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廖群

　　去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給出了三個十分重要的新政策信號：一是提出“穩(wěn)字當頭、穩(wěn)中求進”和“各地區(qū)各部門要擔負起穩(wěn)定宏觀經濟的責任”；二是提到“政策發(fā)力適當靠前”；三是把多年來“宏觀杠桿率保持基本穩(wěn)定”的提法刪掉了。

　　這些信號意味著：1）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將重新定位于促增長或穩(wěn)增長，前些年將經濟增長與經濟質量對立起來從而淡化甚至貶低經濟增長的社會觀念將得到糾正；2）宏觀經濟政策將從前些年的從緊轉向從松，或從偏緊轉向偏松，中財辦副主任韓文秀在解讀會議精神時特地說到應“慎重出臺有收縮效應的政策”；3）不提“保持宏觀杠桿率基本穩(wěn)定”了，就是放松對宏觀杠桿率水平的要求，意味著宏觀杠桿率不一定要再降，有需要可續(xù)升。

　　今年3月初“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加強了政策轉向的基調。報告將“穩(wěn)增長”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確定今年工作要“穩(wěn)字當頭，穩(wěn)中求進”，即“穩(wěn)”是第一位的，而且同時還要求“進”。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現在的“穩(wěn)”和以前提了多年的“穩(wěn)”存在著本質上的差別。在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時期，“穩(wěn)”大多是相對于經濟增長的上行壓力而言的，目的在于將經濟增長速度“穩(wěn)”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防止經濟增長過快導致市場泡沫和增長后勁透支。而現在，“穩(wěn)”是針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的，目的在于將經濟增長速度“穩(wěn)”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防止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過快從而低于當前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這一本質性的差別產生的背景是，經過了四十余年的高速增長期后，我國經濟正在進入一個較低增長速度的新發(fā)展階段。經濟高速增長時，主要風險是市場泡沫和增長后勁透支，所以要將經濟增長速度“穩(wěn)”下來至可持續(xù)水平；而在新發(fā)展階段，主要風險是經濟增長速度從高速放緩過快以至低速，因而要將經濟增長速度“穩(wěn)”上去至潛在增長率水平。今后20年左右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是中高速，即在4-6%區(qū)間（就經濟增長速度而言，可以認為，6%以上為高速；4-6%為中高速； 2-4%為中低速；2%以下為低速）。所以，今后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將經濟增長速度“穩(wěn)”在中高速水平。

　　1978年到2019年的41年間是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期，年均增長速度高達9.4%。這是人類歷史上時間最長、增長速度最高、穩(wěn)定性最強的經濟增長速度，因而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增長奇跡。但從2020年開始，我們就告別了這個高速增長時期，也就是說經濟增長速度告別了6%以上的時代。具體來說，2019年經濟增長6.1%，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最后一年。由于新冠疫情，2020和2021兩年的平均經濟增長速度為5.1%。但即使沒有新冠疫情，這兩年的平均增長速度也應該在6%以下，大概在5.5%左右或5.5%至6.0%之間。也就是說無論有沒有疫情，中國經濟都已告別了高速增長期。

　　那高速增長期后經濟增長速度“穩(wěn)”在中高速水平的前景如何 ？

　　首先是可能性問題，即經濟增長速度能“穩(wěn)“在中高速水平嗎？對于這一點，從各國的歷史經驗來看，是有理由擔心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經歷了高速經濟增長期的4個亞洲經濟體，即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為例，年均經濟增長速度，在高速增長期達到了9%左右，但高速期后都沒有穩(wěn)定在4-6%的中高速區(qū)間而是很快就放緩到了中低速區(qū)間，即2-4%，甚至是低速區(qū)間，如日本。因而就一國的經濟增長而言，高速增長期后并不一定要經過中高速階段再到中低速或低速階段，很有可能直接就進入到中低速或低速階段。但是，我國將是一個例外；由于歷史、文化及地理等各方面的原因，大量研究表明，今后20-20年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在中高速水平，因而我國經濟增長在高速增長期后是可能“穩(wěn)”在中高速水平的。

　　第二是必要性的問題，應該看到，高速增長期后經濟增長速度“穩(wěn)”中高速水平對我國的發(fā)展目標來說是必須的和至關重要的。顯然，如果今后20年左右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不能“穩(wěn)”在中高速水平，則我國在2035年人均GDP再翻一番和在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發(fā)展目標就無從實現。從另一角度，要從當前人均GDP 1.2萬美元上升到發(fā)達國家人均GDP平均 4萬美元的水平，沒有20年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是不可能的。

　　因而，中高速增長的潛力是有的，而潛力的實現也是必須的。但是，潛在的實現又是有條件的，除了天時、地利之外還需要人和，在此可理解為人的努力，而現代經濟下人的努力中很重要的一環(huán)是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

