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賈康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 院長

　　摘要：需求側改革的提出與“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指導方針一脈相承，體現進一步著力于打通經濟循環中需求潛力釋放的堵點、優化全局統籌協調、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系統性思維。本文以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視域，分析新形勢、新時期需求側改革的背景和內涵，探討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在雙循環視域下的發展發向，在統籌協調大思路下從消費能力、有效投融資、收入再分配、城鄉間要素流動、外貿政策、科技攻關和創新等方面，提出了對策建議。

　　關鍵詞：雙循環 需求側改革 三駕馬車

　　2020年11月，中國共產黨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0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2020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要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均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隨后12月16-18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意需求側管理，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需求側改革”和“注重需求側管理”的表述，內涵與“雙循環”戰略一脈相承，體現著進一步著力于打通經濟循環的堵點、優化全局統籌協調、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系統性思維。內循環為主體，是強調倚托本土已經雄厚起來的統一市場，更多依靠中國自身市場潛力來形成經濟發展中供需互動的主心骨。經濟階段轉換、貿易戰和疫情沖擊“三重疊加”背景下，從穩中求進、擴大內需到供給側的優化管理與實施結構性改革，具有環環相扣的內在聯系。新形勢、新時期，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的推進中，在突出重點、抓住主線的同時，還要有更高水平的整體性系統思維和全局統籌協調的更高水平——這是決策層面在追求高質量發展新階段進一步提升了的戰略思維框架。

　　一、雙循環視域下需求側改革的內涵

　　（一）雙循環提出的時代背景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從1978年到201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按不變價計算增長33.5倍，年均增長9.5%。與此同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斷提高，2010年實現人均國民收入四千美元，使我國成功地由低收入國家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隨著中國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我國經濟增速也與其他經濟體大同小異，需要在經濟增速無可避免地逐漸放緩過程中，告別經濟起飛階段粗放式高速增長狀態，完成一個增速下調，增長方式集約化的階段轉換。我國的這一過程表現為年度增速由2010年的10.6%較快地于兩年內下調到2012年的8%以下，又于其后三年內相對緩慢下調到2015年的7%以下之后，從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長達12個季度的時期內，波動在6.7%-6.9%之間。但2018年上半年美中貿易戰開始，美國在外貿、科技、金融等多方面對中國遏制打壓，使中國經濟增速進一步降至6%左右。而2020年突發的新冠疫情帶來的沖擊，更是使我國一季度經濟增速大幅降至-6.8%，雖然之后幾個季度經濟有所恢復，但全年經濟增幅應會表現為幾十年未有的2%或略高的低速。發展階段轉換、貿易戰、疫情三重因素疊加形成的沖擊下，還特別需要關注“百年未有之變局”的國際大環境復雜嚴峻，全球范圍內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極端主義抬頭，逆全球化的種種表現更加明顯。世貿組織預測2020年全球貿易將縮水13%至3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全球經濟將下降3%。總之，三重因素疊加下中國經濟整體下行壓力加大，國內國際矛盾問題交織形成的、特別是由國際復雜局勢引發的不確定性上升。基于的嚴峻復雜形勢以及三重因素交互作用所可能呈現出的中長期特征，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將在巨大不確定性面前經受考驗，這要求我們充分地注重把握好可選擇的、應當正確把握的確定性，力求更多掌握主動權，繼續推進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現代化過程。作為有一定開放度的經濟體，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就一向是國內、國外雙循環的，中央新近強調的“內循環為主體”，則正是當前時代背景下的新意所在，即有必要適當調整原本較高的經濟對外依存度，將支持經濟持續發展的側重點，更多地轉移到已經雄厚起來的本土市場的供需循環，同時更好形成內、外雙循環間的相互促進，從而進入更具有主動掌控權的高質量發展狀態。

　　客觀地看，我國已經具備了以國內經濟循環為主體的基礎條件。經過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總量規模已躍居世界第二位，并成為制造業規模第一大國、進出口貿易規模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在工業體系方面，中國是全球當下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其中包括41個工業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在消費方面，我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中產階層不斷壯大，規模廣闊的消費市場潛力還將不斷釋放，并且目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還具相當可觀成長空間的發展中階段，更為注重開拓潛力巨大的本土市場，可順理成章地增強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韌性、回旋余地和應變能力，提升可持續發展中的主動權與掌控力。

