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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中國的高增長究竟來自于哪里？——奇跡解釋之七

　　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我寫了四篇學術論文。這一專欄的七篇短文，是其中一篇的分述。其他三篇學術論文，我還將分三個專欄，陸續在公眾號里刊登。這樣的研究工作，得坐冷板凳，沒有現成的邏輯和模型可尋，既費時間又費腦力，真不容易。就專欄的分析，自己的想法是，把過去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內在來源，較為符合中國實際地講清楚。再進行縱向對比，我們能總結到什么經驗，是不是還有經濟增長的潛能可以挖掘出來，為這個國家的發展盡點研究方面的責任。

　　前六篇短文描述的中國經濟增長奇跡，從二元體制轉軌生產函數增長模型學理上可以總結為：

　　其中，Y為GDP增長率；Gn-1為上年GDP；⊿Lc為建設用地出讓面積；W為勞動力數量；K—資本數量；⊿A1為廣義技術進步TFP；⊿A2為產品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TFP；⊿A3為城鎮住宅資產化改革零到成本價格再到市場價格溢值形成的TFP；p為建設用地征用出讓從零到市場價格；（a+b）=1。

　　需要指出的是，從上式可以看出，這里假定出讓建設用地部分與資本和勞動力的替代關系不變，其投入和出讓土地零到市場價格溢值形成的增加值，在國民經濟核算中，既可以以土地從零到市場價格溢值方式計入TFP，也可以以居民和企業自己產權和自己使用的住宅、廠房和商業樓，別人或者自己給自己交納地租和房租的方式用生產法計入GDP。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年均增長率達到9%以上，其50%以上來源改革對體制禁錮的要素生產力和土地和住宅等市場價值從無到有的釋放。改革第一階段的特征是：產品市場化為主和要素市場化為輔，承認物質利益和擴大自主權，經濟主體可以通過追求利益去糾正這一階段還沒有大規模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扭曲。

　　改革第二階段，1992年擴大個體私營和引進外資增加了追求利益的市場經濟主體，建立了借貸和直接融資資本要素市場，特別是隨著對農民工到城鎮和沿海務工限制的取消和國有企業下崗、分流和再就業的改革，也基本建立了勞動力要素市場。因此，改革開放前20年經濟高增長的來源，主要是產品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改革提高了要素的利用效率。

　　改革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加入WTO和引進跨國公司等經濟主體及其更優化地配置各種要素，使得開放倒逼經濟體制改革提高要素生產率仍然是這一時期高增長的主要來源；另一方面，建設用地從有償出讓到市場化出讓，城鎮住宅貨幣化分配和商品化銷售兩項改革，實際是土地和住宅從自然資源、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變成了有市場價值的資產。在這種二元體制下，城鎮住宅資產從零到房改價格，再從房改價格通過交易到市場價格的溢值，形成中國獨特的TFP。而農村土地征用在市場上出讓為建設用地，其年年不斷地被征用，也不斷地發生從零到市場價格的溢值，形成規模不斷擴大的土地出讓收入。從統計局的數據看，不論以何種方式平衡，巨額的出讓金還是進入了GDP的核算中。

　　從TFP增長率變動的形狀看，由產品市場化銷售和要素配置體制改善提高要素生產率推動的高增長，體制改革時推動大幅度上升和不久又邊際下探的特征較為明顯，呈現為倒V型趨勢。住宅資產化改革從零到市場價格溢值，由于通過交易變現才能實際獲得，而資產交易年度間是穩定和平緩的變量，其TFP增長形狀幾乎平行于橫軸。含義是：資產化改革對于經濟增長率的支撐除了起始階段，不會大起大落，表現為平穩、逐年和中長期的釋放。

　　從本文對過去中國經濟經濟增長奇跡的解釋的學理性推斷是：首先，二元體制國家與一元市場經濟國家不同的是，其經濟增長潛能，特別是潛在的TFP，處在體制扭曲的禁錮之中，單純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體制扭曲對生產力的束縛。因此，沒有市場化改革，或者改革不到位，或者改革沒有被落實，也就不會有經濟中高速增長潛能的釋放。

　　其次，二元體制國家的自然經濟增長率也與市場經濟國家不同：市場經濟國家潛在的增長率長期來看是穩定和內生的，只是在周期性流動性不足時，需要擴張的經濟政策刺激使過低的增長率回到潛在增長率水平上。但是，二元體制國家的自然經濟增長率，如果沒有安排強有力改革外推解除體制扭曲，因禁錮的要素閑置和低利用以及被鎖住的資產價值，無法得到改善和釋放。

