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黃益平、杜大偉（美）、姚洋  

　　2012年，中國政府提出了一項長遠的發展目標：到2049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0周年之際，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繁榮富強的國家。鑒于中國自1978年起推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所取得的成功，要實現這種變化當然是有可能的。但變革之路道阻且長，存在不少不確定性因素。

　　中國國內面臨著很多挑戰，比如：人口老齡化、城鄉差距、薄弱的金融體系、創新力不足和依賴碳基能源等嚴重的國內挑戰。此外，中國與一些主要合作伙伴的對外經濟關系開始出現裂痕，導致雙方的貿易和投資壁壘在不斷加大。我們在《中國2049》一書中探討了一系列政策，可以幫助中國實現這一宏偉目標。

　　人口老齡化

　　新冠疫情向我們發出了一個警示，從現在開始到2049年，可能會有層出不窮的不可預知事件發生。但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中國將快速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代。目前，中國的總生育率已經下降到了每名女性生育1.7個孩子，遠低于2.1個孩子的更替率。中國的生育率之所以下跌，原因可能是中國推行的獨生子女政策，但政策的松動并未讓普通家庭選擇生育更多孩子。中國和其他許多人口密集的亞洲國家一樣，住房和教育成本高昂，很多夫婦選擇只生一個孩子，或者根本不生孩子。即使生育率有所提高，但對中國的勞動力市場而言，20年內，其影響杯水車薪。

　　中國人口總量可能已達頂峰。更重要的是，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開始下降。在未來幾十年，老年人口預計將大幅增加（見圖1）。到2049年，中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增加1倍之多，達到4億人。屆時，中國將面臨的更突出問題是，85歲及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將增加兩倍多，達到約1.5億人，超過美國和歐洲此類人口的總和。在處于工作年齡段的群體中，唯一將上漲區段介于55—64歲。

　　人口老齡化既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照顧老年人需要全社會向醫療保健、長期護理和療養等領域投入更多資源。按照中國的 傳統，老人一般由子女贍養。但是，由于家庭規模變小，許多老年人在晚年時可能會無人贍養。將以前由個人承擔的老人贍養成本社會化，既有人道主義意義，也有經濟意義。

　　新冠疫情暴露出了中國醫療衛生系統所存在的優勢和劣勢。優勢在于，中國可以進行大規模的臨時動員，將稀缺資源轉移到最緊急的地方——也正是通過這種方式，中國快速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但很多中國人現在認為，國家有必要加強衛生服務體系，充分利用醫療資源，特別是在老年人聚居的農村地區。

　　盡管內部存在挑戰，但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不一定預示著中國勞動力數量會急劇下降，勞動力數量還取決于勞動參與度。特別是，中國需要改革退休年齡政策，逐步提高勞動力的退休年齡：男性公務員可以在60歲退休，女性公務員可以在55歲退休。如果身體健康，多數65歲以上的老年人會選擇繼續工作。政府還可以推行家庭友善政策，這會提高和維持女性勞動力的參與度。

　　城鄉差距

　　中國城鎮化的腳步伴隨著40年的改革發展進程穩步向前。城市人口以每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不斷增長著，占總人口的數量從改革之初的20%增長到了現在的60%。其中，有2億多的農民工在現有戶籍制度下仍保留著農村戶口。盡管中國的經濟增長活力以及生產率增長很大程度上都源于這種人口流動，但人口流動本身卻面臨著諸多限制。如果在經濟低迷時期失業，這些農民工一般會選擇回到農村。當這些新移民來到城市時，他們無法充分享受到城市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福利，因此，也很難帶著子女或父母一起到城市中來生活。其結果就是形成了割裂的家庭，父母在城市工作，爺爺奶奶守著家里的農田，撫養著留在家鄉的兒童。

　　中國的城市戶籍限制政策正在逐步取消，尤其是在一些二、三線小城市。如江西省最近取消了戶籍限制。但在廣州和上海等中國最發達的經濟中心地區，戶籍限制政策依然很嚴格。雖然中國存在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但城鄉收入比仍在穩步上升。到2007年，城鎮職工的人均收入已達到農村地區的3.14倍——這使中國成為了全世界城鄉差距最大的國家（見圖2）。中國人口大約占全世界人口總量的五分之一，但卻只有7%的可耕種土地，因此，想要5億人口擺脫農村經濟、過上小康生活，困難重重。不過，即便算上已經遷入城市的農民，相對于中國的人均收入和人口密度來說，中國的城市化率仍然很低。韓國等經濟快速增長的亞洲經濟體在這個發展階段的城市化率已經接近80%。令人欣慰的是，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的貧富差距有所縮小——不過這種差距還很大，城鎮職工收入是農民收入的2.71倍。

　　中國如果完全取消戶籍限制，會產生巨大收益。從社會的角度來說，農村人口中的兒童和老年人比例過高。城市匯聚了大量優質學校，可以讓未來的勞動力人口有機會接受更加優質的教育。雖然一些老年人更愿意留在農村地區，但也有一 些人會希望搬遷到城市中生活，離他們的成年子女更近一些，同時享受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從經濟角度來說，農村地區仍存在勞動力過剩的問題，放寬落戶政策有助于維持城市的勞動力人口。

