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莫開偉

　　剛剛，也即11月18日中國銀保監會消費者權益保護局以“銀保監消保發〔2021〕16號”向全國各省銀保監局、各大銀行機構總部發出了“關于銀行服務違規收費典型案例的通報”，對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銀行、浙商銀行、江蘇如皋農商行、大華銀行（中國）等5家銀行存在的內部收費減免要求不到位、以貸收費、未提供銀團貸款服務而收費等違規收費問題進行了通報。

　　看到銀保監會消保局這則通報，讓人不禁啞然失笑，國家發改委、央行、銀保監會以及其他部門對銀行服務收費先后下發了若干文件；尤其是近兩年因為疫情為恢復企業生機，中央政府更是要求商業銀行要學會換位思考，真正從解決企業融資貴角度來提供相關金融服務，為企業減費讓利，切實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和經營負擔，推動全國經濟盡快恢復元氣。按道理上述銀行違規收費的問題就不應該再發生了。但一些銀行機構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依然我行我素，不把相關禁令和要求當回事，實在令人感到失望。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將所有銀行服務收費行為一棍子全部打死。說句實在話，在服務收費上，近幾年由于監督機制不斷完善，絕大部分商業銀行機構的大局意識、政治意識增強，能夠基本將中央政府以及監管機構要求的為企業減負政策措施落實到位，據銀保監會各分支機構檢查發現，近年來各銀行基本能夠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加大減費讓利力度，違規收費和變相推高融資成本問題有所減少。就是說銀行服務收費總體形勢是越來越規范，各種亂收費行為基本得到遏制，各種損害金融消費者權益的案件也大大減少，貸款企業、民眾以及全社會對銀行收費反響的滿意度也正在逐步提高。顯然，目前存在的部分銀行分支機構違規收費只是少數的局部問題，并不能代表銀行總體收費形勢越來越好的整體態勢，我們對銀保監會消保局通報的這五起違規收費案件應客觀地看待。

　　可是話又說來回，對于銀保監會消保局通報的五家銀行存在違規收費行為又不能漠然視之，而是應該引起高度的重視，把它放在提高銀行業整體服務形象的高度來審視。因為通報的雖然只是少數銀行分支機構的違規收費，但這少數分支機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銀行內部對服務收費管理存在松懈、認識不到位、落實不徹底等傾向，每家銀行總行機構在服務收費內部審查、把關等方面還存在“失之于寬，失之于松，失之于軟”等問題，甚至可以說一些銀行管理機構對基層分支機構的違規收費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只有沒有企業或個人向相關監管部門“檢舉揭發”，也就聽之任之。這種管理意識的存在對后續服務收費管理也會帶來很多的不利，更為嚴重的是還會導致亂收費行為死灰復燃，最終危害企業融資環境的改善，將整個金融秩序重新帶入混亂狀態，這絕非危言聳聽。

　　同時，我們還要看到，銀保監會消保局通報5家銀行違規收費門面上看只有5家，但實際上還沒有被查出來的銀行機構違規收費還有嗎？回答是肯定的，這絕非全國商業銀行分支機構違規收費的全部。因為在監管部門的督查中，由于監管人數不夠、力量有限，不可能對商業銀行提供的所有服務收費進行全方位的跟蹤檢查，加之一些商業銀行違規收費的手段比較巧妙和隱秘，一時難以及時發現；尤其是一些企業或個人被銀行違規收費也是無奈保持沉默狀態，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忍氣吞聲，因為怕事情一旦曝光之后，商業銀行會在貸款、中間服務等方面“穿小鞋”，使自己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

