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程實

　　歷史從不簡單地重復，但總會踏著類似的韻腳。

　　2021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供給側的拖累作用顯現，生產要素流動放緩和供應鏈成本上升共同導致主要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新供給沖擊悄然來襲，并將對全球經濟復蘇和金融市場運行造成重大影響。2021年以來，全球主要商品市場的原材料價格普遍上漲，截至3月底，原油、瀝青、塑料、聚丙烯、動力煤、乙醇、尿素、紙漿、純堿、銅、螺紋鋼、鋁、鈷、鐵礦石和鋁合金的價格分別較年初上漲了26%、13%、11%、10%、10%、21%、10%、19%、17%、15%、14%、14%、52%、10%、19%，考慮到同期美元指數升值超過3%，這種大宗商品價格上升更加體現出基本面的重要變化。

　　疫情的持續，使新供給沖擊正在形成，和四十年前引發滯脹的供給沖擊相比，2021年的新供給沖擊通過類似的作用機理，給經濟發展和全球秩序帶來了更為復雜的挑戰。面對挑戰，全球政策調控理念迫切需要從“凱恩斯主義”轉向“新供給主義”。

　　疫情不僅造成了全球經濟的衰退和民生損失，更帶來了市場對超寬松政策可持續性和長期效能的深度擔憂，這種擔憂甚至直接引致了春節之后全球股票市場的深度回調。超常規政策伴隨著政策信心流失，其根本原因在于，政策重心與問題核心存在方向性的錯配。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是“新供給沖擊”，而應對政策卻集中于需求側，這種錯配則帶來難以破解的結構性難題。

　　事實上，以油價為核心的供給沖擊并非首次出現。20世紀70年代，受OPEC限產的影響，油價兩次大幅上漲，不僅帶來了通脹和衰退并存的滯脹現象，還引發了主流經濟學對戰后占主導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的全面反思和學理革命。然而，和四十年前不同的是，2021年的“新供給沖擊”體現在三個維度：一是油價此前長期運行在絕對低位，市場秩序混亂的負面效應不斷顯現；二是油價短期運行極不穩定，以至于實體經濟難以進行成本和價格的有序調整；三是油價長期走勢變數太大，這種不確定性給決策帶來了兩難困境。

　　2021年的新供給沖擊正帶來兩大風險：地緣政治風險和結構性滯脹。一方面，新供給沖擊深度改變了全球復蘇利益的分配結構，利益博弈在非理性狀態下或向地緣沖突演化。油價急漲帶來三種利益轉移，一是復蘇利益從用油國向產油國的轉移，二是壟斷利益從低成本產油國向高成本產油國的轉移，三是政策利益從匯率穩定國向競爭性貨幣貶值國的轉移。在低油價引發利益再分配的格局下，大國對抗和區域動蕩令地緣政治風險不斷加大。另一方面，新供給沖擊潛在改變菲利普斯曲線的形狀，全球經濟正從全面通縮向結構性滯脹悄然演化。2021年以來，通脹預期上升及其伴隨的政策前瞻指引變化已經給全球經濟復蘇和金融市場運行造成了影響，美國國債收益率上行引發了一系列連鎖效應，市場信心受創，復蘇陰影和政策困境同步顯現。由于新興市場基本面的脆弱性相對更大，長期通脹基數較高且油價敏感性較大，因此，新供給沖擊帶來的滯脹壓力將主要出現在新興市場。

　　20世紀70年代的供給沖擊曾給全球經濟政策帶來重大改變，強調需求側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在學術上遭遇“缺乏微觀基礎”的致命打擊，在現實中則面臨無法應對滯脹格局的嚴峻挑戰，理性預期學派、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由此發展起來。

　　筆者認為，2021年的新供給沖擊也將給全球經濟政策帶來類似的影響。當前，歐洲和日本都已經使用負利率政策，美國則是零利率，美國和日本的債務率都超過了技術破產線，新興市場貨幣則在競爭性貶值方向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超調，全球經濟政策在需求側上的發力已經接近瓶頸狀態，而這種凱恩斯主義范式的需求刺激政策已經很難應對新供給沖擊帶來的復雜挑戰。

　　如此背景下，需求側政策只能創造條件，而無法根本扭轉局面，全球經濟政策需要一場供給側變革。從全局層面看，全球供給側變革包括：一是加速疫情后全球經濟從線下向線上的模式變革；二是將經濟政策重心從宏觀層面向微觀層面轉移；三是借由多邊對話機制推動全球治理在新常態下的應時改變；四是通過數字貨幣革命突破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長期瓶頸；五是通過多元化大宗商品定價權來減輕石油美元體系的內生脆弱性；六是增強全球宏觀審慎監管的溝通與協作；七是切實推進全球第四次產業革命；八是在全球范圍內優化稅收激勵。

　　供給側變革的核心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供給側變革的力度和效果將決定各個國家在全球新格局中的未來。在新供給沖擊下，越重視微觀基礎和供給側變革，就越有希望盡早走出全球經濟弱復蘇的泥沼，并在新的長周期復蘇中占據主導地位。

　　(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