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付一夫

　　又一束光照進了東北。

　　日前，國家衛健委官網發布消息，就全國人大代表《關于解決東北地區人口減少問題的建議》作出答復，稱“建議國家率先在東北地區全面放開人口生育限制很有參考價值，東北地區可以立足本地實際進行探索，進而提出實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試點方案。”

　　消息一出，市場振奮。在全國生育率連創新低的大背景下，不少人認為東北即將打響全面放開生育的第一槍，人口政策也將迎來近40年來的最大變局，就連A股中的二胎概念股都紛紛迎來大漲。可是，“全面放開生育限制”就能拯救東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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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人口形勢非常嚴峻，首先體現在歷年的出生率上。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一直以來，東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都顯著低于全國水平（見圖1）。這種情況在早些年不見得是壞事，因為在計劃生育年代，早早實現工業化且國有經濟占據主導地位的東北地區充分貫徹了國家的號召，計劃生育執行得更為徹底，獨生子女眾多，一家只有一個孩子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然而，自2015年開始，伴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淡化以及二孩政策的全面放開，東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扭轉。2019年，黑龍江、吉林、遼寧的人口出生率分別只有5.73‰、6.05‰和6.45‰，不僅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0.48‰），還在全國各省市排名中墊底，充分彰顯東北居民生育意愿的低迷。

　　與此同時，東北地區還面臨著極為嚴重的人口外流。

　　這一點，相信各位不會陌生，多年前就有媒體報道稱，根據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共流出人口400余萬，刨去流入的人口，東北地區人口凈流出180萬；相比之下，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東北地區人口還凈流入36萬。從正36萬到負180萬，反差之大，可見一斑。

　　再看最近幾年，東北人口流失的態勢非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數據表明，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的常住人口數量分別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開始呈現連續的負增長之勢（見圖2），而2015~2019年期間，東北三省常住人口總共累計減少了182.4萬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東北的人口外流絕不僅僅是統計數據上的人口規模減少，與之相應的還有另外兩個“外流”：

　　一是適齡勞動力的外流，即年齡在15~64歲、具備勞動能力的人口。以黑龍江為例，來自21世紀經濟報道的調查數據顯示，在黑龍江流到省外的人口當中，適齡勞動力占比在80%以上，其中20~29歲的人口約占30%。

　　二是智力的外流，涉及到高素質及名校人才。公開信息顯示，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本地留存率僅為11.89%，東北大學、吉林大學和大連理工大學的本地留存率也只有17.2%、27.02%和27.54%，而這些東北名校的畢業生大多選擇北京、廣東、上海、浙江等發達城市和東南沿海地區作為他們人生的下一站，有人用“孔雀東南飛”來形容這一現象。

　　一面是東北居民生育意愿的普遍低迷，另一面是以大量年輕勞動力與高素質人才為主體的人口外流，兩方面因素疊加，影響自然是深遠的。單從人口學的角度看，其結果便是年輕人都到其他地方去安家立業，而留守本地的都是中老年人，再加上新生兒供給跟不上，最終導致整個東北地區少子老齡化程度的日漸加深。

　　兩組數據可以反映這一事實：

　　2019年，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65歲以上老年人占比分別為13.78%、13.29%和15.92%，而全國整體水平為12.6%；

　　2019年，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小學在校學生數比2013年分別減少了26.13萬、17.62萬和9.35萬，平均每年分別減少4.4萬、2.9萬和1.6萬。

　　而就在此時，國家衛健委表態支持東北探索全面放開生育限制，可謂正當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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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東北人口問題的嚴峻呢？

　　就生育意愿走弱這一層面來說，除了多年以來計劃生育的持續影響之外，與其他所有人一樣，東北居民也面臨著不愛生娃的境遇，具體包括：生育觀念發生了轉變，不再追求“多子多福”；生育和養娃成本太高，高房價和高教育投入等讓人們對生娃望而卻步；很多現代女性獨立意識覺醒，她們有自己的事業追求，而不是甘于做相夫教子的傳統家庭主婦，擔心生娃成為自己職業發展的阻礙，等等。