　　4-6%的中高速增長，是對中長期或今后20年左右而言的。2019年是經濟高速增長的最后一年，2020年受新冠疫情經濟增速大幅放緩至2.3%，則2021-2025年間，即十四五規(guī)劃時期，是我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第一個5年。鑒于經濟增長曲線的拋物線性質，今后20年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曲線也必為前高后低，所以2021-2025年間經濟增長速度應該在5-6%之間。這應該就是為何”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將今年我國經濟增長目標定在5.5%左右的背景和原因。

　　“兩會”前，關于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定在什么水平，業(yè)內也有討論。一種觀點是，經濟增長不重要，經濟質量和控制風險才重要。這是一種消極的觀點，將經濟增長和經濟質量對立起來了，看似成熟但實際上沒有正確理解經濟增長和經濟質量的關系。經濟增長和經濟質量，對立而統(tǒng)一，兩者均不可偏廢。沒有經濟質量，經濟增長的意義就不大，而沒有經濟增長，則談不上經濟質量。尤其是我國作為一個發(fā)展中國家正處于追趕發(fā)達國家的過程中，如果沒有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經濟質量的提高也實現不了。

　　5.5%左右的增長目標，雖高于市場預期，卻是與我國前兩年平均經濟增速和十四五期間以致今后20年左右的增長目標要求相銜接的。政府對經濟增長目標高于市場預期的情況并不多見；因為政府需要更全面與冷靜的考慮，而市場上的聲音往往更激進一些。但這次卻高于，表明宏觀經濟政策向寬松轉變大局已定。同時也意味著，鑒于與“十四五”期間和今后20年左右的增長目標相銜接，與新冠疫情爆發(fā)前相比較，宏觀經濟政策的寬松取向將可能是中長期性的政策選擇。

　　當然，由于“兩會”后新冠疫情在我國迅速惡化，2季度經濟增長將大幅低于預期，全年5.5%左右的增長目標恐怕難以實現，有必要降低。但這是很自然的，天災人類控制不了，增長目標本來就應該隨形勢變化，特別是不可控的形勢變化而調整；短期調整并不否認中長期意義上的合理性。

　　除了“穩(wěn)字當頭，穩(wěn)中求進”，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還分別提出“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觀調控政策要有機結合”和“宏觀政策要強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調節(jié)”，意味著宏觀經濟政策要兼顧短期目標和中長期目標。特別是“跨周期”和“逆周期”兩個調控或調節(jié)放在一起，是一個新的提法。

　　怎么理解？

　　“逆周期”好理解，宏觀經濟政策本質上就是“逆周期”政策。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核心就是削峰填谷。經濟增長太快的時候，通過“削峰”來降低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太慢的時候，要“填谷”來提升經濟增長速度，以防止經濟增長速度偏離潛在增長率太多，也減小增長速度的波動，避免風險的積累。

　　可以說“逆周期”是宏觀經濟政策中的一種常規(guī)提法，但為什么當前要強調呢？就是因為，相對于潛在經濟增長率，近幾年來我國經濟面臨著三重的下行壓力，即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減弱，而新冠疫情的出現，更大大加重了這三重壓力。但必須迎難而上，所以宏觀經濟政策要“逆周期”而行，盡最大努力將經濟增長速度“穩(wěn)”上去，阻止增長速度持續(xù)下探。

　　“跨周期”的提法則有深意。所謂“跨周期“，即不但考慮當前的周期，也要考慮下一個周期或下幾個周期。“跨周期”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一種表述，在2020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提出，即“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jié)”。這一提法與上述我國經濟增長正從高速向中高速轉軌密切相關。

　　對經濟學感興趣的朋友應該知道，通常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本質上是短期性的。通俗地說，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就是經濟過熱了冷卻一下，經濟過冷了刺激一下。但對于我國這樣一個有著長遠經濟規(guī)劃的經濟體來說，宏觀經濟政策不應是純粹短期性的，要和中長期規(guī)劃的目標結合起來考慮。因此，“跨周期”的含義是，經濟增長的短期目標應與中長期規(guī)劃目標向銜接，因而宏觀經濟政策不僅要著眼于當下周期的經濟運行，也要顧及下一個或下幾個周期的經濟發(fā)展。

　　這在當前更有特殊的意義。如前所述，我國經濟正處于從高速向中高速轉軌的特殊歷史時期，所以就更需要短期增長與今后20年左右的中高速增長目標的銜接。如果短期增速偏離中長期的中高速目標太遠，就會銜接不上。經濟增長速度在十四五期間保持在5-6%之間，就是為了與今后20年左右4-6%的中高速增長目標斜街；否則，如這5年增速下滑至5%以下，鑒于經濟增長曲線逐步下行的拋物線性質，4-6%的中長期中高速增長目標就會落空。這正是當前特別提出“跨周期”的背景和意義所在。

　　“跨周期”的提出也意味著，今后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寬松取向具有中長期的性質。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