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百年回家你一往無前，因為家在身后

2021年02月20日08:05 作者:秦朔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秦朔

　　牛年春節，我和家人到上海附近的湖州長興縣水口鄉顧渚村過年。此地東臨太湖，三面環山，憑借美麗的山水和熱情的服務，每年吸引400多萬的游客，尤以上海人為最，故又名“上海村”。

　　我們住的民宿叫“遠方的家”，緊鄰霸王潭景區，相傳楚霸王項羽曾在此飲水沐浴。周圍山巒連綿，綠竹茂密，溪水叮咚，幽靜之至，是個漫步靜思的好去處。

　　風雨交加的2020年已然過去，中國依靠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社會遵從性以及個體自控力，交出了一份不錯的答卷。這背后有制度原因，更有文化原因。

　　在“遠方的家”，情不自禁想到了和家有關的文化問題。

　　在全世界，家都是社會的基本單位。中國人對家更為重視，對家的意識也更為自覺。甚至可以說，中國文化是一種家文化。

　　中國有四大傳統節日，都和家有關。清明節掃墓禮敬祖先，端午節最初是南方吳越先民拜祭龍祖、祈福辟邪的節日。中秋節以月圓映照家圓，每逢佳節倍思親。春節于一歲之首祭天地、拜祖先，除夕夜吃團圓飯，初一給長輩拜年，充溢著濃郁的家的味道。

　　中國的倫理道德、文化價值、社會秩序，也都由家而來。中國從周朝開始就有“親親尊尊”的禮制，將“親之統”和“尊之統”融為一體，從此走上一條非宗教化的人文道路。“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從親親到孝悌，到仁愛，再泛及天下，這是中國社會文化的基本秩序。

　　西方的節日更多圍繞著基督的降生、復活等，如圣誕節和復活節，這是一種此岸和彼岸的二元模式。西方的德性是“智慧、正義、勇敢與節制”，是“信、望、愛”，是建立人和上帝的關系。

　　而中國文化中，生活的意義不在彼岸在此岸，所謂“道不遠人”“砍柴擔水，無非妙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中國的德性是“仁義禮智”，用孟子的話，仁的實質是侍奉父親（事親），義的實質是順從兄長（從兄），智的實質是明白這兩方面的道理而不背離，禮的實質是在這兩方面不失禮節。可見中國的德性源于家庭倫理，孝是“德之始”，孝悌是“仁之本”。

　　中國幾千年的社會控制與社會運行，靠的就是家國同構的系統。

　　家和國的倫理要求是一致的，“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基礎是家，擴展為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齊家和治國相通，移家為國，移孝為忠，“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史學家錢穆曾說，中國人的人道觀念便是中國人的家族觀念。“家族是中國文化一個最主要的柱石，我們幾乎可以說，中國文化，全部都從家族觀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觀念乃有人道觀念，先有人道觀念乃有其他一切。”

　　中國為何有如此濃厚的家文化？和古代農耕文明的特征是分不開的。農耕時代安土重遷，一個家族就是一個勞作單位，一個小型社會，個人只有依附于家族才能獲得認同。家族中又涉及夫妻、父子、兄弟等各種關系，必須靠一套規則才能確保家族的完整與正常的運轉，這就是孝悌之道，即要求親人之間忠恕相待，愛敬相與。

　　近代以來，家國同構、家國同一的中國價值體系，受到西方文明的強烈沖擊。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愛有等差”“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傳統禮教原則，在新文化運動中轟然倒塌。陳獨秀等人指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把全國每一個人都變成沒有獨立人格、沒有自主思想、沒有個人權利的奴隸，必須徹底推倒，“儒教不革命，吾國遂無新思想、新學說，何以造新國民？”

　　陳獨秀一代啟蒙者，用民主和科學的尺度“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提出“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潔、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他們不是從“家”與“國”的關系出發，而是從個人的權利出發，來啟發國民的倫理覺悟。“集人成國，個人之人格高，斯國家之人格亦高；個人之權鞏固，斯國家之權亦鞏固”，把人的解放與國家的振興聯系起來。

　　新文化運動后，作為一種習俗，家文化在中國依然不斷延續，但作為一種文化價值，家的優先性受到了巨大挑戰，個體平等、個體解放、個人權利、個人本位等等價值，則得到了擴張和弘揚。

