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任澤平、方思元、華炎雪、梁穎、黃斯佳

　　2020年12月16-18日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分析當前經濟形勢，部署2021年經濟工作安排，意義重大。

　　會議定調2021年宏觀經濟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不急轉彎”，強調“新發展格局”、“需求側管理”、“產業鏈自主可控”、“反壟斷”、“防止資本無需擴張”、“新基建”、“租賃住房”、“資本市場改革”等，傳遞重大信號。

　　1    中國經濟恢復領先全球，但基礎尚不牢固

　　會議首先肯定2020年經濟成果，“交出了一份人民滿意、世界矚目、可以載入史冊的答卷。我國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三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成就，科技創新取得重大進展，改革開放實現重要突破，民生得到有力保障。”但同時提出“明年世界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復蘇不穩定不平衡，疫情沖擊導致的各類衍生風險不容忽視。”

　　我們此前提出，中國在控制疫情和恢復生產方面走在全球前面，展現了巨大的體制優勢和經濟韌性。1-3季度GDP增速分別為-6.8%、3.2%、4.9%，我們預計4季度GDP增速基本恢復到經濟潛在增長率水平。反觀歐美疫情持續失控，蔓延時間長，經濟大幅負增長，2020年“我國成為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從結構看，中國生產11月工業生產增長7.0%，三季度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6.7%，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8%，在近幾年同期中均屬高位。主要受益于疫情有效控制和對內外需恢復；三駕馬車中，出口、基建和房地產投資是拉動中國經濟的主要力量；11月出口金額（以美元計）同比增長21.1%，連續4個月保持9%以上的高增速；主要受益于防疫物資、宅經濟出口以及對歐美亞等生產替代效應。基建和房地產投資當月同比分別為5.9%和10.9%。

　　同時，需要清醒地看到，當前經濟恢復基礎不牢。展望2021年，就業、收入和消費低迷，小微企業仍然十分困難，金融風險頻發，投資面臨回落壓力，出口高增難持續。因此，慎勿對經濟形勢盲目樂觀，慎談貨幣政策收緊。

　　我們在2019年下半年提出“拿掉豬以后都是通縮”“充分估計當前經濟金融形勢嚴峻性”；在2020年上半年提出“新基建”“中國經濟復蘇將領先全球”；在年底提出“經濟持續復蘇，但不宜盲目樂觀”。

　　2    構建新發展格局，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

　　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繼續強調高質量發展，“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和“要促進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結構優化和提質增效將是未來五年的工作重點。

　　劉鶴副總理在“十四五”規劃輔導讀本撰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主動選擇，是應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變化的戰略舉措，是發揮我國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的內在要求。從六方面全面落實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決策部署：推動科技創新在暢通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推動供給創造和引領需求，實現供需良性互動；推動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健全現代流通體系；推動新型城鎮化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推動擴大就業和提高收入水平；推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經濟。

　　我們認為，“雙循環”的核心是對內擴大內需、對外提升產業鏈安全，關鍵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開生育。這是這些年我們在公共政策領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但進展不同，新基建已經從學術討論走向國家戰略，城市群逐漸走向社會共識但尚未完全落實到公共政策，而全面放開生育則面臨巨大的學術分歧和社會爭議。

