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CWM50）

　　2021年宏觀政策處于逆周期調節和跨周期設計的特殊時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1年宏觀政策的總體要求是連續、穩定、可持續，為解決好短期和中長期問題提供了一個融合的政策指導框架。

　　為更好地學習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對經濟形勢做好研判，把握政策和市場方向，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CWM50）由CWM50學術顧問、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牽頭，CWM50理事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尚福林為顧問，全國政協委員、證監會原主席肖鋼、CWM50學術委員會主席、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白重恩、 CWM50學術委員、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馬駿、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祝寶良、CWM50學術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陳昌盛、 CWM50學術委員、人民銀行參事室主任紀敏共同參與，組織撰寫了《構建新格局  見到新氣象——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解讀及當前經濟形勢研判》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通過詳細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1年的經濟形勢、政策方向和新發展格局進行分析與預判。

　　報告導讀

　　看點一

　　構建新發展格局本質上是改革問題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用好寶貴時間窗口，集中精力推進改革創新，以高質量發展為‘十四五’開好局”。

　　對此，報告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發展問題，但本質上是改革問題。要運用改革思維和改革辦法，形成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營造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掃除阻礙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暢通的制度、觀念和利益羈絆，破除妨礙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形成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國內統一大市場，形成高標準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降低全社會交易成本，實現社會生產力大發展。

　　看點二

　　擁有一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對國家科技的發展至關重要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列為2021年八項重點任務首位。戰略科技力量在中國實現科技自立自強中起到關鍵作用，擁有一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對國家科技的發展至關重要。

　　對此，報告建議：一是要改革科技評價體制，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推進知識產權改革及其保護制度，特別是賦予科研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和長期使用權，完善技術創新的分配激勵，推進完善科創金融，引導資金流向重大技術產業升級。二是加快推進創新高地和創新平臺建設，完善區域創新布局，組織開展核心技術攻關和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不斷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三是以國家目標和戰略需求為導向，瞄準國際科技前沿，加快建設一批體量更大、學科交叉融合、綜合集成的國家實驗室。

　　看點三

　　關于我國房地產市場、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三大問題的應對之策

　　當前，我國房地產市場、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三大問題嚴重影響到我國資源配置的整體優化，導致政府與居民及居民與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結構失衡，造成資源配置失衡。

　　一方面，房地產市場的問題在于土地的供給缺乏彈性，無法形成真正的市場價格，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捆綁我國經濟發展。對此，報告建議，應從符合實際、解決突出問題角度出發，抓住幾個特大城市的住房短缺問題，推出土地供應多元、籌集渠道和供應主體多元的保障性租賃住房，為百姓提供更加豐富靈活的住房選擇。通過較大幅度持續增加保障性住房土地供應、健全長租政策，以及在稅收、金融領域予以支持鼓勵等多種途徑綜合施策，有效降低中低收入者居住支出負擔，從而優化居民消費支出結構。

　　另一方面，中國平臺經濟市場壟斷、無序擴張、野蠻生長的問題開始突出，出現了價格歧視、泄露個人隱私、損害消費者權益、風險隱患積累等一系列問題，存在監管滯后甚至監管空白。對此，報告提出，未來針對平臺企業，要從完善平臺企業壟斷認定、公平競爭審查、監管能力提升等方面開展工作，促進創新要素自主有序流動和高效配置。

　　看點四

　　統籌發展與安全，穩妥處置金融風險

　　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聚焦促發展的同時，將安全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就金融領域而言，就是要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目前，我國宏觀杠桿率依然居高不下，個體機構風險和重點領域風險暴露壓力加大。

　　對此，報告建議，從宏觀上，要穩住宏觀杠桿率。2020年，由于疫情的沖擊，GDP增長率相對較低，我國宏觀杠桿率和GDP之比明顯上升。2020年第三季度以來，宏觀杠桿率增速已經放緩，2021年需要使宏觀杠桿率回到基本穩定的軌道。從微觀上，要穩妥處置個體機構風險和重點領域風險，健全金融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進一步壓實各方責任，補齊監管制度短板，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同時注意防范金融風險。

　　看點五

　　以碳中和為目標，發揮好金融支持綠色發展功能

　　2020年9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向全世界莊嚴宣布，中國將力爭于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金融業在實體經濟大規模向低碳、零碳轉型的過程中也必須轉型，要以碳中和為目標構建綠色金融體系。

