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賈康

　　“長短結合觀大勢，多措并舉謀大局”這個主題，提煉得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在表述上也很有其內涵。長短結合觀大勢，既要看當下，注重短期的問題，也要注意短期和中長期的銜接，特別是要注重把握客觀規律。中國人一向推崇的“取勢”即是要看大勢，意思實際上是要洞察事物發展規律，面對錯綜復雜的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的困擾，努力把握確定性。取勢以后的明道、優術、擇時，是順理成章展開的。

　　多措并舉謀大局，內涵就是指向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經過長期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代化和平崛起，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愿望、滿足整個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之所在，是我們必須時時刻刻牢記心中的發展大局。

　　從短期的視野看，國民經濟面臨著相當嚴峻的形勢。短期感受的經濟下行受到的不利因素影響，至少有4個方面。現在中國經濟處于下行過程的起源，要追溯到2010年。在2010年，我們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使中國經濟的年度表現又站在了兩位數高速增長的狀態上，那一年度，經濟增速是10.6%，和之前改革開放30年總計平均增速9.8%是一脈相承的，更是和鄧小平南巡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的1992年到2010年共十九年的年均增長速度——10%以上高度一致的。但也就是在那一年接近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決策層非常清晰地提出了“穩中求進”這個帶有哲理意味的指導方針，“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后來又進一步明確表述為“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我國經濟發展到2010年，人均國民收入達到4000美元左右。這是從改革開放初期很低的水平——全球將近200個經濟體中位于190位之后的極低水平——一路提升上來的。盡管當時人均4000美元在全世界仍然排在100位以后，但是對于中國本身來說卻已經坐穩了中等收入經濟體這把交椅。依照其他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經濟體的發展過程看，到了這個階段，勢必要告別原來經濟起飛、粗放發展階段的特征，而轉入一個新階段。中央的指導方針就是要在這個階段轉換中，穩住我們的基本運行態勢，追求高質量發展。后來在引領新常態的具體指導方針中又特別強調：我們要解決的矛盾主要是結構失衡問題，必須以結構優化支撐高質量發展。所以，經濟運行特征從高速向中高速的下調，和經濟發展質量從低中水平向中高水平的上升，勢在必行。主客觀因素綜合在一起，中央認為這個階段轉換的過程中，應該實現一個“L型”，它的一豎是表示經濟下行，尾巴拉出來后，就應該轉入一個中高速的平臺狀態，而且這個平臺持續的時間段越長越好，即所謂“由新而入常”。引領新常態在使企業、地方經歷一些陣痛之中，國民經濟在結構優化等方面取得進步。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12個季度，中國經濟年均增速為6.7%到6.9%，波動區間很窄，已有希望乘勢確認L型轉換，但此時另一個影響中國經濟下行的因素出現——中美關系交惡。美國對中國施壓，一開始稱為貿易戰，很快地，外交戰、科技戰、金融戰，乃至人們已擔心擦槍走火的局部熱戰風險，種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市場預期明顯下調，經濟增速擊穿了原6.7%的下限，到2019年，全年只有6.1%，2019年第四季度則為6.0%。經濟下行到2020年，又加入了新的不利因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大降，出現幾十年從未有過的負增長。二季度，以4月8日武漢解封為標志，復工復產相對順利，2020全年實現了2.3%的增長，成為當年全世界主要經濟體里唯一一個正增長國度。2021年的上半年復工復產繼續相對順利，全年同比增長8.1%，但下半年又有一個不利因素，就是中央在經濟工作會議上總結的“三重壓力”交織疊加的問題。從經濟階段轉換到中美關系交惡，再到疫情沖擊，到由于種種主客觀原因綜合而成的三重壓力疊加，是中國經濟運行下行所受到的4個方面的不利因素。