　　中央關于構建“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的指導方針，正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發展條件的變化以及我國所面對的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所提出來的，體現了堅持和平發展時代主題與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認識不改變前提下，繼續向前推進“新的兩步走”現代化過程、并不斷動態優化現代化戰略策略系統化思維的最新精神。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正是推動我國改革開放中向更高層次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是發揮我國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的內在要求。

　　（二）雙循環視域下需求側改革的內涵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形成巨大外部沖擊和2010年我國提出“穩中求進”總基調以來，“擴大需求”的指導方針與相關內容已為各界耳熟能詳。2020年3月27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又明確定調要擴大內需；7月30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持續擴大國內需求”、“擴大最終消費”和“積極擴大有效投資”；10月26日開始召開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擴大內需的學理解釋，就是激發、調動國內消費、投資的潛力而更有力地支持供需互動形成的經濟循環，并且在經濟運行的基本矛盾認識分析上，中央明確地形成了“供給側結構問題是矛盾主要方面”的基本判斷，通觀全局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打造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當下在擴大內需的基點又表述了需求側改革和注重做好需求側管理，決不是中央對此前提出的“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發展思路的改變，而是體現了通盤考慮、尋求供需兩端更加相互呼應和進一步優化相互協調關系的指導思想，以求實現供需兩方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我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并沒有改變，主要矛盾方面仍然體現在供給側。但我們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上，著力調整供給結構，提高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滿足能力，以創新驅動依托制度安排和已有規則實施對于需求的調節，必然是對可通約的有支付能力購買力價值量化的總量調節，屬于需求管理，而優化、變革相關的制度安排和調控規則，屬于需求側改革。以需求側改革（即優化與需求釋放相關的制度安排）帶動需求管理水平的提高，進而呼應和貫徹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動整個結構體系質量與效率提高的主線，便合乎邏輯地成為“供給側改革”這一表述的內涵。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的同時，又需結合雙循環中對于內循環為主體的側重，積極考慮更為優化需求管理和配之以需求側的改革，以更好為新發展格局中的高質量發展賦能。

　　（三）雙循環視域下總供需的動態平衡

　　供給與需求是經濟運行中的一對基本矛盾，經濟活動中供給與需求矛盾的兩個方面持續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形成社會再生產的不斷循環。雖然宏觀經濟層面所追求的目標是在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均衡基礎上實現經濟的增長和發展，但是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總供給與總需求并不是總能達到均衡，事實上，大多數情況下總供需之間總是存在一定的非均衡因素，政府合理作用的發揮，是著眼于使二者在總量和結構的不斷調節和適應中，追求大體上的動態的優化均衡。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展，經濟總量迅速擴大，總供給和總需求在總量方面有很大增加的同時，雙方互動的形式、特征也經歷了階段性的變化，傳統體制下，經濟通常表現為供不應求的短缺經濟，而上世紀90年代后，總體而言中國走出了短缺經濟時代，不少方面產能過剩的特征在近些年間愈益明顯，針對這些年的供給端產能過剩、樓市庫存大、債務高企、綜合成本高企、結構失衡等問題，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提出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五大任務，即“三去一降一補”，以求化解供給質量偏低問題，實現高質量發展。又決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在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主要矛盾的同時，需求側的管理與相關改革。

　　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供給與需求的關系，可以在大框架上聯系社會再生產四個環節中的生產和消費一頭一尾兩個環節。生產和消費都既是起點也是終點，生產決定著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另一方面，消費是生產等一切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是生產的目的和原生動力，消費所形成的新的需求會對生產的調整與升級起到導向作用，激勵現實的生產經營行為以回應最終消費的需求（以及相關的中間需求）。同時，就供給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已指明，古往今來，創新概念下的動力機制，需求側實為“永新而無新”，真正看得見摸得著的創新都發生在供給側，尤其在新技術革命風起云涌的數字（經濟）信息革命時代，供給側的創新更成為引領、滿足需求，使人民美好生活愿望不斷得到實現的關鍵動力源。因此，經濟運行既要高度重視生產的供給端側創新、供給結構進一步優化，提高生產效益、提高產品質量，同時也要高度重視消費與投資的需求側，并總結調控經驗彌補過于偏重需求側總量調控的局限與不足，優化強化“有效市場+有為、有限政府”的供給管理，使總供需在發展升級中不斷尋求動態平衡。

