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劉元春

　　一季度宏觀數據由于疫情沖擊帶來的基數效應和政策效應出現前所未有的高漲狀態。18.3%的GDP增速，25.6%的投資增速、33.9%的消費增速、38.7%的出口增速，以及25.3%的服務業增速、24.5%的工業增加值增速都說明了中國經濟走出疫情困境的強勁增長態勢。但是，這種前所未有的同比增速反彈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復蘇已經完成，已經步入到常態化的新軌道之中，更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出現可能的過熱。

　　一、疫情沖擊帶來的缺口全面補齊，宏觀經濟步入到常態化復蘇的新階段

　　中國宏觀經濟成功擺脫疫情困局的核心標志有四個方面：

　　一是復蘇的景氣在政策持續發力的作用下傳遞到中小企業，2月和3月中型企業和小企業的PMI指數首次在13個月的負增長之后提升到50的枯榮線之上，達到51.6%和50.4%。這標志著整個市場的活力已經全面啟動。

　　二是受到疫情沖擊最為嚴重的餐飲行業收入同比增長75.8%，兩年平均增速為-1%，基本填補疫情帶來的缺口，交通運輸部門同比達到32.1%，平均兩年達到6.6%。

　　三是在供求復蘇的進程中，需求端復蘇出現加速態勢，供需缺口收窄，需求不足的問題開始有所緩和，最為明顯的是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的環比增速分別達到了1.51%，達到近8個月的高峰，消費環比增速達到1.75%，達到近6個月的新高。在出口增速持續高漲的推動下，總需求在一季度明顯加速，供需缺口出現快速收斂。標志性指標是3月份在食品價格持續下滑的同時，CPI擺脫了負增長通縮的困境，開始出現正增長，達到0.4%。非食品價格環比上升0.2%。

　　四是就業質量和就業數量出現明顯的改善。失業率進一步下降到5.3%，每周工作小時數0.6小時。

　　二、同比數據雖然強勁，從環比增速、兩年平均增速以及其他核心指標來看，中國宏觀經濟依然在常態化復蘇的開端

　　一是GDP同比增速為18.3%，但環比增速僅為0.6%，兩年平均增速僅為5%，沒有達到通常預期的環比增速1.8%左右和6%左右的常態增速。

　　二是投資兩年平均增速僅為2.35%，環比增速為1.51%；消費兩年平均增速僅為4.2%，環比增速為1.75%，說明消費端在供給端基本常態的情況下離常態化還有一定的距離。中國供需缺口并不是很多人所講的具有強烈的正向缺口，而是具有一定的負向缺口，一季度為0的CPI和為負的核心CPI增速說明了中國需求不足的問題，供給與需求復蘇不同步的問題依然較為明顯存在。

　　三是雖然PPI達到了4.4%，但CPI同比剛剛由負轉正，環比依然負增長，核心CPI依然為負，說明GDP快速上升主要由供給端補償性反彈驅動。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學者根據一季度的同比增速測算的12個百分點的正向產出缺口得出“中國經濟將快速步入過熱狀態，宏觀經濟政策需要全面轉向”的結論，這種分析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可能引發強烈的錯判。2021年3月美國CPI達到3%不應當成為我們政策判斷的依據。

　　四是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景氣狀態剛剛逆轉，還十分脆弱。特別是民營投資兩年平均增速僅為1.7%。

　　五是結構性就業問題依然嚴重，特別是16-24歲年輕人就業和農民工就業還在惡化的狀態。就業難與招工難的問題又開始全面顯化。

　　三、未來經濟常態化復蘇具有很好的支撐力，但一定要更加注重以下八大風險

　　在“十四五”重點項目持續布局、宏觀經濟政策保持連續性以及外部需求持續改善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宏觀經濟的環比增速將進一步抬頭，同比增速逐步回歸到6%-7%區間，于今年底明年初達到常態化水平，使中國成為率先復蘇的大經濟體。但是，這種復蘇進程很可能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挑戰。

　　一是疫情沖擊帶來統計數據的失真和混亂，導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控失誤。主要體現在同比數據與環比數據的背離、存量與流量的變化、供給端與需求端的錯位、外部環境與內部環境的變化，這不僅對宏觀決策者帶來了困擾，更為重要的是，會帶來市場預期和秩序的混亂，如何進行正確解讀和宣傳，并引導市場主體形成正確的市場預期，就顯得十分重要。

　　二是在整體通縮壓力依然存在、需求不足依然存在的情況下，錯誤認識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以及美國CPI上漲對中國宏觀經濟的沖擊，將大宗商品價格沖擊過度放大，強迫貨幣當局過早進行政策轉向。PPI與CPI的背離需要結構性政策對沖，而不是簡單進行總量性政策轉向。

　　三是高杠桿率帶來的局部風險的顯化與控杠桿在短期規律之間的沖突導致金融政策過快收縮。

　　四是雖然中小企業景氣指數逆轉，但這種逆轉十分脆弱，同時民營投資信心不足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民間投資增速過低需要重點關注。

　　五是對于結構性失業現象重視程度不夠，導致年輕人就業問題持續惡化，誘發潛在的社會問題。

　　六是“十四五”規劃必須有序落實，應當高度重視地方和相關部門投資“搶跑”的現象。

　　七是美國超級刺激政策對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沖擊以及審慎監管的沖擊需要分類處理，而不能簡單化。

　　八是中國經濟高耗能部門復蘇與中國“2030”、“2060”計劃之間的沖突需要審慎處理。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