　　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至今，一個百年已經過去。

　　今天我們如何來理解家的文化價值？

　　2020年的新冠疫情沖擊，可能是重估世界各國文化價值的一個里程碑。

　　為什么中國在率先遭受沖擊時，能迅速表現出社會凝聚和社會遵從？而個人的自由權利至上的美國卻始終無法形成共識，并展開一致行動？

　　中國公益領域著名專家莊愛玲博士2020年在哈佛大學進修，見證了新冠疫情下美國社會的響應過程。

　　她的看法是，美國立國之初建立的權力制衡系統，在200多年后已經無法有效回應很多緊急事件。美國除了軍事、外交等，在國內事務上主要是地方政府做決定，聯邦政府不能隨便向地方下達行政令。美國憲法第十修正案將“治安權”（police power）分解給了各州政府，在公共衛生危機下對民眾行為進行管理。聯邦政府可以發布全國性“居家隔離”和保持社交距離的建議，但只有各州才能真正發布強制性行政命令。如果聯邦政府要插手處理危機，要先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而這要事態嚴重到一定程度方可，之后聯邦政府可以動用國民衛隊，將聯邦資金分發給地方政府，等等。

　　美國的權利制衡結構是有原因的。美國立國的大背景，是從歐洲來的新移民無論如何不想再受一次在舊大陸受過的壓迫，同時他們也反抗英國對新大陸的自治要求進行壓制，所以新移民把“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要想盡各種辦法把可能對他們施加影響的政府權力進行橫的、縱的分割，加以制衡，以維護個體的“天賦人權”。

　　分割與制衡的好處不言而喻，但世事無絕對，分割與制衡也有局限和弊端。美國的擁槍問題，以及在疫情下無法迅速形成統一行動，都是其表征。

　　莊博士說，在波士頓的華人社區，感染新冠疫情的很少，因為他們都戴著口罩，盡量不外出不集會。這說明華人的文化不是個人本位，而是把對自己、對家庭的責任看得更重要，這是一種責任本位。

　　新文化運動百年之后，我們再回家，再省思家的文化，當會有更多平和與自信，也可以更客觀全面地看待東西方文化價值的差異。

　　總體看，現代社會和現代化進程是以個體的獨立、平等、自由為本位的，但個人本位發展到不加限制，以我為大，唯我獨尊，便會走向異化。

　　此時來看，中國的家文化并未過時，而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家既是生活的港灣，也可以重構為現代價值觀的關鍵要素和意義來源。

　　在中國的家文化中，個體不是單獨的人，而是一群生命中的一個，和其他生命相關聯。生命與生命之間是相互扶持、相互盡責的關系。責任和義務是第一位的。這種擔責、盡責的意識，促進了家庭的和諧，也鍛造了重視子女教育、禮樂詩書傳家的文化，這都會成為促進發展的社會資本。

　　在中國的家文化中，“仁愛為本”可以推及到更廣范疇，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為公”。梁漱溟說“中國人是富于世界觀念的”，《六韜》中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歸之”“義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歸之”。也就是說，家的觀念并不狹隘。要成就真正的“文明型國家”，必須堅持“四海一家”的大同胸襟，而非狹隘的民族主義。

　　在中國的家文化中，家不單單是小家，是家鄉，還是大家，是國家。

　　牛年伊始，碧桂園推出了三支人物影片，分別對應小家、大家和國家，傳遞家的溫暖與責任。

　　“小家篇”中的爸爸是一個普通上班族，他有兩只手表，一塊工作手表，一塊親情手表，女兒畫在他手腕上，提醒他早點回家。春節時刻，忙碌了一年的他，終于在除夕夜排除萬難，準時回到家中和妻子女兒相伴。他拖著疲憊的身體，在門口站立良久，只為調整好狀態，進門時露出笑臉。

　　這是每一個為了家而拼搏的普通人帶給我們的溫暖瞬間。

　　“大家篇”中的老李是一位物業管家，他業務嫻熟，平時一絲不茍，在心里默默記下每家每戶的需求。當他發現小朋友的護士媽媽因為加班還沒有回家，就暖心地為小朋友送上了一個小雪人，讓等待的心在冬夜變得充實。老李守護的是每一個業主的家，是大家。醫生護士，快遞小哥，出租車司機，電力搶修工人，無數像老李這樣為大家服務的人，都是家的戰士。

　　“國家篇”中的郎平，61歲的年齡，該退休了，卻因為東京奧運會延遲，決定不退，即使帶著一身傷病，也要在訓練場上堅守崗位，為國家而戰，打好最后一戰。

　　從大名鼎鼎的郎平到物業管家老李和上班族爸爸，每個人都像戰士一樣在戰斗，守護最珍視的家園——小家，大家，國家。

　　從“給你一個五星級的家”，到向每一個美好家園的建設者、守護者致敬，碧桂園的文化價值也在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