　　二、雙循環視域下需求側改革的難點

　　以為中央提出需求側改革的表述，是原來在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風向改變了，純屬誤解（請參閱賈康《“風向”沒變！應系統認識需求側改革》，環球時報，2020年12月17日）。中央是強調在“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主線的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體現的是強調高質量發展需要有系統性思維，需要有各方統籌的全局觀。需求側改革所針對的，是為實現需求潛力釋放而消除與制度因素有關的堵點，即優化以總量調節為基本特征的需求管理所相關的制度安排。這也自然地聯通于管理調控運行機制上形成有效制度供給的創新改進。因此，打通堵點是需求側改革的關鍵，需求側改革也必將是與供給側改革相互呼應、兩相結合于配套改革系統工程之內的。傳統思維框架下人們將需求在結構上劃分為消費、投資和出口，即所謂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這個認識框架已經對總量概念的需求做了結構化處理，這種做了結構化認識的需求，需要得到供給側的回應，供需兩端互動起來，必然要求我們處理更為復雜的結構問題，這樣才能實現對經濟運行動力機制的全面認識與更深理解，消除需求側的堵點，使需求進一步釋放，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得益彰，讓“擴大內需”與“雙循環”的機制在配套改革中得到優化。

　　（一）消費的堵點

　　我國近些年消費貢獻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分量上升的表現，內需中消費的比重趨于突出。隨著對疫情逐漸達到有效控制，經濟逐步恢復常態化的增長，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更加注重高質量健康發展，消費將是推動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引擎，打通消費堵點意義重大。具體考察分析，當下國內消費的堵點，主要有如下兩大方面：

　　一方面，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大，制約了公眾總體的消費能力。

　　居民可支配收入即社會成員有貨幣支付能力的，消費購買力，是影響消費的重要因素，因為它是消費之源。目前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已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但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著較大差距，2013-2019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終維持在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半以下，2/5左右的水平（如表1、圖1所示），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也一直低于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一半以下（如表2所示）。2020年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答中外記者提問時指出，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目前人均年收入已達3萬元人民幣，但是仍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僅1000元出頭，現在低保、失業保障、特困救助等人員大概一年6000萬人左右，按原來的統計還有500多萬貧困人口，但是又受到新冠疫情沖擊，需要保障和救濟的困難群眾可能會更多。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經濟總量和居民人均收入量值有很大增加，但是在經濟迅速增長的同時，收入差距也逐漸增大。關于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結構視角的“收入差距懸殊”問題，早已引起各方關注，以基尼系數的官方數據衡量（如圖2所示），2008年達到歷史記錄最高值的0.491，以后雖逐漸走低，但2016年仍在0.46以上，按國際標準，屬于過高狀態；非官方研究群體對于中國基尼系數的測算結果，更是高于官方數值。經濟增長雖然是減貧的根本，但收入差距過大卻提高了貧困發生率；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是我國形成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的先天優勢，但是對可支配收入水平較低的中低收入階層乃至貧困階層而言，空有增加消費的愿望，卻不具備相應的消費能力，而且對可支配收入過低的貧困群體來說，尤其是在健康和教育等人力資本培育重要方面消費的愿望得不到滿足，不僅會影響現階段的消費需求，也會在長期貧困循環中影響未來的消費需求。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過大，14億人中雖有合計4億左右的高收入階層和中產階層，但有約10億人是低收入者，占了總人口的70%以上，這樣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格局，與收入再分配“抽肥補瘦”制度機制建設不到位密切相關，嚴重制約了公眾總體的消費水平，是消費需求的一個堵點。

　　另一方面，相當多的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不足，即雖有一定收入，但是有種種“后顧之憂”，引發較高的“預防性儲蓄”傾向，不敢消費。

　　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已提出了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隨著收入的增加，消費也會相應增加，但是增加的消費量小于收入的增加量。“預防性儲蓄”，則是居民儲蓄激勵的重要動力之一，即居民為了預防如失業、疾病治療、子女教育費用等不確定事件的發生，會有意強化一定的儲蓄行為，以防未來不時之需。居民對未來的顧慮越多，預防性儲蓄傾向會更加明顯，而相應的消費傾向就會更低。