　　而從世界各主要創新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看，在一個近五十年的時間中，廣義技術進步并沒有推動過他們的經濟呈J型增長，而是處在1%上下小幅波動并呈現平緩變化的態勢。未來廣義技術進步會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呈J型回升，也可能是一個概率很小的期望。因此，如果沒有改革，改革不到位和改革沒有被落實，中國的自然經濟增長率也會是一個增長長期下行低速變動的過程。

　　而從對未來的啟示看，要素配置計劃與市場并存二元體制向由一元市場配置體制并軌，土地和住宅屬于資源資料和資產并存向一元資產化屬性并軌，這樣大力度地改革，可獲得年均3個百分點的增長潛能。

　　首先，從要素利用方面看，由于戶籍及其子女教育、居住成本、醫養社保、土地粘性等體制扭曲，國有與民營間效率逆向資本配置扭曲，土地還沒有形成城鄉統一的競爭性的市場，就2020年體制扭曲性剩余要素規模分析，還有1.5億左右農村農業剩余勞動力、近83萬億元閑置低利用資本、23 000萬畝撂荒低利用耕地和19 000萬畝低利用建設用地。二元要素配置體制進一步市場化并軌，改革如果得到落實，要素利用率提高和配置改善，這些剩余要素得以釋放和充分利用，未來15年會獲得年均1.5個百分點的增長潛能。

　　其次，由于城鎮絕大部分土地、農村耕地、園地、宅地和其他建設用地均被禁止交易，數量巨額的土地和住宅不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資產，其價值被鎖定。當然，筆者認為，還是要用各種經濟手段控制城鄉，特別是城郊和農村的炒地和炒房行為。改革的重點是將零價格的土地和住宅在堅持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前提下，明確土地和住宅使用財產權并允許其交易，使其成為具有合理價格的資產。從2020年數據看，農村有無市場價格住宅273億平方米、耕地19億畝、園地2.1億畝、林地12.3億畝；城鄉有可以交易但還不能交易的建設用地4億畝左右。按照各自的影子價格估算，價格達580萬億元[32]。未來15年平均交易額從3‰—5.5‰變動，其從零到市場價的溢值就會帶來年均1.5個百分點的增長潛能。

　　我們2018年時，研究過一個“調節水資源分布，改造開發未利用土地”的課題，如果加大全國南水北調和東北北水南調全國水網工程建設，調水2000億立方米，與開發增加農業和建設用地相結合，將國土地利用率從目前的71%提高到76%，未來15年中，還將會由于土地要素投入的增加，年均形成0.5個百分點的增長潛能。

　　我們最近還研究的一個想法是，推進“植物—氫能”土地和勞動密集新能源戰略，程度不同地替代近30000億元油氣、糧食和肉類進口，將這一外需扭轉到農業、農業和農民那里，利用干旱、沙化、荒漠、鹽堿和非糧耕地種植甜高粱，發展“種植甜高粱—甜高粱青貯—提取乙醇—制氫—其他高價值有機產品—酒糟飼料—養殖牛羊豬等—有機糞肥—種植甜高粱或其他作物”多節點多鏈條多循環產業，農村一產和二產及其有關三產融合，振興農村產業，增加農民收入，繁榮農村社區，形成國內經濟大循環，給增長提供供給側的能力，特別是擴張其需求側的容量。我們初步估計“土地勞動密集型”新能源戰略實施，也會獲得年均0.5個百分點的增長動能。

　　調水增地和土地勞動密集新能源，是協同配合各類要素市場化和農村宅地及城鄉土地資產化改革，合力加快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速度的兩大重要發展戰略性舉措。

　　筆者估算，中國到2035年二元體制經濟的年均自然增長率可能在1.5%—2.5%之間。上面提到，如果進行大力度的要素配置市場化和土地和住宅資產化改革，可獲得年均3個百分點的新增長率。另外，調節水資源分布和改造開發未利用土地，“植物—氫能”產業發展，年均還會獲得1個百點的增長率[33]。這樣，年均經濟增長水平可以保持在5.5%以上，完全可以實現2035年人均GDP翻兩番以上和進入初步現代化國家行列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1]名詞解釋：二元體制自然經濟增長率，是指二元體制并存國家經濟體制轉軌放慢，糾正體制扭曲滯緩或糾正不到位，體制改革沒有被落實場景中，低效率資源投入和需求不足市場所能夠推動的經濟增長最大可能的速度。

　　摘自“經濟增長：要素市場化效率與土地和住宅資產化溢值——基于二元體制改革視角對中國增長奇跡的一種解釋”，《財經問題研究》2021年3月9日首發于中國知網。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