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中銀研究

　　近年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產業向外、向西的轉移呈現出新特點。中美經貿摩擦疊加國內要素成本上升，一些跨國公司和中資企業將部分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和國內中西部地區；新冠疫情暴發進一步沖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與安全，部分國家呼吁減少對中國制造的依賴，市場對此帶來的產業向外轉移的擔憂進一步增大。“十四五”規劃提出，要促進產業在國內有序轉移。在此背景下，探究產業轉移背后的動力因素，對比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有助于更好地服務產業在國內的有序轉移、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和構建新發展格局。

　　一、新時期我國產業轉移的現狀與特點

　　第一，中美貿易摩擦沖擊疊加生產要素成本上升，部分產業向海外轉移的現象有所增加。部分外資企業向東南亞轉移產業鏈或加快海外布局。比如三星將在華手機業務全部轉移到越南，現代汽車將組裝業務逐步轉移到菲律賓，索尼等電子企業逐步將在華工廠遷移到海外，蘋果公司計劃將硬件產能從中國移出15%-30%，同時不少美國企業將在華供應鏈轉移到墨西哥。據《上海美國商會2021年中國商業報告》調查，雖然多數美國企業表示將繼續扎根中國市場，但2020年已有2%的企業將部分供應鏈遷至美國，12%的企業已將產業鏈遷至其他地區。同時，部分中資企業為降低生產成本和規避風險，也向外轉移部分產業鏈和增加海外投資。比如波司登等紡織服裝產能不斷向東南亞轉移。截至2019年，中國在越南投資的紡紗產能占越南紡紗總產能的32%。

　　第二，沿海地區部分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大規模政策刺激后，我國東部地區企業面臨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上升，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要素成本較低的中西部地區轉移步伐加快。比如，河南省依托勞動力、交通和政策等優勢，2010年吸引了富士康在豫落戶，到了2018年，河南已成為全球最大的iPhone生產基地。重慶市通過集群招商將筆記本電腦制造業的上游產業鏈和代工廠全部整合到重慶，推動重慶成為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制造基地。近年來，東部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產業的結構也不斷升級，從小規模走向完整產業鏈轉移，遷移行業也從勞動密集型為主轉向機械制造、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等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比如，2013-2018年醫藥行業向東北地區轉移，帶動東北地區醫藥產值占全行業比重提高1.84個百分點；電子信息產業轉移推升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電子行業產值分別提高5.12、3.77個百分點。

　　二、東南沿海地區產業向海外轉移的驅動因素分析

　　產業轉移是由于資源供給或產品需求條件發生變化后，某些產業從某一個地區或國家轉移到另一地區或國家的過程。對于產業轉移的動力因素，成本上升理論認為，發達國家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和非熟練勞動力不足會造成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逐步喪失，推動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梯度轉移理論認為，區域之間的經濟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存在差異，經濟發展水平高、創新能力強的區域屬于高梯度地區，隨著時間發展，高梯度地區的主要產業結構或要素條件發生變化，部分產業從高梯度地區轉移到要素條件更適合的低梯度地區。概括起來，區域間不同的要素稟賦、營商環境等，形成了產業轉移的主要的推力和拉力。因此，對比分析不同地區在土地成本、人力資本等要素的差異，有助于明晰東南沿海地區產業向東南亞國家轉移的原因。

　　第一，較好的區位和貿易環境是產業向東南亞國家轉移的主要因素。一是海運交通條件便利。東南亞是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十字路口”，越南、印尼等國都擁有較多港口，并且靠近新加坡、便于進行轉口貿易，也縮短了貨物經馬六甲海峽運往歐洲的里程。二是優惠政策較多。東盟較少受到發達國家的貿易打壓，同時對外簽訂了大量自由貿易協議，數千種進出口商品的關稅都降為0（表2）。其中，中國-東盟自貿區協定降低了雙邊貿易成本，便利企業向東南亞轉移制造業和從中國進口原材料等。

