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魯政委

　　剔除基數的影響之后，2021年消費增長疲弱的現象依然可能持續一段時間。如果就近就業逐漸成為常態、抗疫重塑了居民的消費習慣，那么，居民消費的中長期潛在增速也可能出現下降。

　　魯政委為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獲得2020年“遠見杯”中國經濟季度預測第一名

　　2020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結束了連續9個月上升的態勢，下降0.4個百分點至4.6%。這表明，雖然國內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且城鎮調查失業率也已經回落至2019年疫情爆發前的平均水平，但消費增長依然低迷。

　　那么，為什么疫后消費遲遲難以恢復？消費疲弱的現象在2021年是否會持續？

　　我們的分析顯示，外出勞動力減少、就業結構變化、居民儲蓄行為改變三大因素可能是影響疫后消費的主要因素，疫情沖擊所導致的這些結構性變化，很可能將降低一段時期內的居民消費潛在增速。這種消費無法馬上復原的狀態，即為消費的疫后“回滯”。

　　從外出勞動力的角度來看，疫情降低了勞動力外出就業的意愿，使更多勞動力就近就業，進而帶來其收入總量與消費水平的下降。中國有大量的異地就業人口，2019年，中國的流動人口總量為2.4億，人戶分離人口更高達2.8億。然而，疫情爆發后，更多勞動力選擇了就近就業。

　　一方面，2020年四個季度外出農民工人數同比降幅均在2.0%以上。雖然2020年下半年外出農民工收入同比正增長，但并未吸引更多的農民工外出就業。另一方面，2020年5月至11月，東部移動電話用戶數同比持續負增長，中部地區移動電話用戶數持續正增長，而在此期間的7個月內，西部地區的移動電話用戶數有5個月是正增長的。這也表明，作為重要勞動力輸出地的中西部地區的常住人口可能在上升，而作為勞動力輸入地的東部地區的常住人口可能有所減少。

　　勞動力外出的減少引起了三個方面的變化。第一，考慮到勞動力輸出地的收入和消費水平通常低于勞動力輸入地，就近就業可能導致勞動力的收入和消費水平均出現下降。2019年，浙江和廣東的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均在9.5萬元以上，但是湖南和四川的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都在8.5萬元以下。此外，就近就業還減少了勞動力租房和外出就餐等方面的支出。

　　第二，流動人口的減少導致勞動力輸出地的消費總量恢復更快，而勞動力輸入地的消費總量恢復更慢。由于省級月度社會消費品零售數據不完整，這里僅選取廣東和浙江為勞動力輸入地的代表，湖南和四川為勞動力輸出地的代表。數據顯示，2020年9月，廣東和浙江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當月同比分別為0.0%和-1.3%，而同期湖南和四川的社零同比均實現了正增長，分別為2.4%和1.6%。

　　第三，勞動力輸入地的常住人口中外來勞動力的比例下降，導致消費數據出現結構性的變化。一方面，限額以上消費增速已經恢復到疫情爆發前的水平，但限額以下消費遲遲難以恢復。2020年第四季度，限額以上消費品零售增速平均為7.3%，但限額以下消費的同比增速平均為0.5%。

　　另一方面，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隨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外來勞動力減少或使勞動力輸入地的平均消費傾向下降更快。考慮到分省的居民收支數據不完整，這里以浙江和上海為勞動力輸入地的代表，以湖南和江西為勞動力輸出地的代表。數據顯示，2020年第四季度，浙江和上海的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均較過去三年均值下降了6.0個百分點以上，但江西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僅較過去三年均值低2.2個百分點，湖南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甚至較過去三年均值還提高了0.1個百分點。

　　從就業結構的角度來看，疫情使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就業情況出現分化，因此，雖然2020年第四季度GDP增速已經超過了疫情爆發前的水平，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收入和消費增速依然受到抑制。

　　第三產業是吸收就業的主力，2019年第三產業就業人員占比為47.4%，顯著高于第二產業的27.5%。然而，疫情對服務業的影響遠高于制造業。2020年3月以來，制造業從業人員PMI顯著高于服務業從業人員PMI。以上海為例，2019年第四季度，上海第三產業崗位需求比重達到93.8%，但2020年第三季度這一比重僅為83.1%。

　　雖然第二產業的就業形勢較好，部分制造業企業甚至出現了“用工荒”，但第二產業吸納就業的能力有限，難以完全對沖服務業就業放緩的影響。這可能抑制了服務業工資的增長。數據顯示，主要由服務業勞動力成本構成的家庭服務價格和衣著加工價格同比均處于2008年以來的低位。

　　因此，雖然2020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速超過了疫情爆發前的水平，但同期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同比僅增長5.8%，較2019年第四季度低3個百分點。

　　從儲蓄行為的角度來看，疫情的沖擊可能提高居民的儲蓄意愿。疫情可能通過兩個渠道影響居民的儲蓄行為：第一，疫情的沖擊使居民意識到預防性儲蓄的重要性，進而開始積累預防性儲蓄；第二，居民可能通過儲蓄來彌補疫情期間財富的損失。央行的調查結果也印證了這一點。疫情爆發后城鎮儲戶中選擇更多儲蓄的比例從45%左右提高到了50%以上。直到2020年第四季度，選擇更多儲蓄的比例依然高達51.4%。

　　展望未來，由于國內依然時有疫情零星爆發，并影響到了跨地區人員流動，2021年勞動力外出就業的意愿可能依然較低。與此同時，在新冠疫苗全面推廣、中國居民實現“群體免疫”之前，服務業就業或難以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雖然低基數將使2021年消費同比增速較高，但剔除基數的影響之后，消費增長疲弱的現象依然可能持續一段時間。如果就近就業逐漸成為常態、抗疫重塑了居民的消費習慣，那么，居民消費的中長期潛在增速也可能出現下降。由于這種疫情沖擊下的消費“回滯”，繼續以消費是否恢復到疫情之前來作為經濟是否完全恢復的表征，可能就不合適了。

　　(本文作者介紹：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