　　當前在這四重因素疊加的慣性作用下，迫切需要擴大內需，消化外部的供給沖擊，弱化并穩住預期，讓它轉好。這些努力正在全國實施開展。貫徹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主線就是要堅定不移地貫徹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聚精會神抓住發展這個硬道理，使我們的經濟運行狀態能夠維護在合理區間。今年兩會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給出了年度增長指標5.5%左右的引導性目標。當下，我們要高度重視國務院領導已經表述的“超預期”的壓力問題，兩會以后以上海為代表的局部疫情沖擊，和原來已有的珠三角、東北以及后來北京等地的疫情交織在一起，對于國民經濟的損害程度不可低估。國務院新近布置了33項刻不容緩的穩經濟大盤措施，要抓緊落實。實際運行中，短期來看，特別突出的問題，就是怎么樣能夠承受住這一輪突起疫情的不良沖擊，化解下行壓力，在穩住經濟大盤后，如何對接原來要實現的中高速高質量發展。貫徹黨中央國務院指導精神，在抗疫清零的技術路線已經形成一定路徑依賴的情況之下，要科學地、實事求是地對一些措施組合，作出應有的積極優化，要在權衡抗疫和復工復產兩方任務的過程中，以更加科學的精神處理好一些挑戰性問題，爭取在二季度至少不能落入負增長，而且增速能表現得有一定的正值。即使二季度能夠達到一季度4.8%的增長水平，全年要達到5.5%左右這樣一個速度目標，也意味著下半年的三四季度，經濟增速要翻到6%以上。

　　因此，今年穩經濟大盤的任務是相當艱巨的，但是別無選擇。短期來看，必須扛過疫情的沖擊，穩住經濟大盤，促使經濟回暖，繼續克服經濟下行因素，再對接到明后年，對接到中長期視野的“十四五”、乃至更長期的 “2035遠景目標”，達到新的“兩步走”現代化戰略目標。在“十四五”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我們應該力求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進一步推進到2035年中國經濟的總量折為人均之后，比2020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要實現這一目標，根據一些學者測算，在2020到2035年，要達到年均增長速度5%或者接近5%。而一般的經濟發展規律表明，現在我們“十四五”期間的增速重心可能是15年中最高的，“十五五”、“十六五”經濟增速有可能繼續下調。所以 “十四五”期間，合理的速度應該是年均增速爭取在5.5%到6%之間。“十五五”要準備增速落到5%到5.5%的區間，而“十六五”要準備繼續落到5%以下，這樣十五年期間年均增速才能夠接近5%或在5%左右。這就是一個從短期銜接到未來，面對穩經濟大盤和追求進一步推進現代化的一個“經濟運行合理區間”下限的基本認識。

　　把視野放到更長期，以新的“兩步走”到2049年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夢想成真，則2035年是第一個目標，后面銜接遞進目標，需要打好扎實的基礎。在當前的種種不利因素困擾之下，在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俄烏沖突之后，對于中國不利的一些因素不可忽視，挑戰十分嚴峻。目前企業界的預期，還沒有穩下來并形成清晰的向好調整趨勢。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穩經濟大盤和促使經濟回升舉措的同時，有必要在當下處理好“觀大勢謀大局”，必須盡量有一個理性前瞻——中國如果能夠如愿推進偉大民族復興，所依靠的客觀的條件是什么？我們主觀上應該做的努力是什么？如果理論聯系實際地思考這樣一個觀大勢謀大局的問題，我愿意首先強調：在種種不確定性中，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經濟繼續向前發展客觀上存在的一系列和“成長性”概念相關的有利因素，或者說，是我們可以調動潛力、進一步發揮活力的客觀因素。

　　中國經濟的發展，應該順應全世界人類文明進步發展的主潮流，這一潮流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概念：

