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本文作者： CF40研究部

　　近日，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召開季度宏觀政策報告論證會，主題為“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長潛力”。

　　CF40資深研究員張斌在圍繞2021年第二季度CF40宏觀政策報告《中國經濟增速的趨勢下行》發表演講時表示，中國經濟趕超進程沒有脫軌，但生產率提升動能轉換，相對前沿經濟體的學習空間變小且學習難度變大，需要學習前沿經濟體經驗并結合本地更加精巧的制度和政策設計才能夠實現生產率提升。

　　他分析認為，中國經濟增速下行的原因與日本、韓國等其他趕超經濟體類似發展階段一致。一是中國在農業、工業和建筑業跨過了投資高峰期，二是經濟活動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放緩，同時開始從工業向服務業的轉移。

　　與會專家認為，要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僅僅依靠實際經濟增長完成目標難度較大，國際經驗來看，匯率升值貢獻更大，其背后是勞動生產率提升，即實現高質量發展。這與勞動生產率增速的趨勢下行相悖，值得深入研究。

　　與會專家建議，提高勞動生產率、釋放經濟增長動能，需要促進人口等要素自由流動，提升資源空間配置效率：一是適當放寬政策，允許將宅基地轉為集體用地后再入市，建立相應社會保障體系；二是通過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加快都市圈和城市群發展。

　　但多數專家也表示，政策設計除了考慮經濟效率外，仍需平衡好各方面成本，綜合考慮人口聚集后的教育、城市可容納度等資源匹配、區域戰略發展等各方面體制機制問題。

　　”

圖 / 攝圖網

　　中國勞動生產率趨勢下行

　　CF40資深研究員張斌認為，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中國經濟告別了前一個十年的高增長，經濟增速持續單邊下行，主要由人口增長放緩、結構改變以及勞動生產率趨勢性下行驅動。

　　勞動生產率變化可分解為結構效應與收斂效應，前者指勞動力和資本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帶來的勞動生產率變化，后者指發展中國家在相對前沿國家（以美國為代表）低收入時期，學習空間大（有的學），通過規模資本積累和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容易學），實現快速的生產率提升。

　　中國經濟增速下行的原因與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其他趕超經濟體類似發展階段一致——

　　一是中國在農業、工業和建筑業跨過了投資高峰期，中國相對前沿經濟體的學習空間收窄且學習難度上升，勞動生產率提升放緩，這解釋了中國勞動生產率減速的七成。

　　二是經濟活動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放緩，再加上經濟活動從工業向服務業的轉移，這解釋了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速下行的三成。

　　對中國來說，第一，從日、韓、中國臺灣和部分歐洲經濟體的經驗來看，中國經濟的趕超進程沒有脫軌。盡管中國經歷了持續的勞動生產率增速下降，目前的勞動生產率增速與日、韓、中國臺灣和部分歐洲經濟體在相似絕對收入/相對收入水平時期相比，都處于類似水平。

　　第二，生產率提升動力轉換，相對前沿經濟體的學習空間變小且學習難度變大。生產率提升從物質資本積累驅動逐漸轉向知識和技術驅動，從標準化的資本品行業轉向高端農業和制造業、IT、教育科研、醫療、金融服務業、商務服務等知識和技術密集型行業。來自前沿經濟體的標準化學習內容占比下降，非標準化學習內容占比提高，需要學習前沿經濟體經驗并結合本地更加精巧的制度和政策設計才能夠實現生產率提升。

　　勞動生產率提升
       對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至關重要

　　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公布了2035年遠景目標，到2035年中國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目前，中國人均GDP約在1萬美元水平，而中等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約在4萬美元水平。

　　與會專家認為，要實現遠景目標，經濟年均增速不能低于4.7%，要達到6%甚至8%以上，僅僅依靠實際經濟增長完成目標難度較大。

　　從日本和德國經驗來看，它們在與中國相似的發展階段，按照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與美國的差距持續縮小，這一過程中匯率升值的貢獻大于實際經濟增長，德國匯率升值貢獻占比達到2/3，日本也達到了60%。

　　而長期來看，匯率升值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勞動生產率提升，即實現高質量發展，這與當前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速的趨勢下行相悖。

　　因此，厘清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增速下臺階的因素，探究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釋放中國經濟潛在能力，對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至關重要。

　　有專家通過實證研究認為，中國經濟增速下降的癥結在于經濟資源空間錯配導致經濟增長效率下滑，體制改革有助于釋放中國增長潛力。

　　其研究結果表明，市場配置資源和政府配置資源力量相反：離港口或者大城市越遠的地方，經濟規模越小、人均GDP越低、人口凈流出，房價也越低，但卻得到更多財政轉移支付和土地供應，投資對GDP的拉動能力越低，政府負債率越高。通過人口、土地等生產要素空間配置的改善，有助于提升經濟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政策建議

　　與會專家認為，提高勞動生產率、釋放經濟增長動能，需要促進人口等要素自由流動，提升資源空間配置效率。

　　總體上，在生產要素積累方面，應促使勞動力流動，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土地供應、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投資要與人口流動方向一致，按照比較優勢進行投資，提高投資回報率。同時，應加強教育投入，加快人力資源累積速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具體地，一是應加快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并創造條件允許宅基地向外流轉，同時加強農村社保體系建設。對農民來說，宅基地通常作為其最后的安全保障。通過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可以釋放這部分農村土地和經濟增長潛力，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二是通過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加快都市圈和城市群發展。

　　一方面，中國資源配置結構正在發生改變，過去推行城鎮化是潮流，現在疏解城市功能逐漸成為趨勢。建議允許城市居民在農村建房，那么核心城市周邊30-50公里范圍內很有可能像歐美一樣建成更環保、更現代化的小鎮。

　　另一方面，要妥善解決農民進城后住房、公共服務等問題，特別是教育、戶籍制度相配套，釋放農民需求潛力，且更穩定的居住和生活環境也有利于他們打磨技術、提高生產率。城鄉要素雙向流動，能夠促進房地產、基建和服務業的發展，釋放巨大的增長潛能。

　　但多數專家也表示，政策設計除了考慮經濟效率外，仍需平衡好各方面成本，綜合考慮人口聚集后的教育、城市可容納度等資源匹配、區域戰略發展等各方面體制機制問題。

　　參考發達國家現代化經驗時，政策設計要考慮到中國二元治理結構、人口眾多等特殊國情，相關問題應妥善處理和實現平穩過渡。

　　其一，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將長期并存，兩者各有其效果、需要并用，在不同時間采用不同結構。在體制性扭曲的差值度量上需要進一步研究，體制改革還有余地。

　　其二，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設與鄉村振興應該并舉。中國現代化進程區別于世界其他國家最重要的特點是，中國是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未來還可能達到16億人口高峰。這意味著，即便我國城鎮化率達到了80%，仍將會有約3億人口居住在農村。同時，我國現在有大量居住在農村但未必從事農業的農民，“兩棲性”也將是未來30-50年長期存在的狀態，即農民在農村有土地和宅基地，同時仍在城市買房。因此，農村也需要有產業興旺和生態宜居等條件。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定位為“平臺+實體”新型智庫，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