　　再看澳門。澳門產業結構中，高技術產業難尋蹤跡，與科學技術關聯稍高的中醫藥排在四個新興行業的末位。澳門四個新興行業的增加值占比由2015年的7.2%上升至2019年的8.3%，而2020年由于傳統行業受沖擊更嚴重，新興行業占比創新高，但這一提升或是短暫性的。從2019年數據看，金融業占GDP的6.8%，處于新興行業中的主導地位，會展、文化、中醫藥則僅占GDP的0.7%、0.7%、0.1%，與科學技術關聯度相對較高的中醫藥僅排在四個新興行業的末位，在經濟中占比極小。澳門政府亦坦承，新興行業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定的基礎配套和培育時間。

　　港澳培育創新引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除了選準并聚力發展新興產業以外，盡快提升研發經費投入、縮窄與其他國家地區間的差距，或是港澳的一大要務。全球科技創新已進入空前密集活躍期，創新投入受到國內外的高度重視。從國內主要城市看，北京、上海研發投入強度已分別達到6%左右和4.1%，大灣區內廣州、東莞、深圳則達到3.2%、3.5%、5.5%。從經濟體看，韓國和日本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研發經費與GDP之比）在全球位居前列，分別超過4%和3%；內地研發投入強度也達到2.44%，接近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

　　對比之下，港澳研發投入強度極為薄弱。香港研發投入強度在低基數基礎上不斷提高，但2020年尚不及1%，與日韓等國以及北上廣深等城市差距懸殊。澳門科技研究起步晚，上世紀80年代才首現本地科研組織，導致科研活動、研發投入一直處于較低水平，UNESCO最新數據（2018）顯示研發投入強度僅為0.2%，甚至低于低收入經濟體均值（0.25%）。

　　（四）高端人才引育：從人口紅利切換到人才紅利

　　少子化和老齡化是包括港澳在內的中高收入經濟體普遍面臨的議題。現代化和城市化往往伴隨著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老齡化是低生育率少子化的必然結果。高收入經濟體出生率經歷了一個下行過程，上世紀60年代跌破20‰，80年代跌破15‰，目前已降至10‰左右。香港、澳門更低于高收入經濟體平均，兩地出生率已分別降至8‰、5‰。從老年人口來看，港澳65歲以上人口占比已達到20.3%、12.2%，高于全球平均的9.5%。

　　港澳實質上是移民社會，數百年來以中國內地為主的外來移民共同鑄就了經濟輝煌。但是，三大變化或改變未來港澳人口遷入的格局，需未雨綢繆做好應對。港澳憑借優越的經濟條件和人居環境，吸引海內外菁英人群前來定居工作。然而，內地從人口紅利階段轉向人才紅利階段，將導致港澳人口形勢面臨三大變化。一是內地人口總量即將達峰，人才培育從中低層次轉向高層次，今后移居港澳的新移民大概率會出現總量減少、知識提升的變化，二是內地在共同富裕的要求下，從重視資本轉向重視勞動，對人才則更加重視，三是內地經濟環境和城市建設整體改善，與港澳差距也在不斷縮小，港澳需要進一步提升自身對人才的吸引力。

　　新一輪科技革命下的人才爭奪日漸白熱化，高層次人才始終稀缺，尖端技術進步加大了人才培育的難度，各地引才政策頻出與外部技術制裁疊加，則使形勢更加復雜。習總書記指出，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競爭，人才是贏得國際競爭主動的戰略資源，是自主創新的關鍵。近年來，人才爭奪日趨激烈，背后既有高層次人才供不應求的一面，又有人才正常循環受到外界打壓的一面。從國內看，人才引育的成本水漲船高。以“孔雀計劃”聞名的深圳，市級財政引進人才費用一度達40億元之巨。從國際看，“一帶一路”人才培養合作穩步推進，但美國打壓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美國會有議員提案禁止中國人取得STEM（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領域美國簽證。

　　“人才紅利”新時代中，港澳的人才資源可能正在從長板變成短板，高層次人才將成為港澳必須大力爭奪的資源。高學歷勞動力或才是未來的關鍵變量。雖然港澳的勞動力總規模仍然保持增長，且就業人員總體學歷層次較高，但部分內地城市的高學歷人口比重現已超過香港。具體看，香港獲大專以上學歷人口比重為29.3%，遠高于內地平均的15.5%，澳門就業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學歷的比重則達到40.2%，比內地的22.1%高出近1倍。但與重點城市相比，香港獲大專以上學歷人口比重已不及北京（42%）和上海（33.9%），大灣區內的廣州（27.3%）、深圳（28.8%）、珠海（25.8%）也接近香港水平。展望未來，港澳一方面要憑借優良的生活環境，積極地吸納非本地高層次人才，另一方面要重點發展高等教育，強化創新科技相關學科，培育更多優秀人才。