　　對于現階段我國消費水平來看，一方面從短期看，居民消費受到新冠疫情這個黑天鵝事件影響較大，另一方面從長期看，居民有較多的后顧之憂也是居民消費傾向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冠疫情嚴重爆發的2020年1-4月，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看，這一指標的同比增速嚴重下滑（如圖3所示），疫情對社會消費產生了較為嚴重的負面影響，之后隨著對疫情的控制逐漸取得了成效，復工復產逐漸展開，消費也逐步恢復。

　　綜合從全年來看，疫情對社會消費造成的沖擊不容忽視。據國家統計局分地區的統計，1-11月份，城鎮消費品零售額304413億元，同比下降4.9%；鄉村消費品零售額47002億元，下降4.3%，城鎮和農村的消費都因疫情明顯受挫。目前新冠疫情已持續一年，成為籠罩全社會日常生產、消費中的一片陰霾，但在以“武漢解封”為標志基本控制疫情蔓延之后，城鄉消費已在2020年8月轉為同比正增長，10-11月已分別增長4%和5%以上（見圖3和表3，環比數據見圖4）。

　　估計2021年后，2020年令我們措手不及的新冠疫情對社會整體消費水平造成的負面影響得到明顯消除，是大概率事件，但消費需求不足將更突出地表現在老百姓的“后顧之憂”上。總體而言，需以養老、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制度安排的改進和健全，降低百姓的“預防性儲蓄”傾向。近些年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在緩解貧困和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與許多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社會保障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仍相當有限，有待加強頂層設計和加快改革，完善多層次保障體系。法律制度層面，當前我國只有《社會保險法》，補充養老、醫療等并未被納入其中，難以滿足現實需要。2020年4月30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其中相關具體數據顯示，2019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9077萬人，約為中國總人口的1/7，且農村流動人口在城鎮勞動力市場的人口比例高達43%。雖然2020年2月份疫情高峰期城鎮調查失業率為6.2%，之后隨著疫情好轉有所降低，但是目前我國的調查失業率是通過城鎮勞動力情況抽樣調查所取得，其中并不包括對農民工失業的統計。如果農民工因經濟形勢不好失業回鄉，并不能被統計到。疫情期間據農業農村部統計，當時中國新增返鄉留鄉農民工超過800萬人。如此規模數量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就業不穩定，享有的社會保障不完善，自然在較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國消費需求的釋放。而隨著收入增加，邊際消費傾向的遞減會減少一般消費支出，因此釋放有消費愿望但是因為后顧之憂而選擇儲蓄的這部分人群的消費力，擁有較大的空間，也與應相匹配的需求側改革息息相關。

　　此外，統籌基本養老金進一步發揮養老金蓄水池的共濟互助作用，具有重要意義。以基本養老全國統籌遲遲不能落實為例，分散的“蓄水池”過多，其“互濟”功能就受到很大局限。如果將其變為全國性蓄水池，資金調節功能便能更好發揮。不同人口結構區域間的調劑功能提升上來后，遼寧和東北等地的養老金發放難題，就可以依靠蓄水池的“互濟”功能加以解決。過去其中的行政阻力較大，相關部門形成了龐大管理隊伍，手握實權管理收繳費用，這樣就為自身帶來了部門的既得利益。2018年個人所得稅改革將該系統所有的收費管理功能，交給稅收工作系統，意味著消除了一個很大的既得利益阻礙因素，應乘勢加快落實已提出了十余年的全國統籌改革目標。如果基本養老保險實現全社會統籌，全國便可形成一個統一的繳費比例，十分有利于勞動力無壁壘地在統一市場流動，而且同時可以通過精算分析，得知全國蓄水池功能提升后，繳費率可以下調的量值，這樣一來就有條件來降低企業相關的繳費負擔。

　　（二）投資的堵點

　　這首先突出地表現于具有投資規劃權的部門缺少協調。多個部門都有實際的規劃權和對投資安排的重要影響力，如何“多規合一”地形成高水平的“規劃先行”，帶出建設項目投資高水平的通盤安排，便是消除投資堵點的一大關鍵所在。在一個地方政府轄區之內，過去的職能分工是發展改革委員會負責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工信部門負責企業生產力布局和產業結構規劃，城鄉建設部門負責城鄉建設開發規劃，另外交通有規劃，環保有規劃，教育有規劃，如此這般。但這些規劃間怎樣有機地、合理地聯結在一個全景圖里，怎樣在整個國土開發過程中高水平地形成整個一盤棋似的合理結構？落到結構上，便是供給管理問題，但是前面的相關制度安排是應該規劃先行、多規合一，那就是以制度和規劃的改革消除需求側堵點、使投資需求能夠有條件合理而充分地表現、暢通地對接供給。　　