　　那么，當前商業銀行仍存在違規收費的原因到底在哪？這個才是問題的關鍵，相信也是全社會關注的重點。當前商業銀行仍敢違規收費的根本原因在于商業銀行依然具有濃厚的“霸權”經營思維在作怪。“霸權”經營思維就是商業銀行沒有徹底從過去那種舊有的“強勢”經營模式中解脫出來，沒有擺正自身經營位置，繼續沿襲原有的只考慮自身經營利益的理念，將自身經營利益凌駕于貸款企業和個人的利益之上，尤其對過去金融混亂時代的亂收費行為依然戀戀不舍和情有獨情，總不愿放棄一些輕松到手的既得利益。其表現是依然把自己當成“老大”，認為自己是社會資金分配格局中的主導者，而所有需求貸款的企業和個人都不過只是被操縱者、處于從屬地位，并始終認為貸款企業或個人是央求銀行的，沒有銀行供給他們的資金，他們的經營將寸步難行和無法生存。于是在給貸款企業或個人發放貸款或提供各種服務中就覺得違規收費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哪怕是麻雀飛過也要扯上一根毛。最為嚴重的是，一些商業銀行憑借自身強勢的話語權，能夠調動足夠的社會資源為其服務，當企業和個人的金融消費權益遭受到損害時，上告無門，即便是打官司也往往難以獲勝，甚至是贏了官司輸了錢，因為政府司法部門有時也只聽銀行的而不聽企業或個人的，站在銀行角度“斷案”，致使貸款企業和個人維權成本過大。所以，不少貸款企業和個人也往往會選擇沉默，私下了之，這就更加劇了一些商業銀行分支機構違規收費的有恃無恐，也使得遏制商業銀行違規收費行為難上加難，這是商業銀行違規收費“長盛不衰”的根本癥結所在。

　　當然，除了商業銀行本身的“霸權”經營思維之外，還在于商業銀行違規收費甚至是亂收費行為往往付出的成本不高，這在客觀上也助長了商業銀行的違規收費行為。一方面，“霸權”思維催生了商業銀行違規收費的僥幸心里。總覺得全國銀行分支機構這么多，監管機構的力量、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對商業銀行違規收費行為全部查檢到位，而違規收費一旦不會被查處就真的輕松賺錢和“一本萬利”，而即便被發現和查處了，總認為會法不責眾，更會動員各種社會關系或上級銀行機構的力量施壓，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得違規收費付出的處罰成本過低。另一方面，“霸權”經營思維誘發了商業銀行違規收費大打監管“擦邊球”的行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任何監管制度都會存在有漏洞可鉆，由于當前監管機構的人數和力量確實有限，不可能對商業銀行各種收費的全過程進行全方位有效監管，也就是監管機構無法對商業銀行違規收費實現及時、全程式穿透監管，這就為一些商業銀行分支機構違規收費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契機，他們想方設法鉆監管制度的空子，大打金融監管的“擦邊球”，變換各種手段或花樣、想盡一切辦法違規收費。而且，從目前的監管處罰看，即便違規收費被查處了，相對商業銀行獲得的收益也顯得成本過低，這就使得一些商業銀行分支機構依然熱衷于違規收費，不及時收手。

　　由此，解決商業銀行違規收費問題的有效藥方有兩條：一是商業銀行要端正經營思想，徹底拋棄對“霸權”經營的一切幻想，加大商業銀行全員的學習力度，及時轉換經營理念與思維，樹立商業銀行與貸款企業或個人是平等市場經營主體的經營意識，尤其要增強大局意識，擺正自身經營位置，堅持可持續發展理念，做到“君之愛財取之有道”，堅決按照《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辦法》、《關于進一步規范信貸融資收費降低企業融資綜合成本的通知》、《商業銀行內部控制指引》等規章制度要求收費，不該收的錢堅決不能收，做維持金融秩序穩定和確保金融消費者權益的忠實履行者，讓全社會對銀行服務滿意和放心。二是金融監管部門應加大監管力度，充實監管力度，完善舉報機制，建立商業銀行違規收費立體社會監督體系，實現商業銀行收費全方位、全覆蓋監管；從嚴執法，對于發現商業銀行違規收費的行為，一經查實，給予其違規所得的50倍到100倍罰款，直到罰到其“肉痛”；對于涉案相關責任人要嚴厲追責，將其“官帽”摘掉，讓他一輩子都不能再從事管理工作，真正營造一種商業銀行不敢違規收費和不能違規收費的良好氛圍，讓商業銀行違規收費徹底銷聲匿跡，更讓商業銀行真正從違規收費的“霸權”思維中解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