　　（五）拓展城市空間：從高密度老城切換到規劃新都會

　　土地空間擁擠是香港、澳門城市發展過程中的長期矛盾，港澳亟需開發新的“熟地”，拓展城市發展空間。香港的城市擁擠主要是政策導向所致。回歸以來，特區政府主導的土地開發在經濟波動期屢屢受到外界干擾，開發進度不順，一方面引起用地短缺、房屋供應不足（漲價）的問題，另一方面導致區域間土地開發不平衡的問題一直無法解決。總體來看，香港土地開發程度只有25%左右，已開發區域相對集中、密度較高。

　　澳門擁擠的根本原因是本身的土地面積小。澳門經過多次填海工程后，土地面積方擴大至32.9平方公里，但僅相當于東莞市虎門鎮全鎮面積的不到五分之一。狹小的土地面積導致了澳門人口密度全球第一。

　　香港在現有維港都會區的基礎上，布局建設北部都會區。香港特區2021年施政報告提出，將在元朗、北區及港深邊境建設北部都會區。北部都會區面積300平方公里，預計將有250萬人居住，建設目標為宜居、宜業、宜游、以創新科技為經濟引擎，打造香港未來二十年的策略發展地區。建設北部都會區的意義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是在維港都會區以外，構建香港第二個經濟引擎。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立完整的創科產業生態系統，使以創新科技為特色的北部都會區與以國際金融中心著稱的維港都會區相媲美，推動兩個都會區并駕齊驅、相輔相成。

　　二是增加房屋供應和創科用地。香港政府認為，總結過去經驗，必須持之以恒開拓土地，不因短期經濟波動或價格變化而動搖，未來要以充足的土地空間來應對創新科技產業、教育科研的需要。

　　三是促進新界地區“職住平衡”。在新界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減少交通資源耗費，提高新界居民生活品質。

　　四是融入大灣區，完善港深融合發展模式。北部都會區將與深圳在經濟、基建、民生、生態環境等多方面緊密合作，強化港深合作協同效應，跨越港深兩地行政界線，打造由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和深圳科創園區組成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澳門與廣東合作發展橫琴島，打造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平臺。2009年黨中央、國務院決定開發橫琴，初心就是為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創造條件。《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指出，橫琴開發開放，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點舉措，是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部署，有利于推動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于澳門而言，橫琴主要能夠提供優化產業結構、拓展居住空間、探索機制創新的三方面作用。

　　一是發展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新產業。布局科技研發和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等高端制造產業，建設世界一流中醫藥生產創新基地，發展文旅會展商貿、現代金融等特色產業。促進境內外人才向橫琴集聚。

　　二是建設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空間。深度對接澳門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為澳門居民在合作區學習、就業、創業、生活提供更加便利的條件，營造趨同澳門的宜居宜業生活環境。

　　三是探索構建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體制機制。作為海關監管區域，實施分線管理機制，由粵澳雙方探索建立合作區收益共享機制。率先在改革開放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大膽創新，推進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用足用好澳門自由港和珠海經濟特區的有利因素，加快實現橫琴與澳門一體化發展。

　　（六）維護安全法治：從強調規模速度切換到強調安全發展

　　國家安全是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一國兩制”方針下，香港、澳門特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保障私有財產和外來投資，保持自由港地位，保障貨物、財產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享有獨特的營商優勢。

　　堅持“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根本原則，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系統構筑安全防線，才能為港澳長治久安及穩定發展確立堅實基礎。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營商環境報告》指出，香港經濟和營商環境一度受到“修例風波”和美國遏華戰略帶來的嚴重負面影響，而直到《香港國安法》實施后，香港迅速由亂轉治，為香港商業發展提供了有序的社會環境，讓香港恢復為一個和諧、多元與包容的國際大都會。

　　參考文獻：

　　李雁玲． 澳門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變動研究． 暨南大學， 2008．

　　倪外． 香港經濟轉型研究．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21．

　　許洪彬， 李嫣， 封曉茹． 澳門科技發展概況初探． 海峽科技與產業， 2021， 34（3）：4．

　　鐘怡， 林良堅， 賴振雄． 港式工業4.0向數碼轉型． 大公報， 2022-05-23．

　　《粵港澳大灣區研究》系列研究報告：

　　5、《廣州、深圳財力差異大解密》，2022年05月26日

　　4、《排頭兵的“優”與“憂”——廣東122個區縣財政經濟全景圖》，2022年01月24日

　　3、《比翼雙飛：廣州、深圳雙城發展報告2022》，2022年01月04日

　　2、《一省三世界：從廣東21城市的財政經濟看區域分化》，2021年04月13日1、《一馬當先：排頭兵為什么是廣東？》，2021年02月18日

　　分析師：羅志恒，執業編號：S0300520110001

　　(本文作者介紹：粵開證券研究院副院長、首席宏觀研究員，注冊會計師，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財政學博士。新財富最佳分析師宏觀經濟第三名（團隊）。研究方向：宏觀經濟、財政理論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