　　要實現上述目標，報告建議，一是要修改綠色金融目錄；二是建立金融機構碳風險信息披露制度；三是鼓勵金融機構開展環境和碳風險分析，強化能力建設；四是強化對綠色低碳投資的激勵機制。此外，還需不斷完善綠色金融產品和市場體系，發展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等產品，建設碳市場，發展碳期貨。同時，加強綠色金融國際合作，綠色金融標準要“國內統一、國際接軌”。

　　以下為報告全文

　　構建新格局  見到新氣象

　　——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解讀及當前經濟

　　形勢研判

　　摘 要

　　著眼于我國經濟發展大局，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結2020年經濟工作，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并部署了2021年經濟工作，為2021年及今后一個時期的經濟工作指明方向，提出要求。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近日舉辦專題研討會，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基礎上，對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的經濟形勢作出研判，并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

　　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經濟衰退和外部壓力加大的三重沖擊，我國經濟發展交出了“一份人民滿意、世界矚目、可以載入史冊的答卷。”一是經濟增長持續向好；二是三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成就；三是科技創新取得重大進展；四是改革開放實現重要突破；五是民生得到有力保障。

　　然而，進入2021年，我們要看到，“疫情變化和外部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我國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國際方面，世界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復蘇不穩定不平衡，疫情沖擊導致的各類衍生風險不容忽視，需警惕其沖擊我國經濟向好發展。一是疫情反復及世界經濟和政治風險演變的不確定性；二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寬松政策溢出影響較大；三是負利率等非常規政策對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的掣肘；四是各國債務負擔的影響。國內方面，疫情變化和外部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我國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一是疫情反復出現，推升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二是宏觀杠桿率持續攀升，加大資產泡沫風險；三是區域經濟發展分化，地方債務風險聚集；四是中小金融機構風險水落石出，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五是小微企業和個體戶生存艱難，逆周期政策恐難持續；六是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持續拉低居民消費率。

　　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既帶來一系列新挑戰，也帶來一系列新機遇。2021年，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穩定、可預期。為此，50人論壇建議：一是堅持改革發力，要意識到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發展問題，但本質上是改革問題；二是突出科技主導，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夯實創新基礎；三是完善要素優化，抓住主要矛盾，促進各類要素高效配置；四是強化底線思維，統籌發展與安全，穩妥處置金融風險；五是推動綠色發展，服務好碳達峰碳中和戰略部署，發揮好金融支持綠色發展功能。

　　一、2020年工作總結——人民滿意、世界矚目、可以載入史冊

　　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經濟衰退和外部壓力加大的三重沖擊，我國經濟發展交出了“一份人民滿意、世界矚目、可以載入史冊的答卷。”

　　一是經濟增長持續向好。全年國內生產總值1015986億元，首次突破100萬億元大關，同比增長2.3%，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長3.2%，三季度增長4.9%，四季度增長6.5%，全年經濟呈現V型復蘇態勢。

　　二是三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成就。經過治理，中國金融體系重點領域的增量風險得到有效控制，存量風險得到逐步化解，金融風險總體可控，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告別了幾千年來歷朝歷代面臨的絕對貧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兩山”理念已形成共識，我國生態環境質量得到顯著改善。

　　三是科技創新取得重大進展。全球創新指數顯示，我國排名從2015年的第29位躍升至2020年的第14位，科技型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突破20萬家，高技術制造業和裝備制造業較快增長，增加值分別比上年增長7.1%、6.6%，增速分別比規模以上工業快4.3、3.8個百分點。

　　四是改革開放實現重要突破。一年來，從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自貿試驗區擴容、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簽署，我國改革開放實現新的重要突破。2020年中央深改委部署的50個重點改革任務和其他75個改革任務基本完成。

　　五是民生得到有力保障。2020年城鎮新增就業1186萬人，明顯高于900萬人以上的預期目標，完成全年目標的131.8%，全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比上年名義增長4.7%，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2.1%，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

　　二、2021年發展形勢——世界經濟復雜嚴峻，我國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

　　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需要看到，“疫情變化和外部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我國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

　　（一）世界經濟復雜嚴峻

　　國際方面，世界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復蘇不穩定不平衡，疫情沖擊導致的各類衍生風險不容忽視，需警惕其沖擊我國經濟向好發展。

　　一是受疫情影響，全球經濟恢復的不確定性在持續放大，全球供應鏈、產業鏈中斷，會影響中國復工復產的進程，進而抑制中國經濟的復蘇。此外，世界經濟復蘇不穩定不平衡，容易引發部分國家走向貿易保護主義，加速世界經濟的重組與分裂，并有可能向政治風險演變，部分地區政治與經濟風險加劇，不確定因素增加，恐會發生連鎖反應。