　　第二，東南亞勞動力優勢突出，但勞動力素質存在不足。2019年，泰國、柬埔寨、菲律賓的最低工資水平分別為1667元、1285元和1637元。截至2020年末，越南服務業、工業的平均月薪分別為2016元、1867元人民幣（圖1）；印尼每月最低工資水平約為1200元人民幣（圖2）。雖然東南亞國家勞動力工資明顯低于我國（表3），但勞動力素質、技術熟練程度不及我國。截至2018年，越南、印度和中國15歲及以人口的識字率分別為95%、74.37%和96.84%。2010年至2020年，中國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到2.67%。中國從事科技相關工作的人員數量已高達1.01億人，連續七年蟬聯世界第一位。

　　第三，東南亞匯率和稅負優勢明顯，但融資成本高于中國。一是東南亞匯率呈貶值趨勢，對外資吸引力大。匯率貶值通常有利于該國外貿產品在國際貿易中保持價格競爭力，與人民幣匯率逐步升值相比，不少東南亞國家匯率不斷貶值。比如，政局動蕩引發印尼盾貶值；為保持出口競爭力，越南推動貨幣貶值；多次大規模資本外流造成印度盧比持續貶值。現階段，受疫情沖擊影響，印度等國的貨幣貶值仍在繼續，截至2021年7月8日，人民幣兌越南盾、印尼盾、印度盧比的匯率分別為3602.9、2237.35、11.50。

　　二是東南亞國家稅收優惠政策優勢凸顯。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國對華招商力度不斷加大，減免外資企業2-15年的所得稅，并給予減稅、進口設備免稅和出口免增值稅等優惠（表4），而外資企業在華所得稅率為15%，普通國內企業面臨相對較高的所得稅率。截至2021年，國內企業一年所得稅基本稅率為25%，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稅率20%，高新技術企業稅率15%。世界銀行報告顯示，2016-2017年中國企業的總稅費負擔占利潤的比重分別為68%和65%，高于東盟八國。

　　三是東南亞融資環境并不占優勢。近年來，中國不斷加大政策力度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國內貸款利率明顯低于東南亞國家。2015-2018年中國近4年貸款平均名義利率為5.6%（圖3），僅高于泰國和馬來西亞，東盟其他6國的貸款利率均高于中國，最高的柬埔寨為15.5%。從實際平均利率來看，中國要明顯低于東盟八國，中國近4年的實際平均利率為2.4%，泰國在東盟八國中最低為2.7%，柬埔寨最高為12.6%。同時，隨著我國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企業融資環境改善、融資成本和難度下降。此外，我國多層次金融市場規模和發展程度要優于東南亞，企業發展的金融環境相對較好。

　　第四，東南亞國家在基礎設施、水電價格和營商環境等方面落后于我國。其一，我國基礎設施水平處于全球較高水平，相比之下，東南亞的鐵路、公路、水運、人均電力裝機容量和寬帶普及率均處于劣勢。比如，印尼國內交通設施落后、物流成本較高，導致本地部分農產品價格高于直接進口價格。菲律賓、老撾、緬甸電力供應嚴重不足、經常停電影響企業正常生產，因而需要從周邊國家進口電力，但其輸電損耗較大，造成電價總體偏高。2019年，泰國、越南、菲律賓電價分別為0.72元、0.53元和0.78元，除越南電價比我國主要發達省份低之外，泰國、菲律賓電價均高于我國東部地區（圖5）。此外，東南亞工業用水價格普遍高于我國。2017年，中國平均水費為0.47美元/立方米，東盟八國中僅緬甸、柬埔寨、老撾用水價格低于中國，其余國家均高于中國，其中菲律賓的用水價格為0.96美元/立方米（圖6），比中國工業水價高一倍多。

　　其二，東南亞新興市場國家的營商環境欠佳、社會不穩定。與中國相比，印尼、緬甸等國政府貪污腐敗、行政效率較低，社會經濟環境競爭力不強。《全球營商環境報告2020》顯示，2019年中國營商環境以77.9分位列31位，比2018年的46名再次提升15位，而越南（70位）、印尼（73位）、菲律賓（95位）、柬埔寨（144位）、老撾（154位）、緬甸（165位）等國排名靠后。同時，緬甸、印尼、菲律賓等國經常出現政局動蕩、騷亂、盜竊和罷工，威脅企業正常經營和財產生命安全，使企業面臨更多政治風險和社會風險。

