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付一夫

　　近幾個月消費市場的表現，的確有些不盡人意。

　　從宏觀統計數據上看，今年以來表征消費的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當月同比增速一直在下滑，尤其是4月份的增速只有-11.1%，放眼歷史都非常罕見。

　　誠然，這里面有國內疫情反彈的影響，不過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那就是很多人的消費意愿并不強烈。

　　人們為什么不愛消費了？這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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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經濟學的相關理論，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收入是影響消費的直接因素。消費表現不理想，當然有必要從收入上尋找原因。

　　我們可以從“量”和“質”兩個維度來分別做個討論。

　　通常來說，居民收入增速大體上要與GDP增長同步，這樣才能讓大多數老百姓更好地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并愿意去消費。不過透過國家統計局數據可以看到，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發生以來，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GDP的增速逐漸出現分化態勢，特別是進入2021年后，由于種種原因，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在多數時間里都沒能跑贏GDP。

　　如此一來，不少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難免會出現下滑，這便是消費意愿走低的佐證，而其中亦不乏一些風險厭惡者，他們為了應對因疫情反復等因素導致的不確定性，更傾向于選擇把錢存起來，以“預防性儲蓄”來代替部分日常開銷，進而掣肘了整體消費的增長。

　　不過，僅憑這一點必定是無法解釋全部問題。例如，自2021年第四季度以來，居民收增速其實已經超過GDP增速了，這本應是消費好轉的信號，可消費市場為什么依然未能給予反饋呢？

　　這就涉及到“質”的層面，即結構性的變化。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口徑，居民收入可以細分為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四個部分。其中，工資性收入是人們最為重要的收入來源，2013~2021年占比始終保持在55%以上；經營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占比大致相當，約為16~19%；財產凈收入占比最小，不到10%。

　　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考察各類收入的增速。不難發現的是，雖然各類收入總體上都表現為持續的恢復之勢，但速度卻明顯出現了分化：工資性收入和轉移凈收入恢復頗為緩慢，財產凈收入和經營凈收入恢復則更加強勢，甚至一度大幅度超過了疫情之前的增速水平。

　　實際上，各類收入所對應的主要人群是不同的，財產性收入快速修復的受益者更多是高收入人群，而中低收入人群則更大多依賴于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往往有限。這便意味著，自疫情以來，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恢復進度出現了“K型”分化跡象，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回升速度明顯要高于低收入人群，而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被進一步放大。

　　這種結構性分化還體現在行業層面。參考國盛證券的研究思路，從城鎮私營單位各行業平均工資水平及其增速來看，人均工資越高的行業，增速往往也越高，二者呈現出較強的正相關性。具體而言，工資水平最高的IT和金融業，同比增速也更為靠前，而工資水平本就偏低的教育、水利環境以及住宿餐飲業，收入居然不升反降。足以證明，不同行業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

　　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通常情況下，高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要低于中低收入人群，而高收入人群無疑是占總人口比重較小的那一部分。如此一來，占大部分比重的中低收入人群，其收入增長的相對放緩難免要制約消費意愿，變得“不愛花錢”，這也將不可避免地對消費市場的回暖帶來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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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收入的影響之外，還有另外兩個間接因素也會讓很多人變得不愛消費，那就是就業和居民杠桿率。

　　就業方面，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就業涉及到千家萬戶的生計和發展，是老百姓的財富之源，只有工作崗位穩定，人們的收入來源才能穩定，也才會更有動力去開展各項經濟生產活動或者去通過消費來享受生活。因此，就業市場的穩定對于人們消費意愿的提升以及消費市場的增長來說，同樣具有深遠意義。

　　自疫情以來，我國一直都在千方百計穩就業，并取得了積極成效。然而自去年年底開始，形勢似乎變得嚴峻起來。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我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從2021年11月份起逐月升高，今年4月份已經達到了6.1%——這一數值僅次于2020年2月疫情剛剛爆發時的6.2%，可見當前我國就業形勢并不樂觀。