　　2010年我們參與研究提出“增速換擋”，2014年作者提出“新5%比舊8%好”“改革牛”，2015年提出“經濟L型”。

　　2017年提出“新周期”，提出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市場自發出清疊加，我們正站在新周期的起點上，新周期的核心是從產能過剩到供給出清、剩者為王、行業集中度提升，行業龍頭資產負債表持續修復，新一輪高質量發展周期，新興經濟周期，新5%比舊8%好，引發年度史詩般教科書級論戰。最近幾年傳統行業出清大幅加快，行業集中度明顯提升，剩者為王的龍頭企業被作為核心資產在資本市場上獲得明顯溢價以及大幅上漲，同時新基建、新經濟、新技術蓬勃興起。我們2017年初提出“新周期的起點”，在市場上一石激起千層浪，出現了宏觀研究員一片反對、行業研究員普遍舉證、投資者大舉買入的盛況奇觀。表明“新周期”時代宏觀研究要重視微觀基礎和行業格局的新變化。“新周期”，與其他新生事物和機遇的到來一樣，必將經歷四個階段：“看不見”、“看不起”、“看不懂”、最后“來不及”。“在備受爭議中，我聽到了它堅定堅決，鏗鏘有力的腳步聲。我深信，經過長達六年漫長出清的黑夜隧道，新周期終將走向王座，榮耀加身。那一刻，所有周期的參與者都將為之動容，先知很可能淚流滿面。所以，周期不僅是技術過程，背后是人性的輪回，反對者和贊同者共同的宿命。”

　　3    宏觀政策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不急轉彎”

　　會議提出，“明年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對經濟恢復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準有效，不急轉彎，把握好政策時度效。”

　　我們此前多次提出，“貨幣政策談收緊為時尚早，宜保持觀察。精準把握好力度和節奏，不要人為制造經濟的大起大落。”“財政政策的結構性效果比貨幣政策好，應繼續發力基建尤其是新基建。”

　　財政政策方面，會議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質增效、更可持續，保持適度支出強度，增強國家重大戰略任務財力保障，在促進科技創新、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調節收入分配上主動作為，抓實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工作，黨政機關要堅持過緊日子”，相比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大力提質增效，更加注重結構調整，堅決壓縮一般性支出，做好重點領域保障，支持基層保工資、保運轉、保基本民生”，此次會議更加強調國家重大戰略任務、科技創新、經濟結構調整等領域。預計2021年財政政策將會結合需求側管理，加強對于新基建等領域的支持力度，拓展投資空間，優化投資結構。

　　在財政政策力度上，會議提出“保持適度支出強度”。2020年受疫情沖擊，目標赤字率提到3.6%以上，新增專項債37500億元，同時發行特別國債10000億元。然而從運用來看，財政資金重點運用在民生領域，旨在減輕中小企業負擔，穩定微觀企業經營，整體基建投資增速較為緩慢。預計2021年財政政策將會適度調整，在抗疫相關民生支持平穩退出的基礎上，2021年新基建仍有一定支撐。

　　貨幣政策方面，會議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處理好恢復經濟和防范風險關系，多渠道補充銀行資本金”，“加大對科技創新、小微企業、綠色發展的金融支持”，與730政治局會議、央行三季度貨政報告表述一脈相承，明確貨幣政策不搞大水漫灌，但也不讓市場缺錢。相比去年會議提出的“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此次會議更加強調貨幣政策精準導向，重點加強科技創新、小微企業領域金融支持。

　　2020年處于抗疫特殊時期，我國宏觀杠桿率快速上升，截至9月末，我國實體經濟部門杠桿率已達270%，較去年末提升25pct，但明年GDP增速回升有助于杠桿率自然回落，在金融監管、房地產審慎管理制度的共同配合下，貨幣政策進入穩杠桿階段，類似2017-2018年的激烈去杠桿大概率不會重現。預計未來貨幣政策回歸常態并長期保持正常化，信用擴張周期即將迎來拐點，2021年社融、M2增速將由今年的大幅高于名義GDP增速向“名義GDP增速+合理加點”回歸。

　　此外，進一步提出“深化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10月12日，央行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從20%下調為0，10月27日，外匯交易中心發布消息稱，“部分報價行主動將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價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淡出使用”，12月11日，央行、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公告稱，將金融機構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從1.25下調至1。近期陸續出臺的相關政策指向監管希望引導人民幣匯率在均衡水平附近雙向波動，避免人民幣過快升值，保持內外均衡。

　　4   需求側管理，擴大消費、投資新基建、優化收入分配

　　會議強調“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

　　疫后關于擴大需求和需求側管理的中央論述較多：327政治局會議明確定調要擴大內需。730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持續擴大國內需求”，“擴大最終消費，為居民消費升級創造條件”和“積極擴大有效投資”。五中全會繼續提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