　　如表4所示，近年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度增幅明顯降低，其中占有3/5左右比重的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在2016年急劇下降，在引起中央高度重視、以總書記重要講話和多個文件給民營經濟市場主體吃“定心丸”之后，2017-2018年間有所回升，2019年再次走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民間投資從兩位數的快速增長降低到個位數增長，特別是民間投資的低速不振，背后固然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去庫存”等的調整發生作用的因素，以及預算內投資資金增幅下降因素（見表5），但同時也無可諱言，與近年影響甚巨的“民企離場”論、“新公私合營”論、“直接控制（民企）”論等的不良效應，有密切的關系，許多民企決策傾向于海外投資的不惜工本而調低國內投資安排，并且投資行為在“腳踩兩條船”的考慮下趨于短期化，這就主要是來自投資和運營大環境方面提供的方向感、安全感、希望感不足的問題了。打造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以加強產權保護和弘揚企業家精神等措施繼續給民營企業吃好定心丸，培養和引導其長期行為，就成為需求側改革的重大相關命題。　　

　　（三）出口的堵點

　　外貿進出口中形成的凈出口，被人們稱為“三駕馬車”之一，是需求側的重要變量和“外循環”方面的關鍵性指標。從總體上看，我國外貿已經較大程度放開，消除其堵點在于，政府能否更好地推進放管服改革，進一步轉變職能，利用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提供及時的服務、引導；在有關的行業協會等方面，能否更好起到穿針引線作用等等。由于新冠疫情在我國率先得到基本控制的特殊背景，2020年我國“三駕馬車”中，出口遠超預期，中國出口占全球的份額，估計全年上升為歷史上罕見的16%左右，這是二戰之后幾乎沒有任何大國達到過的高出口比例。因為國內疫情的控制成效顯著，使我國率先恢復產能，回應其他國家疫情攻擊下的進口需求，我國于出口上占據了先發優勢。但是，我國出口產品的質量問題、出口產品多樣化問題、全球供應鏈中的定位以及全球貿易大環境不確定性增大等問題，仍不可忽視。自美中貿易戰以來，市場整體而言對外貿易預期不良，國內市場主體顧慮重重，美方對我國部分重要出口產品提高關稅，外貿大環境不穩定、不確定性增加。另外，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沖擊使各國面臨經濟下行、失業嚴重的問題，各國考慮采取措施保護本國產能、提升本國就業的激勵增大。從近年來我國的貨物和服務進出口情況來看，作為制造業大國在貨物出口方面仍處于貿易順差（如表6所示），而在服務進出口方面處于貿易逆差位置（如表7所示）。注重優化相關制度規則以利調整進出口產品結構、提升出口產品質量，提升服務貿易出口能力，是在不確定性迭起的全球情境中消除堵點、穩定和發展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任務。　　

　　三、雙循環視域下需求側改革的進路

　　（一）優化收入分配機制，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和邊際消費傾向

　　雖然我國居民的平均收入在增加，但是不同階層的實際收入和消費能力是高低懸殊的。平均數會掩蓋很多矛盾。一個億萬富翁的收入，就能把許多一般人的收入水平，平均到百萬富翁級別。現在中國仍有6億人左右的每月可支配收入僅在1000元出頭。這6億人的消費能力相當有限，但他們是社會成員里面不可忽視的相當大的組成部分。從總體而言，現在大多數的中國人，還處于中低收入階層。雖然近年中國中產階層有所發展，但一般認為說也僅僅是14億人的零頭，即有了約4億中產階層。除此之外，還有財富在“金字塔尖”的人群——這類“先富起來”的人數量約幾百萬人，在14億人中比重還相當低，但掌握的收入和財富比重卻相當高。因此，全面地看，14億人中約有近10億低中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他們的消費能力還是相當有限的。

　　消費不足，具體分析中還可指出兩個方面。第一是上述分析指出的許多人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低，無法消費，即消費能力不足。第二則是邊際消費傾向不足，即不少人雖有一定收入和消費能力、但是有顧慮、不敢消費。有針對性地“對癥下藥”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都涉及相關制度規則的優化改進。