　　第一是工業化。以整個人類文明發展過程看，就是在工業革命發生以后，中國這個唯一的一個古老文明沒中斷的國度嚴重落伍了，鴉片戰爭后我們已經被工業革命大潮遠遠甩在后面。到了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終于可以大踏步地跟上時代，有望在現代化之路上越走越寬。那么工業化現在在中國走到了什么樣的發展階段？我不同意有的學者援引一些國外學者的量化指標和自己分析所得出的結論——中國工業化已經走到了后期。我們要注意，“十九大”的政治報告非常清楚地表述到：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我們的這個國際地位沒有變——發展中經濟體所對應的工業化發展階段，不能認為是到了后期，直觀上，中國沿海的某些高地確實有工業化后期的一定特征，但是沿海的洼地，更廣袤的中部、西部區域，放眼看去，總體來說，工業化只是中期或者中期向中后期的轉變，在某些地方甚至只是初期的特征。整個中國大體上是從工業化的中期向中后期、后期的轉變過程中。一方面我們制造業規模已全球第一，被稱為世界工廠；另外一方面，我們明顯大而不強，我們主要的產能是中等水平的“大路貨”。現在中國總體的工業化進程，必須向升級發展的軌道上繼續推進，完成工業化還有相當可觀的空間。工業化后面的空間，實際上緊密關聯著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潛力和未來的后勁——我們的回旋余地、進一步的成長性，都是從這個概念引出的認識。

　　全球經驗證明，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文明進步指標，是與工業化緊密伴隨的城鎮化。中國現在的真實城鎮化水平，不是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5%左右，而首先是要看只有45%左右的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換句話說，14億中國人里面的大多數，還沒有取得城市戶口、還沒有市民身份，改革開放過程中已經進城的差不多3億在城市長期生活、工作的這些人，被約定俗成地稱為“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屬”，他們還沒有享受到和市民一視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待遇。因為我們現在實際的發展程度、我們的有效供給，還不能夠給他們提供這樣的一視同仁的市民化身份。我們必須繼續提升發展水平，同時還要準備，未來幾十年安排迎接從農村區域繼續轉入城鎮的不僅常住、而且要取得戶籍、取得市民化待遇的將近4億人。

　　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緊密結合，還要對接上另外兩大發展潮流，就是“改革開放”四個大字所表明的市場化和國際化。再有，到了新經濟時代、信息革命時代，還必須結合信息化或者叫做高科技化。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和信息化之外，按照中央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還要加上政治建設概念之下的法治化、民主化。這些就是中國經濟發展需要順應的大潮流。

　　在推進這些發展的過程中，從中長期來看，中國未來一定還有要不斷推進的城鄉接合部的外移，各種各樣新區的建設，大量的社會成員要越來越多聚居到中心城鎮區域，所以要有一輪一輪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基礎設施升級，一輪一輪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各種各樣生產力布局發展過程中要素配置的優化重構，人力資本一輪一輪的培養和提升，這個過程，是只有以“巨國模型”才能夠討論和描述的——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人口規模經濟體，將不斷地在現代化過程中釋放極其巨大的需求。以本土內循環為主體，同時使內外循環相互促進構建的新發展格局中，我們既要從本土進一步形成有效供給，回應需求，同時又要更積極地和全世界做生意，得到全球有效供給，形成對于中國和平崛起的回應。

　　這樣一個客觀上存在的“成長性”，就是從當下看中長期時，在不確定性中十分重要的確定性。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客觀的成長空間會一步一步繼續打開。中國和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已經共享一個全球產業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在生產力最基本層面上所形成的連帶關系，從根本上決定著人際關系。我們要緊緊抓住這樣的生產力基本盤決定的生產關系、和各個經濟體之間的互動關系，爭取即使和美國也是“守住底線斗而不破”，繼續推進中國的和平崛起。