　　二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寬松政策溢出影響較大。數據顯示，2020年11月末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比2019年末分別擴張73%、47%和23%，規模和速度均是史無前例，超過了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水平。各國釋放的巨量的流動性推升了全球的資產價格，加劇了金融動蕩發生的可能性以及其對國內傳染的風險。發達經濟體的這種超寬松的財政刺激和貨幣政策可能會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加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和跨境資本流動的風險。

　　三是負利率等非常規政策對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的掣肘。全球主要經濟體實施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情況下，中國的貨幣政策難以做到獨善其身，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一定程度上會面臨兩難的處境。

　　四是各國債務負擔的影響。疫情發生以來，一些國家出現了債務負擔加重的情況，杠桿率持續性攀升。未來，為避免債務過度膨脹，各國可能會采取的一些財政緊縮政策，政策退出或收緊的時效度若沒把控好，會對實體經濟造成一定沖擊。尤其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債務風險，我國對發展中國家的債權敞口較大，受影響也會更大。

　　（二）我國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

　　國內方面，疫情變化和外部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我國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

　　一是疫情反復出現，推升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疫情的重復出現，對消費、就業和投資信心等多方面會造成一定影響。

　　二是宏觀杠桿率持續攀升，加大資產泡沫風險。據估計，2020年我國宏觀杠桿率可達279%，較2019年上升23個百分點，升幅較大，僅次于2009年35.5個百分點的升幅（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為應對疫情沖擊，未來我國宏觀政策可能偏向于繼續保持寬松，尤其是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加之各地政府陸續集中換屆，發展的積極性較高，一些重大項目和工程即將啟動，財政政策支持和信貸擴張動力較強。這將導致宏觀杠桿率進一步攀升，可能帶來階段性的經濟過熱、債務不可持續、資產泡沫風險加大等問題。同時，在這種情況下，把握宏觀政策力度和節奏的難度增大，加大了“政策誤傷”發生的可能性。

　　三是區域經濟發展分化，地方債務風險聚集。首先表現在我國南方和北方經濟在結構轉型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分化加劇，如東北、華北、西北一些地區的經濟增長乏力，人口凈流出，部分地區長期實行土地財政，受疫情沖擊，地方債務不可持續，財政壓力進一步加大。同時，這些地方的融資平臺和國企的債務水平偏高。此外，由于區域經濟環境優勢不明顯，一些地方的民企和所在地的房地產企業資金鏈開始緊張，違約率上升。另一方面，受打破剛兌溢出效應影響，違約風險可能從市場擴散到城投平臺和地方國企，地方政府的信用和財政平衡會惡化，可能形成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和社會風險。

　　四是中小金融機構風險水落石出，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受疫情沖擊和經濟下行影響，銀行業不良資產不斷累積，尤其是部分中小金融機構由于長期高速擴張，風險持續積累。同時，大量中小銀行在資本補充、資產質量、撥備、核銷、稅收待遇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問題。另外，受逆周期調節政策影響，2020年大型銀行在中小企業貸款方面增長較快，從中小銀行搶走了一些資質較好的中小企業客戶，出現“掐尖”的情況。未來，一旦中小微企業4萬億普惠貸款還本付息政策和其他貸款應延盡延政策結束，一些銀行的不良貸款可能會暴露。加之減稅降費政策退出，部分企業利潤會下滑，企業違約增加，銀行的資產質量受影響。以上諸多因素導致中小金融機構風險暴露壓力加大，可能帶來系統性金融風險。

　　五是小微企業和個體戶生存艱難，逆周期政策恐難持續。我國目前中等收入群體有4億人左右，但同時個體從業人數達到約1.8億人，還有大量農民工、私人工商業從事者，這些群體受到疫情影響更大，其消費能力的修復時間更長。從2020年全年看，企業利潤總體水平仍然不高，虧損企業數量和虧損額有所上升，一旦恢復繳納社保費用，普惠貸款還本付息延期結束，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又會反彈，中小企業更甚。