　　前文把對于降低百姓的“后顧之憂”以提高邊際消費傾向有所分析論述。如何讓百姓提升消費能力即提高低收入勞動者收入，更應結合相關改革和政策加以重視和解決：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有兩個切入點。第一是正面鼓勵就業、提供更好就業機會。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政府在提高低收入者技能水平以提高其就業能力方面，已做了不少努力，另外也在積極鼓勵民營企業繼續發展，在就業方面多做貢獻。今后還需要這樣雙管齊下，以打造高標準法治營商環境重點鼓勵和引導創業創新搞活企業為基礎，一是做好從農民工的培訓到職業教育、在職培訓、技術工人的多種形式的培養工作；二是以保護產權、競爭中性和服務型政府建設，繼續給提供80%以上就業崗位和90%以上新增就業機會的民企“吃好定心丸”，在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同時，促成充分就業局面和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第二個切入點是優化、強化轉移支付。其扶助對象通常為各類弱勢群體。最極端的就是病患者、殘疾人、獨居老人和孤兒等，對這類低收入者需要依靠撫恤、低保和各類對于弱勢群體的特定津貼與救濟的政府轉移支付，合在一起，讓他們有保障其基本生活的消費能力。

　　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而非發達經濟體。因此現階段如套用發達經濟體經驗數據中的消費占GDP 70%以上，是有盲目性的。但從近年數據看，消費率有所提高，符合中國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以后又進入中高等收入階段過程的特征。中國到“十四五”末期，有望上升為高收入經濟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俱樂部，是努力的方向，如配之以適當的調動居民消費潛力的制度和政策，我國消費率的提高應該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不應將這一釋放消費潛力問題，理解為當下就要向發達國家的具體數據看齊。

　　在2020大疫的沖擊下，中國的消費率階段性明顯下降，但是2020年在防疫經驗、疫苗推廣、提高救治率方面的持續進步，又會形成積極信號和推動消費上升的因素。在有效藥和護理經驗增加情況下，新冠病例治愈率提高、死亡率降低，如不出大的意外，2021-2022年中國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升幅等消費指標，預期會基本接近疫前的正常情況，但努力在改革中優化收入分配制度機制與政策，是一項十分關鍵的要領。

　　注重以內循環為主體，客觀地需要更為注重怎樣優化收入再分配，以釋放14億人口巨大經濟體的消費潛力。如前所述，這些年百姓的收入確實是在上升，但不必諱言，收入分配中仍然存在著懸殊過大等不合理之處，要通過優化收入再分配，進而更好改進民生，實現更順暢的內循環。中央已明確指出的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的方針，涉及中國在改革深水區如何“啃硬骨頭”推進房地產稅立法與改革等攻堅克難的任務，已有漸進改革成績的個人所得稅，也很有必要在深化其改革中作動態優化。

　　（二）多策并舉消除堵點，積極擴大有效投融資

　　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無疑是滿足消費，但消費可持續的大前提，是形成有效投融資，以此不斷形成社會再生產創新發展中的有效供給，滿足和引領消費的發展和升級，促進消費潛力釋放。如果想使所有的經濟活動能夠有后勁，前置環節是要有投資來形成有效的產能，即形成有效供給能力。為使我國的有效投融資消除堵點進一步釋放其潛力，至少有三大要領值得注重：

　　一是在政府國土開發、通盤投資建設規劃上形成高水平的“規劃先行，多規合一”新局面，前已論及，在此不作展開。

　　二是依照中央對民企“自己人”的定位，高度重視在制度建設、政策設計與執行中給民企繼續“吃好定心丸”，對此也已有前述的分析，在此也不作展開。

　　三是要在有效投融資的機制創新上結合中央、國務院已明確的“兩新一重”部署，匹配“守正出奇”的政策性金融和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機制，對此需略作展開：

　　2020年度的投融資，已經被概括為“兩新一重”，李克強總理在2020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重點支持‘兩新一重’建設”，即重點支持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型城鎮化建設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設。“兩新一重”旨在“既促消費惠民生、又調結構增后勁”。這樣，從新基建到新型城鎮化，再到傳統基礎設施，要合成有效投融資的通盤安排。

