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程實 王宇哲

　　弘頊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新前沿、高質量發展的領跑者、政府市場良性互動的示范區、雙循環發力的踐行地。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021年9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相繼落地，不僅標志著粵港澳深化合作提速邁入新階段，也意味著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落下先手棋。

　　兩個方案都以合作區發展空間的循序務實開拓作為基礎，有望在“一國兩制”的核心制度框架下發揮香港和澳門的比較優勢，在人口集中、業態多元的大灣區腹地形成以高端制造、現代服務、科技創新、金融支持實體為核心的產業閉環。

　　展望未來，隨著軟硬基礎設施保障的就位和資金流、人才流、信息流、物資流的互聯互通，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新前沿、高質量發展的領跑者、政府市場良性互動的示范區、雙循環發力的踐行地。

　　區位通達之利，粵港澳合作新模式將打造對外開放的新前沿。

　　繼2019年推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后，近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相繼落地，標志著粵港澳深化合作提速邁入新階段?！皟蓚€方案”都以合作區作為抓手，通過開拓發展空間和創新模式機制，有望打造以高端制造和現代服務業為依托的中國全面開放新前沿。

　　過去幾年，中國對外開放步穩蹄疾，十四五規劃也明確提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我們認為這個“更高水平”不僅是量的增長，更是質的提升，不僅是“以我為主”的順勢之舉，也是基于“親誠惠容”的深層次全面合作和長期交往。展望未來四十年，中國經濟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穩步上移，離不開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在世界眼中，占據地利的珠三角天然就是開放中國最具代表性的縮影，要確保中國經濟在未來持續受益于全球化和資本流入，大灣區的作用難以替代。

　　本次兩個重要方案的提出為大灣區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軟硬兩類基礎設施保障，大灣區也有望借此深化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的互聯互通，成為“一帶一路”資金流、人才流、信息流、物資流的樞紐，進而推動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國際產能合作。毋庸置疑，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對于國際資本有著持續吸引力，而最受青睞的消費升級、科技創新、金融服務等主題借開放的東風將前沿腹地擴展至大灣區全域，并與綠色經濟崛起、中概股回歸等形成良性互動。

　　轉型升級之機，以開放促改革為高質量發展做出“中國示范”。

　　我們認為，未來高度整合的大灣區有望承擔三重角色，不僅為區域增長注入新動力，更將進一步盤活改革開放新棋局，為中國高質量發展打開新空間。

　　第一，金融供給側改革的示范區。在2018年香港資本市場改革優化了關于盈利、股權結構等關鍵上市標準后，允許新經濟企業在生命周期的左側上市融資，使金融支持從“錦上添花”轉變為“雪中送炭”。以2019年為起點，大灣區的互聯互通、競合相濟有利于長期留住并培育好優質新經濟企業，在優化資源配置中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第二，產業升級的領跑者。中國產業轉型升級本質上是“知識紅利”取代“人口紅利”，關鍵在于以現代服務業為支點，撬動制造業的高端化發展。在這些方面，香港和澳門作為灣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于融合區域現有的人才、產業和基礎設施優勢，構建“科創中心-現代服務業中心-先進制造業中心”三位一體的良性循環。在深、港、澳未來潛在的差異化資本市場功能加持下，大灣區有望率先實現創新驅動，并通過模式和技術的外溢效應，拉動中國產業升級的總體步伐。
第三，共同富裕的踐行地。從制度層面來看，通過優化營商環境、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和全面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大灣區企業有望更加高效地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從而夯實高質量發展的微觀經濟基礎，也令獨角獸的成長紅利反哺于本地居民。在此基礎上，結合“跨境理財”等業務的廣泛開展，本身就具備金融高起點優勢的大灣區將有望為超過7000萬人口全方位打通資產配置渠道，借助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全球化新潮流實現財富的保值增值。

　　灣區融合之時，“一國兩制”仍然是港澳發展的核心制度基石。
作為老牌國際金融中心和對接葡語系國家窗口，香港和澳門有著豐厚的底蘊，特別是在法制、服務、人才、合規等方面長期積累了較大優勢。有鑒于此，國際投資者始終將港澳視作理解中國并投資中國的橋梁，且這種發源于全球性話語體系的“信任”并沒有因為其經濟和社會的暫時性波動而有所動搖。

　　展望未來，“一國兩制”的基礎框架仍然是港澳發展的核心制度基石，這不僅保障了兩地免受地緣政治雜音的擾動，進而在較長時期內得以繼續發揮獨特的作用，也明確了其與上海、海南等其他內地開放前沿之間的互補性大于競爭性。

　　我們認為，粵、港、澳三者形成有效分工的融合模式是兩個“特區”真正轉變成“灣區”的一部分，港澳從投資中國的“虛體”（金融為主）轉變為投資中國的“實體”（全面融入），而其與全球接軌的規則體系和營商環境則輻射大灣區全域。融合后的大灣區經濟金融高度開放，政府與市場良性互動：一方面，門開得范圍更大，開得時間更長，主體進出更自由；另一方面，門開得更加自如、更加穩妥，制度的規范保證了開放的順暢。實現了上述場景，在眾多海外人士眼中，粵港澳大灣區就會是參與分享中國經濟和金融發展紅利的首選地。

　　疫情沖擊之后，大灣區有望成為雙循環發力的先行先試之地。

　　從現實謀發展，新冠疫情非典型、非對稱的沖擊對于香港和澳門這樣高度依賴服務業的經濟體影響尤甚，除了金融、地產相對具有韌性外，旅游業、零售業等外向型服務業遭遇巨幅損失，行業差距也客觀上放大了社會兩極分化。受內外經濟、金融、社會大環境的綜合影響，香港資本市場亦整體呈現震蕩態勢，澳門產業單一的弱點更為凸顯，這些均需要時間消化和調整。在此背景下，港澳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深度融合有望改善兩地的經濟基礎，消解疫情“戾氣”，也將深刻重塑長期固化的經濟社會格局，加快更具實質意義的雙向互聯互通。從歷史看未來，香港和澳門貿易、服務、金融業高度發達，還是中國與全球經濟濟結合部、文化交融點、人員流動樞紐，每一個特點都是兩地過去成功的理由，也將成為今后更上一層樓的現實基礎。

　　2020年，“雙循環”的提出成為中國經濟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主動謀求長期發展動力轉換和升維競爭優勢的大戰略。我們認為，新近出臺的兩份“方案”明確了大灣區作為中國經濟雙循環互動示范區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十四五”開始，中國元素將在港澳逐漸占據主導力量。長期來看，大灣區有望從單點迸發走向整體繁榮，真正成為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的經濟、金融、科技高地。

　　(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