　　劉鶴副總理在“十四五”規劃輔導讀本撰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指出：“要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完善擴大內需的政策支撐體系。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全面促進消費，提升傳統消費，培育新型消費，發展服務消費。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拓展投資空間，優化投資結構，推動企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推進一批強基礎、增功能、利長遠的重大項目建設。”

　　具體做法上，一是擴大消費，通過促進高質量就業，完善社保，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費購買的規定，充分挖掘縣鄉消費潛力；完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合理增加公共消費，提高教育、醫療、養老、育幼等公共服務支出效率。二是要增強投資增長后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加大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力度；擴大制造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投資；實施城市更新行動，推進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建設現代物流體系；發揮中央預算內投資在外溢性強、社會效益高領域的引導和撬動作用；激發全社會投資活力。

　　5    重申“新基建”，打造中國經濟新引擎

　　中央經濟會議再次強調“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加大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力度。”

　　我們在2021年初倡導新基建，提出應對疫情和經濟下行最簡單有效的辦法是新基建，長期打造中國經濟新技術、新經濟、新引擎，加大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數據中心等領域投資。全網數億閱讀，引起學術界廣泛討論，并走向社會共識和國家戰略，寫入“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成為2020年最大的政策發力點和資本市場最大的投資機會。這次“十四五”規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再次強調“新基建”，意味著“新基建”已經上升到長期國家戰略層面，2021年乃至“十四五”期間繼續接著干。

　　“新基建”兼顧短期擴大有效需求和長期擴大有效供給，兼具穩增長、穩就業、調結構、促創新、惠民生的綜合性重大作用。疫后中國經濟恢復，基建投資是主要拉動力量之一。5月基建投資增速達10.9%，此后基本維持5%以上增速。長期看，新基建能夠培育新經濟、新技術和新產業，打造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等科技領域的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的基礎設施，以及營商環境、服務業開放、多層次資本市場等制度領域的基礎設施，這些領域發展空間巨大，增長迅速，經濟社會效益顯著，對上下游行業帶動性強，在未來經濟社會發展中將起到擔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新基建帶來的未來應用場景和商業模式價值驚人。以5G為例，未來5G將以萬億美元級的投資拉動十萬億美元級的下游經濟價值，中美兩國將決戰新一代信息技術。新型信息基礎設施為智能經濟的發展和產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底層支撐。5G與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領域深度融合，將形成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核心能力。

　　6    突破關鍵核心技術，解決“卡脖子”問題

　　會議強調，“強化國家戰略力量，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

　　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以及自身發展戰略需要，近年科技自立自強和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被頻繁提及。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提出，“要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工程”“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強科技創新和技術攻關，強化關鍵環節、關鍵領域、關鍵產品保障能力”。730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五中全會將“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列入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劉鶴副總理在“十四五”規劃輔導文章中指出，“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塑造我國在國際大循環中主動地位的關鍵。”

　　我們認為雙循環的關鍵就是對內擴大內需、對外提升產業鏈安全，突破關鍵核心技術，解決“卡脖子”問題。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是國家實力的關鍵，是大國競爭的制高點；科技是歷史的杠桿，是世界霸權更迭的根源，是大國崛起的支點。中美貿易摩擦本質是霸權國家對新興大國的戰略遏制，打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旗號，劍指中國經濟崛起和產業升級，尤其是對中國高科技領域的戰略遏制。2018年3月的《301報告》和5月的美方要價清單多次提及“中國制造2025”計劃；2019年5月16日，特朗普簽署總統令，試圖切斷華為供應鏈；美國頻頻以“國家安全”為由對我國高科技企業發起制裁，不僅逐漸擴大打擊手段和范圍，且不斷泛化制裁標準。

　　中國要發展核心技術，攻關“卡脖子”技術。有效地實施產業政策，重點在于支持基礎領域、而非補貼特定企業，組建研發聯盟攻克技術難關。加快科教體制改革，建立市場化、多層次的產學研協作體系。切實提高科研人員與教師的收入待遇，加大海外高端人才引進力度。