　　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即“新基建”），包括發展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網絡，加強已經來臨但仍需拓展的5G應用、特高壓輸變電體系，大力建設充電樁以實現新能源汽車的進一步推廣等。新基建是為了支持數字經濟轉型升級、面向高質量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直接關聯于新經濟發展，當然也要和其他傳統的老基建一起配套，來激發新消費需求、助力產業升級，為實體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注入新的動能。新基建也勢必需要支持民營企業平等參與，讓更多投資主體的參與形成合力，投融資方式也將更為多元化，進一步健全市場化的投融資機制。加強新型城鎮化建設，主要事項中涉及加強縣城的公共設施和服務能力，以適應城鎮化過程中越來越多的農民選擇到縣城參加就業以及安家，另外包括對城鎮老舊小區加裝電梯，并發展用餐、保潔等多樣社區服務等等。我國注重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型城鎮化戰略已實施多年，內在要求是從開始的追求速度轉向更加追求質量，通過加大投資來彌補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的短板來實現民生質量升級。在補短板、調結構、增后勁的努力中，加強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設，即傳統的“鐵公基”、水利、能源工程等，仍然是穩生產、保障基本民生的重要項目。在大力推動新基建的同時，新基建與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設應該是相輔相成的。

　　固定資產投資結構的優化屬于有重要意義的供給側改革與管理范疇，但投融資需求的釋放如何消除堵點，自然地形成了其前置環節。面對天文數字的投融資建設任務，“兩新一重”的實施所需資金，政府的有限財力只能定位于發揮“四兩撥千斤”的“引子錢”要緊密結合政策性、開發性金融的創新和PPP的規范發展，以財力貼息、信用擔保、產業引導基金、特別開發貸款、BOT、TOT、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實施連片綜合開發等形式，“守正出奇”地形成政府規劃與引導、合作之下有限預算資金的乘數放大效應和更高的項目建設績效水平。

　　（三）進一步彌合“二元經濟”，使城鄉間要素流動更為順暢

　　中國的現代化從短中期看到中長期，總體上是一個彌合“二元經濟”的歷史過程，要在配套改革中使要素得到充分流動，首先是要通過戶籍改革等形成的制度變革，讓更多農村人口隨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相對順利地進入城市成為市民，構造內循環新局面。中央在一系列改革的配套方面已有明確部署，凡是可以在實際運行中有條件放開戶籍的中小城鎮，要盡快放開戶籍限制；有壓力的一線城市和一些省會城市、中心城市等等，也要積極地以居住證積分制度來實施過渡，讓已經進入城市里的常住人口——從農村遷移過來又沒有取得戶籍的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以后有更好的條件與更高的期望值，盡快對接到市民身份上。

　　如圖5所示，2019年底中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雖然已經高達60%，但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只有44.38%。二者之間存在顯著差距。隨著農村人口對個人發展、收入增加等的追求，近些年已有3億多人從農村到城鎮，成為城鎮的常住人口，但是其中絕大多數人（至少有2億多人）并沒有拿到戶籍，也就意味著這部分人群并沒有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務的市民化待遇。這背后是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的公共設施、軟硬件等尚不能滿足需求、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仍有待提升的現狀制約。在城鎮化進程中，亟待把需求側改革與供給側改革對接，把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結合，提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增加城市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容量，使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成為實實在在真正城鎮化的關鍵指標，進一步地和不斷地彌合二元經濟，使城鄉間要素流動更為順暢的大環境中，最終使二元經濟充分地一元化、現代化。

　　（四）注重貫通相關環節與優化供應鏈彈性，推動外貿發展與必要的出口轉內銷

　　我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決不意味著輕視外循環，我們仍堅定不移地堅持擁抱經濟全球化和積極發展國際多雙邊貿易體系，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并推進RCEP多邊自貿協定，推動全球貿易體系完善。2015年，我國促使世界貿易組織達成了《信息技術協定》擴圍談判成果，這是近二十年來世界貿易組織達成的第一份貨物貿易關稅減讓重大協定，參加方擴圍產品的全球貿易額達1.3萬億美元，占相關產品全球貿易總額約90%，對提高全球貿易自由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在雙邊和區域貿易協議方面，穩步推進自貿關稅談判，落實自貿協定關稅減讓成果。截至目前我國已經簽署了19項自貿協定，涉及26個國家和地區。特別是2020年11月15日，東盟十國和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正式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標志著當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正式啟航。并且不斷完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稅收政策，推進和深化多地保稅區、上海等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貿港區關稅制度創新，進一步推動開放型經濟發展。