　　六是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持續拉低居民消費率。通過國際對比發現，我國宏觀和微觀的居民消費率明顯偏低。從宏觀的消費率看，美國1978年、日本1981年、韓國1994年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時，居民消費占GDP比例分別為60.5%、53.9%、51.8%，我國2019年僅為38.8%。從微觀的消費率看，美國1978年、日本1981年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分別為87%、79.2%，也明顯高于我國2019年的70.1%。導致我國居民消費明顯偏低的因素有很多，收入差距擴大是主要因素之一，低收入人群的消費傾向較高，但受到收入抑制。數據顯示，按五等分分組，2019年我國前20%的高收入戶均收入是最低的20%戶均收入的10.4倍，美國1978年是7.6倍。微觀的消費率降低則主要是城鎮居民消費率降低所致，2013年到2019年，城鎮居民的消費率從69.85%降至66.25%，同期農村居民消費率則從79.36%升至83.19%。城鄉居民消費率的反向演變，反映了城鎮居民面臨更大的高房價高房貸壓力，對非住房消費的擠出效應。

　　此外，對于2021年和今后一個時期的經濟增長目標，目前學術界存在分歧。有專家認為，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設定一定增速目標是有必要的。也有專家建議，對2021年和“十四五”時期不設定經濟增長目標，甚至全面取消經濟增長目標，而將穩定就業和控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政策主要目標。究其原因，一是GDP增速若繼續作為一個政府目標，會出現層層加碼現象，地方政府會將GDP目標定的很高，可能會加大隱性債務風險；二是受疫情等因素影響，GDP的設定存在較高難度，有較強的基數效應。此外，2020年我國社會普遍接受不設GDP增速目標，若重設目標，則易給社會留下重走GDP目標考核老路的看法。另外，GDP增速可作為一個預測數據，如財政部可以根據GDP增速預測數據進行財政收支預測，投資部門可以將該數據作為基礎來預測和指導投資行為。

　　三、2021年宏觀政策及相關建議——構建新格局，見到新氣象

　　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萬美元，城鎮化率超過60%，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斷提高。進入新發展階段，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既帶來一系列新挑戰，也帶來一系列新機遇。

　　2021年宏觀政策處于逆周期調節和跨周期設計的特殊時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1年宏觀政策的總體要求是連續、穩定、可持續，為解決好短期和中長期問題提供了一個融合的政策指導框架。會議提出“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對經濟恢復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準有效，不急轉彎，把握好政策時度效。”除了傳統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新增了圍繞“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相關宏觀政策。

　　與往年相比，2021年經濟工作的特點相對明顯。一是落實“十四五”規劃，邁好第一步，見到新氣象。二是以小見大，牽一發而動全身，長遠問題從現在開始做。三是符合實際，任務更明確，解決一些突出問題。

　　（一）改革發力—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發展問題，本質上是改革問題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用好寶貴時間窗口，集中精力推進改革創新，以高質量發展為‘十四五’開好局”。

　　需要認識到，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發展問題，但本質上是改革問題。要運用改革思維和改革辦法，形成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營造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掃除阻礙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暢通的制度、觀念和利益羈絆，破除妨礙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形成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國內統一大市場，形成高標準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降低全社會交易成本，實現社會生產力大發展。

　　（二）科技主導—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夯實創新基礎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列為2021年八項重點任務首位。戰略科技力量在中國實現科技自立自強中起到關鍵作用，擁有一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對國家科技的發展至關重要。重大戰略性科技領域，往往面臨投資強度大、投入周期長、技術難度高、學科交叉廣等問題，市場機制無法保障有效的科技資源投入，需要依靠國家統籌規劃布局和長期穩定投入，充分發揮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多學科、建制化優勢。

　　建議：一是改革科技評價體制，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推進知識產權改革及其保護制度，特別是賦予科研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和長期使用權，完善技術創新的分配激勵，推進完善科創金融，引導資金流向重大技術產業升級。二是加快推進創新高地和創新平臺建設，完善區域創新布局，組織開展核心技術攻關和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不斷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三是以國家目標和戰略需求為導向，瞄準國際科技前沿，加快建設一批體量更大、學科交叉融合、綜合集成的國家實驗室。

　　（三）要素優化—抓住主要矛盾，促進要素高效配置

　　當前，我國房地產市場、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三大問題嚴重影響到我國資源配置的整體優化，導致政府與居民及居民與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結構失衡，造成資源配置失衡。

　　房地產市場的問題在于土地的供給缺乏彈性，無法形成真正的市場價格，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捆綁我國經濟發展。數據顯示，美國1978年人均GDP達1萬美元時，個人消費中居住類消費占比為14.2%，我國2019年人均GDP達1萬美元時是23.4%。另一方面，我國居民居住問題主要在于少數特大城市。