　　當前中國制造業及高科技產業在全球產業鏈領域缺乏主導權，對產業鏈供應鏈高端環節缺乏控制力，在關鍵環節和核心零部件方面基礎較為薄弱。以5G為例，在發展過程中，我國通訊行業遭遇了美國為首的相關國家以5G安全問題進行的全方位打壓。2018年4月，美國禁止中興購買美國公司敏感產品，中興業務一度陷入停擺，隨后美國又多次對華為進行打壓，對其5G設備進行封殺。中國只有在5G技術積累、設備制造以及終端操作系統、技術標準等方面取得優勢，才能在層層重壓下保證5G產業鏈的安全，贏得5G產業正常、穩定發展的環境。

　　11月26日下午，看到任正非送別榮耀的講話，悲壯。像是送別即將闖蕩世界的愛子，萬般殷切叮囑。這不是一個陣地、一個城池的勝敗。作為中國高科技旗艦企業，面對美國的打壓，華為在炮火中挺進，沒有被打垮。這次我們不僅沒被打垮，反而被打醒了。“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嚴峻性”，“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科技自立自強，解決“卡脖子”難題，擁抱全球化。任總是一代英雄，華為和榮耀的員工是和平年代的戰士，為家園和榮譽而戰。沒有傷痕累累，哪來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難。除了勝利，我們已經無路可走。

　　7    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重提“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一是監管目的：“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習總書記曾多次強調：“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表述，強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底線，歷史經驗表明行業集中化使得競爭減少，制約自由創新、改善就業和維持總體經濟健康發展的能力，加劇貧富分化，導致社會階層流動放緩，不利于社會穩定和人民幸福。當前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主要發達經濟體陷入超低利率陷阱，增量市場拓展趨緩，壟斷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將會對市場效率造成損害，不利于推動高質量發展。

　　二是監管態度：“國家支持平臺企業創新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支持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同時要依法規范發展；金融創新必須在審慎監管的前提下進行；‘堅決’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一方面，我國平臺經濟發展迅猛，為社會創造價值，互聯網金融科技依托大數據優勢讓金融惠及更多長尾客戶，移動支付方便我們的日常生活，二維碼、小程序等的開發在疫情期間為行程監控提供了支持，居家辦公、線上教學等相關技術的開發維持了人民工作和學習的穩定；但是，新經濟在移動互聯網技術和大規模資本的支持下，形成自然壟斷速度更快，涉及面更廣，用戶粘性更強，由平臺壟斷造成的危害消費者權益、榨取剩余價值、擠壓小企業生存空間等負外部性可能更大，出現消滅競爭、侵害消費者權益、甚至“大而不能倒”綁架金融系統安全。金融科技是把“雙刃劍”，創新必須在審慎監管的框架下進行，充分發揮金融科技對社會和市場效率的支持，同時樹立監管底線，才能保證金融科技發展行穩致遠。

　　三是監管思路：“健全數字規則；完善平臺企業壟斷認定、數據收集使用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規范；要加強規制，提升監管能力。”此前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在“十四五”規劃輔導文章《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中提出，“對金融科技巨頭，在把握包容審慎原則的基礎上，采取特殊的創新監管辦法，在促發展中防風險、防壟斷”。說明目前高層已經開始形成相對成型的監管思路，未來執法落實將主要聚焦于數據確權、準入資質和標準管控、杠桿控制、資本充足及風控、操作風險、信息安全等方面，新金融呼吁新監管，既要保持創新活力，又要防止打著“金融創新”的旗號割韭菜，防止金融業務“無照駕駛”導致監管失效。