　　城鎮調查失業率攀升的背后，是不少人失去了穩定的收入來源，以及對未來預期的偏謹慎，這在居民消費信心數據的走勢上也可以得到佐證。正因如此，他們在消費方面自然也會變得“精打細算”。

　　再來分析居民杠桿率。

　　所謂居民杠桿率，就是居民部門債務占GDP的比重，用來衡量居民負債程度。不難理解，居民杠桿率越高，負債程度越高，可用于日常消費的資金自然也就越少。如果剔除2020Q1~2021Q1因疫情造成的短期外部沖擊影響，那么從數據上看，居民杠桿率與消費增速表現出明顯的負相關走勢。

　　值得注意的是，自疫情發生以來，居民杠桿率依然在不斷攀升。根據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的統計，從2020Q1到2022Q1，居民杠桿率由58%升至62.1%。這當中，房貸起到了關鍵作用。Wind數據表明，2020Q2以來，來自居民部門的短期新增貸款占比回落明顯，中長期新增貸款占比整體則呈現出穩中有升之勢，而房貸正是中長期貸款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暗示了人們的整體負債程度并未能得到顯著緩解。

　　房貸占比之所以會大幅度上升，原因可能在于，個別城市房價的回升又再度激發起人們的購房意愿。以北京和廣州為例，根據中原地產的統計數據，北京二手房成交均價由2020年2月的8.34萬元/平方米一路上漲至2021年7月的10.72萬元/平方米，同期廣州的二手房成交均價也由3.97萬元/平方米上漲至5.25萬元/平方米。近幾個月的成交價雖然有所回落，但仍要高于疫情初期的水平。

　　如此看來，日漸攀升的杠桿率將不可避免地對居民日常消費造成擠壓，再加上前文提到的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速的相對放緩，人們消費意愿的低迷以及消費市場增速的不及預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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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原因，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站在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提振消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為消費是一切生產活動的最終目的，也是人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體現，更是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首要動力，如果消費不振，勢必會制約各行各業生產端的發展以及居民生活質量的提升，也會影響到國民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步伐。

　　當然，在今年“穩增長”的核心基調下，想要完成全年GDP增長5.5%的目標，同樣離不開消費的貢獻。鑒于我國擁有14億人口，是世界上最龐大的內需市場，消費增長潛力巨大，舉國上下都在想方設法不遺余力地促進居民消費。

　　但就目前來看，消費增長的動能的確算不上強勁。

　　誠然，消費的主動權總歸是掌握在老百姓自己手里，單方面的政策刺激手段要想收獲理想的效果，還需看國人真實的消費意愿如何。今年以來的消費市場表現低迷，恰恰反映出很多人的消費意愿并不強烈；而收入的結構性分化、失業率的上升以及居民杠桿率的高企，都成了人們消費的后顧之憂。不過，這些也為我們接下來的工作重點指明了方向。

　　可喜的是，一些好的變化正在發生。

　　一方面，困擾消費市場已久的上海疫情現已完全得到控制，復工復產復商復市全面啟動。按照歷史經驗，一旦疫情因素的擾動得到緩解，被壓抑的消費需求便可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有力釋放；而從居民消費結構上看，交通、文娛、餐飲、文娛等領域最容易受疫情影響，而反彈的力度也往往最大。可以預見的是，伴隨著本輪疫情防控的妥善向好，以及政策層面的不斷支持，預計消費市場的增長基礎將會更加堅實，后續也將迎來較好的修復。

　　另一方面，回顧國家近兩年出臺的一系列政策，從整頓社區團購、打壓房價，到限制教培、叫停“996”，再到三次分配與共同富裕，種種跡象都在佐證著發展風向的轉變，那就是由“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效率和公平并重。每個人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國家正在盡最大努力給所有人提供更加公平的任何機會，減輕老百姓的各種負擔，充分彰顯出管理層對于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實現共同富裕的決心和態度。這些對于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進消費增長、推動經濟社會更高質量發展來說，都是再好不過的消息。

　　我們一定要堅信，這盛世，終將如你我所愿。

　　(本文作者介紹：星圖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社科院管理學博士，專注研究消費零售、數字經濟、產業經濟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