　　從這個視角上來看中長期，我們沒有理由悲觀，要全力爭取在繼續貫徹黨的基本路線的過程中，把所有可能打開的潛力空間充分打開。我認為，黨的基本路線貫徹過程中，我們要掌握好三層次的創新。首先是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的制度創新。改革在深水區，要攻堅克難，首先在大方向上，就是要在爭取一切有利于中國繼續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環境條件的同時，在自己可以把握的“生產關系自我革命”路徑上啃硬骨頭。應對當下經濟形勢嚴峻的挑戰，4月上旬，黨中央國務院專門下發指導文件，要求加快構建統一大市場。統一大市場的“統一”，絕對不是有的評論錯誤表述的統一指揮企業行為，而是要統一在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上，統一在保護產權、所有合法產權一視同仁得到有效的保障上。對所有的市場主體，應當按照競爭中性的原則，得到一視同仁的公平競爭市場環境。那些有違于此的過度壟斷、條塊分割、區域保護，都必須在改革攻堅克難中去除。通過改革的深化啃硬骨頭，構建一個最有利于我們所有市場主體發揮聰明才智和創造力潛能的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實現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以生產要素無壁壘流動形成的新舊動能的進一步轉換，實現高質量升級發展。這個制度創新后，必然帶出科技創新潛力空間的打開，以及管理創新潛力空間的打開。在一定意義上，信息化這樣的科技創新，以及企業界、企業家們發揮自己能動性的管理創新，又在呼喚和倒逼制度創新。這三層次的創新合在一起，也就是我們在看中國中長期怎么對接“新的兩步走”，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時應該具有的、所謂大思路上的基本認識。這個大思路的貫徹，要面臨各種矛盾因素的困擾和一系列不利條件的挑戰。

　　中國當下處在實現現代化過程的關鍵時期。“十四五”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繼續提升自己的發展質量，達到三層次創新有機結合，對接到2035年的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

　　在理論創新支持實踐創新方面，我們在這個路徑上的努力，形成了“新供給經濟學”的認識框架，主張在中國進一步追求現代化實現的過程中，要有以創新為第一動力的“守正出奇”，即中央文件已經表述的“守正創新”。簡要地說，就是在改革發展的核心問題——政府和市場，政府和市場主體——企業關系的處理上，必須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兩個方面，實現高水平的結合。“守正”就是首先要守市場在整個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之正。市場在總體上的決定性作用，也決定了政府不可能在總體資源配置中唱主角。政府需要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之奇，則既要有為，又要防止有為變成亂作為、不當作為，所以要有限，把公共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里。

　　實際生活中，我們既要借鑒和順應市場經濟的一般發展規律，又要結合中國的實踐，力求實現守正出奇的創新發展，中國特色的探索一定會給人類文明發展做出對應的貢獻。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整個統一大市場建設，首先是守正，然后必須進一步去迎接挑戰，處理好政策性融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政府產業引導基金的作用等一系列創新而“出奇制勝”的問題。比如說在經濟學界有激烈爭議的產業政策和技術經濟政策上，我基本的認識是，全球主要的經濟體都必然涉及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問題。綠色低碳發展是全球共通的認識，中國已經提出“雙碳”目標，這是典型的一個產業政策和技術經濟政策導向，但是難度在于，方向容易判斷，但它相關的貫徹機制必須有實質性創新。產業政策在好的愿望之下，非常容易出現扭曲和偏差，怎么避免這樣“碳沖鋒”一類的扭曲和偏差？就在于機制一定要創新。又比如說財政貼息優惠貸款支持小微企業抗疫，這種財政資金為后盾的政策性融資支持，未來怎么樣可持續發展？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PPP”這個概念之下，怎么樣讓它如愿地發揮出政府、企業、專業機構“1+1+1大于3”的績效提升機制？這些都是現實的考驗。要經受這樣的考驗，我們就必須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之下做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再加上改革的決心和應有的魄力，形成高水平的實施方案不斷優化推進。中國總體的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就是在改革深水區掌握好“創新發展作為第一動力”的系統工程。我們要千方百計、眾志成城，交出一份無愧于時代的合格答卷。

　　（“光華思想力2022夏季論壇”系列主題演講）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