　　無論傳統行業或新興行業均可能形成壟斷，新經濟在移動互聯網技術和大規模資本的支持下，形成自然壟斷速度更快，涉及面更廣，用戶粘性更強，由平臺壟斷造成的危害消費者權益、榨取剩余價值、擠壓小企業生存空間等負外部性可能更大。一是消滅競爭，長期以來互聯網企業以“融資-補貼-擴張-再融資”的范式，在購物、外賣、出行、社區生鮮等多個民生領域跑馬圈地，資本成為資源配置的風向標，流量變現成為核心商業模式，小企業逐步退出競爭；二是侵害消費者權益，誘導過度消費、會員之上再收費、“大數據殺熟”、捆綁銷售、隱私數據被販賣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問題屢見不鮮；三是“大而不能倒”醞釀系統風險，例如互聯網消費貸、現金貸等產品規模巨大，通過助貸和聯合貸等方式獲得銀行大比例出資，信用審核、風險控制等職能由平臺管控，一旦平臺風控出現問題，風險將向銀行端轉移。

　　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是為防止實體經濟過度資本化，防止企業利用融資圈錢“割韭菜”等。

　　大型互聯網企業應將數據和技術優勢，不應局限在商業模式和流量變現的競爭中，更應放眼全球大國市場博弈，承擔起推進科技創新排頭兵的責任，著眼攻克更長遠的前沿技術難題，突破“卡脖子”的關鍵技術，與國家戰略相契合，也能產生巨大的創新勢能，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華為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為華為是中國高科技旗艦企業，數萬工程師是和平年代的戰士，捍衛了國家的科技榮譽并造福社會。

　　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加劇貧富分化，導致社會階層流動放緩，不利于社會穩定和人民幸福。我國近十年來也出現社會財富向頭部集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問題，基尼系數由2015年的0.465上升至2018年0.468，稅前收入前10%的人群收入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35.56%提高至2019年的41.43%，個人財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會財富的比重由2000年的47.75%迅速攀升至2015年的67.41%，分配不均的結構性問題顯現，不利于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

　　8    全面推進改革開放，積極參與全球治理

　　會議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改革和開放相互促進。”

　　在國企改革方面，會議提出“要深入實施國企改革三年行動”，與730政治局精神、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一致。今年是落實三年行動方案的第一年，隨著一系列具體政策出臺，明年多領域國企改革將有新突破，其中包括分層分類多路徑推進混改，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提速加力，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運營公司試點擴圍升級，而資本市場將是重要平臺，紅利將加速釋放。

　　在民營經濟方面，會議提出“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相比去年“要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健全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法治環境，完善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體系”，“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今年會議更加強調公司治理，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

　　參與全球治理方面，“要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在RCEP簽署前是亞洲最大自貿協定，在其框架下成員國之間要達到99%貨物零關稅（日本為95%）、零市場準入壁壘、零補貼的三零標準，在知識產權、勞動和環境、競爭、國有企業、互聯網規則和數字經濟等規則均設定了高標準，且不存在10年的過渡期，有利于我國深入推進區域和全球經貿合作。

　　我們長期呼吁，面對中美貿易摩擦，最好的應對是順勢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類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國產業升級應對模式），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開國內行業管制、降低制造業和部門服務業關稅壁壘、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和執行、下決心實施國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大規模降低企業和個人稅負、改善營商環境、發展基礎科技的大國重器等。

　　9    解決“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堅持“房住不炒”

　　此次會議繼2017年后，再度將房地產列為八項重點工作之一。再次提出，“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舉，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

　　在租賃住房方面提法更加細化，包括“完善長租房政策”、“土地供應要向租賃住房建設傾斜”、“單列租賃住房用地計劃”、“降低租賃住房稅費負擔”。

　　“舊改”也被提及，“要實施城市更新行動，推進城鎮老舊小區改造”。近日，十四部門印發的《近期擴內需促消費的工作方案》提出，“加快落實支持城鎮老舊小區居民提取住房公積金，用于加裝電梯等自住住房改造個人支付部分的政策。鼓勵各地對城鎮老舊小區有條件的樓棟加裝電梯。”