　　其三，印度、東南亞等國的產業發展基礎落后于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中國擁有最完善的工業門類和全面的制造能力，并且形成了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等產業聚集區，產業配套和協作水平較高。相比之下，東南亞國家在產業分工體系中位于末端，主要輸出初級加工產品和農產品，雖然人力成本低，但其產業鏈不健全，缺少完備的配套產業和技術熟練的勞動力。比如，泰國第一、第三產業比較發達，但第二產發展不足。越南改革開放30年后，工業基礎初步具備雛形，但產業發展層次遠低于中國；緬甸紡織業勞動力成本雖低，但加工原材料需要從中國進口。這表明多數東南亞國家不具備大規模承接產業轉移的工業基礎，甚至部分地區不具備完全承接加工制造業的能力。

　　三、我國中西部地區具有良好的產業承接能力

　　第一，要素成本上升推動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其一，中西部土地租金和房價相對較低，對成本敏感型企業吸引力較大。企業選址對“宜商宜居”條件要求較高，因而土地租金和房價均影響產業轉移決策。2010-2020年一線城市與蘇州、天津等工業城市房價上漲均超過100%，部分城市房價漲幅超過200%，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同時東部地區的工業用地價格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08年珠三角、長三角工業用地價格分別為45萬元/畝、50萬元/畝，之后工業用地價格開始攀升。截至2018年一季度，珠三角、長三角工業用地價格分別為平均92萬元/畝、67萬元/畝（如不計算返稅的話，稅后分別約130萬元/畝、94萬元/畝），而中部、西部地價分別為45萬元和44萬元。

　　其二，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價格優勢明顯。2005-2019年，東部制造業職工年平均工資普遍上漲，但中西部工資上漲偏慢，承接產業轉移較多省份的工資水平普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19年，廣東、上海的平均工資水平為9.88萬元、14.93萬元，山西、河南分別為6.95萬元、6.72萬元（圖7）。單就制造業職工年平均收入而言，2019年北京、上海分別為13.8萬元、12.5萬元，江蘇、浙江均超過8萬元，而河南、江西、陜西分別為5.66萬元、6.4萬元和7.28萬元（圖8）。

　　其三，中西部地區電價、水價總體較低。在東部發達地區中，上海、天津、浙江的大工業用電價格多數超過0.6元/千瓦時，其中1-10千伏的用電價格更是接近0.7元/千瓦時。相比之下，重慶、四川、貴州、江西、河南的大工業用電價格均低于東部發達省份，部分省份電價與東部相差超過0.1元（表4）。工業用水價格方面，天津、石家莊、濟南等北方工業城市的水價大幅高于中西部城市，杭州、寧波、上海等工業發達城市的水價高于長沙、武漢、合肥、成都等中西部工業城市（表5），說明北方缺水工業城市和東部發達城市的水價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

　　注釋：以各省市兩部制電價為準，以非夏季、平時段用電價格進行比較。以2017年各省份調整后的用電價格為準。

　　第二，中西部地區消費市場增長潛力較大，有利于帶動產業向內陸轉移。一方面，從市場依存度來看，沿海地區企業對東部發達市場依賴度較高，未來較長時間內，其主要市場仍在東部地區。但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較快、消費空間廣闊，對東部產業轉出的吸引力加大，也是近年來產業轉移的重要影響因素。從各地區的消費水平來看，2017年，江蘇、廣東的最終消費支出分別達到4.32萬億元、4.51萬億元，而中西部與東部的消費能力差距還較大。2017年，人口規模較大的河南、四川、河北的總消費支出分別為2.31萬億元、1.93萬億元和1.60萬億元，湖南、湖北分別為1.8萬億元和1.71萬億元，而山西、陜西、貴州等省份的消費支出均低于1萬億元。總體來看，東部發達地區的消費增速將逐步放緩，市場競爭越發激烈，而中西部消費市場的開發潛力較大，產業向該地區轉移有利于擴大企業市場規模，帶動就業、提升當地收入水平，促進消費較快增長。