　　但毋庸贅言，企業在外部陰晴不定的形勢下，進一步跟蹤國際市場變化積極發展外貿的同時，也需注重在必要的情況下“出口轉內銷”。2020年6月國務院發布《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支持出口產品轉內銷的實施意見》支持出口轉內銷，包括搭建轉內銷平臺，鼓勵外貿企業對接電商平臺、在符合國內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引導主要行業組織開展出口產品轉內銷專題活動，組織國內采購商在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中國加工貿易產品博覽會等采購外貿產品。在與生產、流通、進出口、融資與結算服務相關的各個全球供應鏈環節上，我國的消除堵點需以高水平信息服務助力發揮有效投資帶動作用為基礎，引導外貿企業積極補鏈固鏈強鏈，推動產業鏈協同創新和產業結構調整、加大技術和工藝升級改造力度，形成供應鏈彈性和應變能力的更高水平狀態。

　　必要的出口轉為內銷，需力求精準對接國內需求。制度建設與政策設計上，應引導外貿企業精準對接國內市場需求升級，發揮質量、研發等優勢，應用大數據、工業互聯網等技術手段，注重通過個性化定制、柔性化生產，研發適銷對路的內銷產品，并積極創建自有品牌，培育和發展新的消費熱點。應鼓勵外貿企業充分利用網上銷售、直播帶貨、場景體驗等新業態新模式，促進線上線下融合發展。政府需引導、鼓勵各類金融機構對出口產品轉內銷提供金融支持，加強供應鏈金融服務，結合實際開展內銷保險項下的保單融資業務，加大流動性資金貸款等經營周轉類信貸支持，積極開展應收賬款、存貨、機器設備、倉單、訂單等質押融資，依托大型電商平臺加強對中小微外貿企業直貸業務。

　　（五）加強戰略性科技領域自主自強的創新攻關

　　當今世界，科技創新已經成為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支撐，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變革進步的強大引領力量，加強科技創新和攻關，才能在經濟發展中跟上“新經濟”大潮和爭取占領先機、贏得優勢。2019年我國全社會研發支出達2.17萬億元，占GDP比重為2.19%，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9.5%，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評估我國創新指數，位居世界第14位。這些體現著我國在科技創新方面的進步，但同時一些關鍵核心技術仍高度依賴進口，如高端的芯片，在美中貿易戰后已被別人“卡脖子”。2020年11月25日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出，始終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構建新發展格局，關鍵在于實現經濟循環流轉和產業關聯暢通，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給體系的創新力和關聯性，解決各類“卡脖子”和瓶頸問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在“綱舉目張”的意義上，我國必須以改革深水區“啃硬骨頭”的制度創新，打開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的潛力空間，構建高質量發展新格局。為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關于“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把科技自主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的指導精神，針對“卡脖子”的關鍵技術，要以“新型舉國體制”攻關打通堵點，形成自立自強的內循環。

　　如高端芯片這樣的“卡脖子”關鍵技術，已看得十分清楚，中國只剩下“華山一條路”，要以舉國體制的升級版，即新型舉國體制來攻關。這種“新型舉國體制”，需要借鑒過去研發“兩彈一星”舉國體制的寶貴經驗，同時還必須以能夠對接世界市場，經受全球競爭考驗而形成超過臨界點的可觀市場份額，作為攻關成功的標志，最終將內循環與外循環對接。更為開闊地觀察，我國每年鋼鐵年產量超過世界總產量的一半，作為制造業大國已被稱為“世界工廠”，但一些特種鋼材、高端航空發動機、超高精度機床、頂尖精密儀器，仍需要依靠進口，這些關鍵技術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命門，只有建立在足夠自主、安全的關鍵技術支撐力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才是經得起考驗的、實打實可持續的發展。因此，我國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抓住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科技創新和技術攻關的強有力統籌協調，強化關鍵環節、關鍵領域、關鍵產品保障能力，像高端芯片這樣的攻關項目，應以舉國之力組織協調至少數千個專業團隊實施大兵團作戰式攻關，協調樞紐環節要日日緊盯，直到達到攻關成功目標。為抓緊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提升產業基礎高級化，要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物聯網、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方面加速突破應用，并積極對接世界市場，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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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發于企業家日報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