　　但這些并非東北人口問題的全部原因，說到底，比起單純的不愛生娃，人口的持續外流可能更加令人擔憂，尤其是大量高素質的適齡勞動力接連減少，對本就低迷的東北地區的人口出生率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

　　而最深層次的根源，還是在于東北經濟的轉型乏力。

　　東北大地，曾經是沒落的俄羅斯貴族、潰敗的哥薩克騎兵、流離的猶太人心目中的“天堂”，那里幅員遼闊，礦產資源豐富，重工業基礎堅實。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重振經濟，國家于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明確提出，要“集中力量進行工業化建設”，其主要建設陣地就是東北三省。于是作為“共和國長子”的東北，帶著國家無與倫比的期許，率先從戰后的廢墟中蘇醒。

　　在計劃經濟制度紅利的賦能下，東北經濟堪稱“風口上的豬”，其快速發展引來大量人口涌入，石油加工、煤炭、鋼鐵、農產品、木材等資源型行業對全國經濟增長起到了絕對引領作用，同時諸如鞍鋼、哈電、一汽、一重、沈飛、東重等一批重工業龍頭也隨之崛起，“鐵人精神”與“大慶精神”更是成為引領全國工業發展的精神榜樣。

　　然而，硬幣的另一面卻是：計劃經濟思維根深蒂固，滲透到政府、企業和民眾的方方面面，固化了東北的發展理念，使之成為難以扭轉的體制慣性；而資源優勢隨著資源價格的回落、去產能的推進也變成了“資源詛咒”。各級政府的危機和憂患意識缺失，加之法制化、市場化程度始終落后于建立創新型國家和服務型政府的要求，給東北經濟轉型帶來了多重阻礙。

　　值得一提的是，在長期的振興東北計劃中，國家的政策、資金和項目支持主要放在以國有企業改組改制為重點的體制機制創新上，設法通過國有企業扭虧為盈，擺脫困境。這一系列舉措在無形中進一步鞏固了東北地區國有企業的絕對統治地位，強化了行政色彩的同時也放緩了市場化進程。其結果便是民營經濟與各種新興產業在東北的體制環境下難以健康成長，致使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活力不佳，還落下了一個“投資不過山海關”的名聲。

　　反觀東南沿海地區，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下，整個中國經濟越來越深層次地融入到全球分工體系當中，而東南沿海地區也抓住了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依托于自身的區位優勢與國家政策的傾斜，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和新興產業，其地位在全國經濟版圖中不斷攀升。

　　在計劃經濟時代創造了諸多奇跡的東北，卻在市場經濟時代陷入沉郁，曾經高歌猛進、熱火朝天的記憶日漸淡去。于是，很多“用腳投票”的東北年輕人都到外地求學發展，甚至還有許多父母從小就教育孩子要“好好學習，將來到南方工作生活”。

　　正因為上述原因，東北陷入了“經濟活力不足→適齡勞動力與高素質人口外流→出生率下滑→老齡化程度加劇→經濟活力不足→適齡勞動力與高素質人口進一步外流”的怪圈，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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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回來，全面放開生育限制對東北而言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但僅靠放開生育限制，斷然是不夠的。

　　道理很簡單，如果不同時在其他方面有所調整，那么即便是東北未來的新生人口增多了，無非也是給經濟發達的省市輸送勞動力而已。

　　換句話說，除了“產人”，東北更應該想想怎樣“留人”。

　　畢竟，任何一個地區要發展，都離不開人，而當今人才最為重視的，是有沒有才華用武之地與足夠的成長空間，以及生活環境、發展前景、公共服務等諸多方面的考慮。也只有年輕人真正愿意留下來，才能為東北經濟一掃頹勢提供動力之源，繼而進一步吸引更多的年輕人留下，并在東北大地上繁衍后代，生生不息。

　　于東北而言，當務之急是要以“全面放開生育限制”為契機，繼續大力提振經濟，加快推動市場化進程，引導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大力培育新興產業，改善營商環境，為民營經濟的壯大提供優質土壤等等，同時要下大力氣留住人才，給予在住房、教育、養老方面的相應支持，真正降低生育成本。若非如此，只怕東北還將繼續彷徨在怪圈之中。

　　道阻且長，行則將至！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社科院管理學博士，專注研究消費零售、數字經濟、產業經濟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