　　第三，中西部地區稅收優惠和配套服務對產業轉移的吸引力增加。近年來，中西部省份為加快承接產業轉移出臺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表6），包括增加用地指標供應、提供稅收優惠和安排專項產業資金、提升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加大對承接產業的金融支持等。相比之下，東部地區建設用地指標緊張、財稅優惠政策力度相對較小、市場空間相對飽和，不利于企業擴大投資和生產規模。不斷升級的優惠政策進一步降低了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是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重要引力。

　　第四，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條件正不斷改善。其一，中西部交通運輸條件與東部的差距在不斷縮小。江蘇、廣東的內河航運里程占優，湖南、湖北、四川等中部省份內河航運也有一定規模（圖10）。同時中西部地區的鐵路、公路運營里程并不少于東部省份（圖9、圖11）。對比交通條件來看，得益于中西部高鐵、航空運輸快速發展，促進了電子制造業逐步打破沿海布局限制向內陸轉移，例如鄭州的富士康電子產品出口就是依托于鄭州航空港和密集的鐵路網絡。其二，從電子通信條件來看，廣東、江蘇、浙江的移動電話交換容量、移動電話基站規模、光纜線路長度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根據《中國寬帶速率狀況報告》，截至2020年6月，東部地區1000M及以上用戶達155萬戶，占全國千兆用戶總數的58.1%，東部地區5G基站總規模達26萬個，占全國5G基站總規模的比重達63.4%。東部通信條件好與人口密集和經濟發達有關，同時這一優勢也更有利于發展信息科技和數字化產業。

　　四、驅動因素對比分析與未來趨勢

　　（一）產業轉移驅動因素的對比分析

　　對比中國沿海地區與東南亞國家的產業條件可以發現，東南亞國家在勞動力成本、稅負方面占有明顯優勢，但勞動力素質和技術水平低于我國。東南亞國家工業基礎薄弱、水電價格、政治經濟環境等劣勢較為突出。在此背景下，對勞動力成本、稅收等成本敏感行業一般具有較強轉移動力，比如服裝制造、電子零部件加工等初級加工業。而那些對產業基礎要求高、上游供應鏈較長、對勞動力成本不敏感的行業，向東南亞國家轉移的難度較大，比如鋼鐵、化工產業、機械制造等行業。

　　對比國內東中西部的產業發展條件發現，東部沿海地區在區位、通信條件和技術水平上優勢明顯，但中西部地區在地價房價、勞動力價格和水電價格上優于東部，并且中西部基礎設施不斷提升、市場潛力深厚，中西部省份正積極建設產業轉移承接示范區，提供更大力度的財政補貼、稅收和用地優惠，對東部中低端產業轉移的吸引力越來越大。

　　對比我國中西部地區和東南亞國家的產業發展條件，中西部市場規模、產業配套能力、基礎設施、營商環境、勞動力素質和社會環境要明顯強于東南亞國家，而東南亞國家在區位、港口便利程度、勞動力成本上要好于我國中西部地區。這表明東南亞能夠承接的產業主要為初級加工制造業，但其大規模承接我國產業轉移的能力有限；同時考慮到企業對中國巨大消費市場的依賴，預計產業不會大規模轉移到國外，而是不斷向中西部轉移。

　　（二）地區產業轉移趨勢

　　第一，疫情過后產業轉移或將有所加快。一方面，疫情之后，發達國家產業鏈回流和轉移或有所加快。全球疫情暴發沉重沖擊產業鏈供應鏈，由于中國經濟率先從疫情中恢復，加深了歐美國家、東南亞對我國產業鏈的依賴，這引發了部分國家對產業鏈安全的擔憂，美國、日本等積極推動部分企業撤出中國。另一方面，中美關系面臨不確定性以及中國加快推進碳中和，給企業經營帶來風險和成本上升，未來外貿企業、高碳產業可能逐步向外轉移。

　　第二，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產業規模繼續擴大，向東南亞國家轉移規模或有所降低。一是由于我國中西部地區各方面產業發展條件在政策支持下不斷完善。二是東南亞承接產業轉移能力不足，短期難以明顯改善。東南亞目前缺乏熟練的產業工人、完善的供應鏈和有一定技術的供應商，出現一些技術密集型企業轉移到東南亞后需要從中國進口零部件，帶來企業生產成本上升和生產效率下降。同時，基礎設施落后和社會經濟環境不佳也使企業承擔較高的物流成本和社會成本。比如，一些在2018年前后轉移到越南的企業反映，越南基礎設施落后，產品從工廠運輸到港口的物流成本較高，給企業帶來損失。