　　“十四五”規劃提出，“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租購并舉、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完善土地出讓收入分配機制，探索支持利用集體建設用地按照規劃建設租賃住房，完善長租房政策，擴大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和城鎮新增建設用地規模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政策，強化基本公共服務保障，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優化行政區劃設置，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帶動作用，建設現代化都市圈。”

　　劉鶴副總理在“十四五”規劃輔導讀本撰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指出：“房地產業影響投資和消費，事關民生和發展。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堅持租購并舉、因城施策，完善長租房政策，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我們在業內提出了經典分析框架“房地產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在此框架基礎上提出“房地產長效機制的關鍵是金融穩定和人地掛鉤”。

　　10  處理好恢復經濟和防范風險關系，建立金融風險預防、預警機制

　　此次會議提出，“疫情沖擊導致的各類衍生風險不容忽視”“要提高風險預見預判能力，嚴密防范各種風險挑戰”“處理好恢復經濟和防范風險關系”。

　　隨著疫情期間的逆周期政策逐步退出，部分風險開始暴露。11月永煤事件持續發酵，對債券市場造成劇烈沖擊，信用債一級發行大量取消，弱資質地方國企信用利差上行，非銀與銀資金利差拉大。目前爆發的金融風險個案，雖有個體主觀行為因素，深層次來看是周期性、體制性因素疊加的結果。

　　郭樹清11月22日在《求是》發文《堅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提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經濟金融形勢更加復雜多變，我國經濟周期性、結構性、體制性問題疊加碰頭，金融風險形勢復雜嚴峻。隨著國際收支狀況逐漸好轉，國內企業、政府、居民部門杠桿率快速上升，金融產品和市場結構日趨復雜、透明度較差，金融體系內部資金自我循環、脫實向虛傾向愈演愈烈，一些不法金融集團和違規金融活動野蠻生長，金融系統內部的腐敗和違紀違規行為持續蔓延。如果放任自流，勢必釀成系統性風險，產生顛覆性影響，嚴重危及經濟持續發展和國家政治安全。”

　　展望明年，主要存在兩大風險點：一是逆周期政策退出后，可能產生增量風險。受疫情沖擊，2020年政府信用擴張加速，杠桿率提升，推動地方政府、基建、建筑業等領域杠桿率較快上升。而當前部分領域存在較多歷史遺留問題，同時相關領域涉及地方就業問題，且在地方GDP占比較高，若政策過快退出則可能造成較多新增風險點，從而引發連鎖反應。二是存量風險處置仍需穩步推進。當前存量金融風險主要為金融資產盲目擴張、影子銀行層層嵌套規避監管隱蔽風險、問題股東惡意操控甚至掏空金融機構、打著互聯網金融創新的旗號“無照駕駛”“遍地開花”、房地產金融化泡沫化、大中型“僵尸企業”債務違約風險股權質押風險、地方政府違規大規模舉債形成隱形債務風險、金融不服務實體經濟空轉套利等。

　　未來的關鍵是讓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服務科技創新，政策需關注微觀企業和結構性問題，精準把握好貨幣政策的力度和節奏，避免經濟大起大落，加快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盡最大可能提早處置不良資產，防止高風險影子銀行反彈回潮，及時處置不同類型機構風險，穩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切實加強金融消費者教育和保護，進一步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

　　11  加強資本市場制度建設，重點強調債券市場法制

　　此次會議提出，“要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打擊各種逃廢債行為”，“完善債券市場法制”。

　　劉鶴副總理在“十四五”規劃輔導文章中指出，“推動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健全現代流通體系。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堅持以服務實體經濟為方向，對金融體系進行結構性調整，大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改革優化政策性金融，完善金融支持創新的政策，發揮資本市場對于推動科技、資本和實體經濟高水平循環的樞紐作用，提升金融科技水平。”