　　多一點融合，少一些壁壘

　　關于中國的成功，一直有一個有趣的悖論， 那就是，它的金融體系不發達，但卻實現了快速增長。一項基于銀行所有權、利率監管、信貸分配干預和跨境資本流動管制的“金融壓抑”指數顯示，中國是主要經濟體中金融壓抑程度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類似于印度，略高于俄羅斯和南非，其自由化程度也遠低于發達經濟體。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金融體系幾乎完全處于管制狀態，從1980年到2000年左右，中國的金融體系才在自由化方面取得了較好進展，但自此之后就停滯不前。

　　對此，我們的解釋是，向金融自由化邁出的最初幾步輕松化解了中國經濟所存在的問題，將中國的大量儲蓄導入到了以出口為導向的制造業和房地產行業。在當時的發展階段，適度的金融壓抑有助于確保資金成本維持在較低水平。在出口和房地產行業，貸款都需要實物抵押（財產、建筑物、機械設備），因此，信貸分配并不困難。中國的出口主要來自私營企業，而非國有企業。房地產開發和房屋所有權也都屬于私人性質。因此，政府出臺鼓勵發展出口和房地產產業的政策， 實際上是間接地將資源引向了私營企業。

　　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這段時間，是中國的黃金成長期。新增貸款快速增加，GDP較快增長完全可以維持非金融部門債務與GDP等指標的穩定。然而，這一切在2008年發生了改變。為了在全球金融危機后維持市場需求，中國開始向地方政府和鋼鐵行業等以往由國家主導的上游產業放貸，以此大舉投資基礎設施建設。

　　與此同時，中央政府決定向重點國有企業傾斜更多資源，希望通過資源和政策的傾斜，幫助它們成為全球龍頭企業。中央政府下放給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貸款激增，導致經濟體中的負債總額以驚人的速度增長。這就表示，中國的金融體系在新的市場環境下表現得不是非常理想。如果融資推動的投資產生了強勁的增長效果，那么，債務與 GDP之比將保持穩定或緩慢上升。但杠桿率的快速上漲表明，資金多數流向了低效投資。

　　近年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停滯，凸顯出資本配置能力薄弱這一問題。全要素生產率 衡量的是生產率增長中無法由勞動力或資本增長 解釋的部分。在21世紀頭十年初期，中國政府的大規模直接投資幫助建立了國內私營制造業產業，此后，全要素生產率每年增長2.6%，且在頭十年后期加速至3.9%，引人矚目。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要素生產率再未出現強勁增長，2015年至2019年期間的年增長率為0.2%。

　　生產率停滯不前也釋放出了一個信號，即中國需要加大創新力度，建立多元化的金融體系，為創新提供助力。中國存在許多有助于創新的元素：國內市場潛力大；研發投入占比高（占國內 生產總值的 2.4%）；每年提供數百萬名科學家、工程師和軟件開發人員；逐步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但中國的創新產出明顯與這些優勢不符。中國在一些技術領域的進步令人印象深刻，如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領域，但經濟整體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疲軟。中國仍在向國有企業傾斜大量資源，然而，大多數發明專利卻來源于私營企業。

　　中國的金融體系更加青睞那些擁有傳統資產（建筑物、機械設備）的企業，但對于那些依托 于知識產權且富有活力的初創企業，則不愿為其 提供資金。中國在對其下一個五年計劃做出微調 時，應將工作重心放在加強融資等領域的創新生 態系統，而非針對特定行業和技術給予政策扶持。特別是中國還承諾在 2060年之前實現凈零排放的目標，所以創新是實現國家環境目標的關鍵。

　　擴大貿易和投資

　　中國的人均 GDP能否趕超發達經濟體，取決于它是否能夠繼續融入全球貿易和投資市場當中去。中國幾乎是從完全自給自足的狀態發展成為了如今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2020年，中國還成為規模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收國。然而，當前的國際環境極具挑戰。中國計劃在特定科技領域形成領導地位，令其合作伙伴產生了擔憂情緒，反過來，這些合作伙伴對中國的科技企業施加了貿易和投資限制。在此背景下，面對著可能出現的風險，中國隨之提出和制定了“雙循環”戰略，突出了內需和國內創新的重要性。技術脫鉤不僅會傷害中國，還會對全球生產率增長產生更加廣泛的影響。

　　作為反制措施，最近 ，中國簽署了幾項重要的經濟協定，例如與亞太地區國家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以及與歐盟簽署的《全面投資協定》。中國還與《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成員國就未來加入該協議展開了對話，這一切都需要中國政府做出重大改革，例如，限制對國企的資源傾斜和補貼，向外國投資開放全新行業。中國還向拜登政府建議，減少兩國經濟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壁壘。

　　成敗主要取決于中國如何應對國內挑戰。

　　總之，中國正處于對外經濟關系的拐點上。繼續全面開放本國經濟，開展貿易和投資協定磋商，這些都對中國具有深遠意義。但成敗主要取決于中國如何應對國內挑戰。人口老齡化和城鄉差距互為關聯：加深融合有助于中國滿足不斷增長的老年人口的需求，防范本可以避免的城市勞動力人口急劇下降這一問題。金融改革與創新政策也互為關聯。從有針對性的產業政策轉向廣泛扶持的創新產業，需要中國政府建立起一套更加多元化、更加富有競爭力的金融體系，不再一味給予國有企業政策傾斜。想要減少碳排放，同時又不影響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關鍵在于創新。

　　本文原發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金融與發展》2021年6月號。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