　　五、相關政策建議

　　（一）對于中低端產業轉移

　　對比發現，產業轉移是企業尋求更優發展環境和實現利潤最大化的重要途徑，也是產業發展和國際分工的必然趨勢。中低端制造業具有技術含量低、利潤薄、成本敏感等特點，隨著我國東部地區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我國中低端產業向低成本地區轉移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時中美經貿摩擦、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也助推了部分外資、外貿企業向東南亞轉移產業鏈。對此，要尊重產業發展規律，也要防范中低端產業過度轉移帶來的產業鏈穩定風險。

　　同時，也要看到我國中西部地區有條件、有需求承接中低端產業轉移，因而也要積極作為，引導電子產品及零配件產業等中低端制造業向中西部地區有序轉移。要進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發展環境，帶動中低端產業更多地服務國內經濟。第一，繼續實施制度性減稅政策，引導低端制造業向中西部地區有序轉移。一方面，進一步控制房價、稅費、勞動力、物流、水電等成本上升。嚴格落實房地產調控政策，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為企業提供宜商宜居的發展環境。強化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持續實施降費措施，階段性降低工傷、失業保險費率，整治各類涉企違規收費。加強勞動力就業平臺建設，促進勞動力供需平衡。另一方面，鼓勵東部制造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同時中西部要創造更好的條件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建設和完善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在用地、用電和稅費減免上給予企業更多優惠政策。

　　第二，中西部地區要優化產業布局、改善營商環境，增強承接產業轉移的能力。一是中西部地區要根據當地產業基礎和資源稟賦合理引進相關產業，基于現有產業鏈條存在的缺口和薄弱環節，加強引進產業集群、關鍵配套企業等，提高產業協作水平。二是積極打造法治化、國際化、市場化營商環境。進一步建設和提高保稅倉、口岸作業區等內陸口岸功能建設，加強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提高當地開放理念、服務意識和國際化服務水平。繼續增強軟環境建設，對標國際標準，推廣東部地區實踐經驗，提高行政效率。

　　（二）對于高端產業轉移

　　對比發現，產業鏈條較長、技術要求高的產業不宜盲目向東南亞轉移。一方面，東南亞地區的產業基礎不足、產業鏈不健全。另一方面，我國有多個重工業基地和區域特色產業集群，例如武漢光電子信息產業、西安高端制造產業、東北醫藥產業等，這些地區具有豐富的科研資源和特殊的產業基礎，有利于中高端產業向中西部優勢產業集聚區轉移。但同時要防范高端產業盲目轉移，避免中西部地區重復布局、過度投資同質化項目。

　　作  者：周景彤 王梅婷 研究院

　　應對外資高端產業向國外轉移，第一，要加強國際產業協調合作，帶動外資高端產業回流和增加在華投資。積極與發達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展開合作，構建多層次、多渠道的政府間合作機制，加強在特色產業、技術和人才方面的合作。以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為重點領域，積極引進國際企業和研發機構在我國設立分支機構和研發中心，引導外資投資新興重點產業。同時國內產業鏈要適度“走出去”，加強在短板層面的技術創新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共贏發展。 

　　第二，加強國內產業規劃布局和統籌協調，促進產業鏈固鏈、補鏈、強鏈。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和科技創新，促進高端制造業發展，提高產業附加值和國際競爭力。一是完善建立省際承接產業轉移統籌協調機制，帶動轉移產業在中西部省份合理布局，引導轉移產業和項目向產業園區聚集，進一步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二是提升制造業自動化、智能化水平，促進生產效率提高和成本相對降低；以數字化、網絡化手段推動產品創新、管理創新、流程創新、營銷創新和市場開拓。三是充分利用科研資源、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緊緊依靠一線城市雄厚的科研資源、人才技術、金融資源進行尖端突破和產學研合作，推動高新技術創新和產業化落地，助力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銀行總行一級部門。研究領域涵蓋全球經濟、國際金融、宏觀經濟與政策、金融市場、銀行業發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