　　基于此，建議從符合實際、解決突出問題角度出發，抓住幾個特大城市的住房短缺問題，推出土地供應多元、籌集渠道和供應主體多元的保障性租賃住房，為百姓提供更加豐富靈活的住房選擇。通過較大幅度持續增加保障性住房土地供應、健全長租政策，以及在稅收、金融領域予以支持鼓勵等多種途徑綜合施策，有效降低中低收入者居住支出負擔，從而優化居民消費支出結構。

　　關于反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問題。近年來，中國平臺經濟迅速發展，互聯網平臺企業快速壯大，在滿足消費者需求等方面做出積極貢獻。另一方面，市場壟斷、無序擴張、野蠻生長的問題開始突出，出現了價格歧視、泄露個人隱私、損害消費者權益、風險隱患積累等一系列問題，存在監管滯后甚至監管空白。同時，平臺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擠壓了小企業和初創企業生存空間，一些大型互聯網金融平臺甚至“大而不能倒”，沖擊金融系統安全。未來，針對平臺企業，要從完善平臺企業壟斷認定、公平競爭審查、監管能力提升等方面開展工作，促進創新要素自主有序流動和高效配置。

　　（四）底線思維—統籌發展與安全，穩妥處置金融風險

　　歷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主題是促發展，本次會議在聚焦促發展的同時，將安全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就金融領域而言，就是要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目前，我國宏觀杠桿率依然居高不下，個體機構風險和重點領域風險暴露壓力加大。建議：

　　從宏觀上，要穩住宏觀杠桿率。2020年，由于疫情的沖擊，GDP增長率相對較低，我國宏觀杠桿率和GDP之比明顯上升。2020年第三季度以來，宏觀杠桿率增速已經放緩，2021年需要使宏觀杠桿率回到基本穩定的軌道。從微觀上，要穩妥處置個體機構風險和重點領域風險，健全金融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進一步壓實各方責任，補齊監管制度短板，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同時注意防范金融風險。

　　（五）綠色發展—服務好碳達峰碳中和戰略部署，發揮好金融支持綠色發展功能

　　2020年9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向全世界莊嚴宣布，中國將力爭于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金融業在實體經濟大規模向低碳、零碳轉型的過程中也必須轉型，要以碳中和為目標構建綠色金融體系。建議：

　　一是修改綠色金融目錄。我國目前有三個綠色目錄：綠色信貸、綠色債券和綠色產業目錄。其中，只有綠色債券項目支持目錄剔除了“清潔煤炭技術”等化石能源相關的高碳項目。未來，應按照碳中和目標修訂綠色信貸、綠色產業標準，建立綠色基金、綠色保險的界定標準，同時保證符合這些綠色標準的項目不會對其他可持續發展目標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

　　二是建立金融機構碳風險信息披露制度。建議金融管理部門明確提出對金融機構開展環境和碳風險信息披露的要求，包括對金融機構持有的綠色、棕色資產的信息以及這些資產和主要資產的碳足跡的披露要求。

　　三是鼓勵金融機構開展環境和碳風險分析，強化能力建設。目前，我國只有數家銀行開展了環境和碳風險分析，多數大型金融機構開始有所認知但尚未具備分析能力，多數中小機構還未意識到氣候轉型可能帶來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聲譽風險。建議金融監管部門明確指示我國金融機構開展前瞻性的環境和碳風險分析，包括壓力測試和情景分析。

　　四是強化對綠色低碳投資的激勵機制。考慮設立較大規模的再貸款機制，專門用于支持低碳項目；將較低風險的綠色資產納入商業銀行向央行借款的合格抵押品范圍；將銀行資產的碳足跡納入綠色銀行的考核評估機制，并將銀行的碳足跡與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掛鉤；考慮在保持銀行總體資產風險權重不變的前提下，降低綠色資產風險權重，提高棕色（高碳）資產風險權重。

　　此外，還需不斷完善綠色金融產品和市場體系，發展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等產品，建設碳市場，發展碳期貨。同時，加強綠色金融國際合作，綠色金融標準要“國內統一、國際接軌”。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個非官方、非營利性質的學術智庫組織。論壇致力于為關心中國財富管理行業發展的專業人士提供一個高端交流平臺，推動理論、思想、創新和經驗交流，為相關決策與研究機構提供理論與實務經驗參考，進而為財富管理行業的發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動力，最終對中國金融體系的優化產生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