　　在股票市場方面，近年來，科創板、創業板、新三板改革相繼啟動，《證券法》修訂，大幅提高退市力度和違法成本，提升上市公司質量，逐步釋放資本市場政策紅利。10月31日金融委專題會議提出“增強資本市場樞紐功能，全面實行股票發行注冊制，建立常態化退市機制，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退市方面，自2019年推行注冊制改革以來，退市標準方面逐步淡化盈利指標，取消暫停上市和恢復上市程序，2019年至今A股退市公司數量共32家，超過過去5年退市數量總和。執法方面，新《證券法》已將財務造假處罰上限從60萬大幅提高到1000萬，并給集體訴訟留下操作空間，但仍然不足以震懾動輒上億元的證券欺詐案件，建議推動《刑法》聯動修訂，將“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主體認定從單位擴大到個人，刑期上限從3年提升到25年。

　　在債券市場方面，信用債風險事件顯著沖擊債券市場，未來債市基礎制度建設將提速。11月21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金融委）主任劉鶴主持召開金融委第四十三次會議，研究規范債券市場發展、維護債券市場穩定工作，會議指出，近期違約個案有所增加，是周期性、體制性、行為性因素相互疊加的結果。會議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切實履行責任。金融監管部門和地方政府要從大局出發，按照全面依法治國要求，堅決維護法制權威，落實監管責任和屬地責任，督促各類市場主體嚴格履行主體責任，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態和信用環境。二是秉持“零容忍”態度，維護市場公平和秩序。要依法嚴肅查處欺詐發行、虛假信息披露、惡意轉移資產、挪用發行資金等各類違法違規行為，嚴厲處罰各種“逃廢債”行為，保護投資人合法權益。

　　12  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放開生育

　　五中全會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十三五”時期的表述是“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應對人口老齡化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原因很簡單，“十四五”時期的人口老齡化壓力比“十三五”時期要大得多。

　　人口因素變化緩慢但勢大力沉，中國少子老齡化問題已日趨嚴峻，若不抓緊調整將嚴重影響民族復興和大國崛起。我們長期呼吁，盡快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積極應對人口少子化老齡化。中國出生人口持續下降，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老齡化加速到來。2019年中國出生人口降至1465萬，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2.6%，總人口突破14億，根據趨勢估計中國人口將在“十四五”時期進入負增長。

　　考慮到當前各界對是否全面放開生育爭議較大，建議在“十四五”時期可從盡快放開三孩開始逐步推進并觀察效果。之前放開“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預期，并大幅低于反對放開生育派的預測數據。先放開三孩既符合民意、給予家庭更大的生育自主權，也可緩解保守派對全面放開生育導致人口暴增的擔心，符合中國漸進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傳統智慧。（參見《建議先放開三胎：中國人口報告2020》）

　　13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貿易摩擦，拜登對華政策展望

　　會議再次強調“疫情變化和外部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我國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復蘇不穩定不平衡。”

　　五中全會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

　　2018年初，中美貿易摩擦剛爆發，主流媒體和市場出現嚴重誤判，“中美關系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壞也壞不到哪兒去”“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影響不大”等觀點流行。

　　但是，我們在一開始就鮮明提出三大判斷，與市場流行觀點不同但被后續形勢演化所不斷驗證：“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

　　拜登與特朗普對華思想的異同：特朗普改變了奧巴馬時期的外交政策，拜登將予以糾正。但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拜登必然會維護美國利益，在避免冷戰、脫鉤的基礎上制衡中國。拜登與特朗普均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對美國的挑戰。但拜登與特朗普在對華策略上有區別，核心在于拜登反對特朗普的單邊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過聯合盟友制衡中國。

　　具體來看：1）貿易方面，拜登反對特朗普的廣泛關稅戰、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呼吁建立盟友統一戰線利用現有貿易法律規則制衡中國。2）科技方面，拜登強調團結盟友并制定行業標準，以管理高技術的全球使用，并打壓中國高科技。3）地緣政治方面，拜登強調增加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部署、重振美國亞太主導地位、恢復和重構盟友關系。4）人才方面，美國可能會恢復在文化教育、公共衛生等非敏感領域人文交流，但在科技等敏感領域可能繼續限制或監督。

　　2018年以來，在市場陷入悲觀情緒時，我們明確提出中國經濟發展潛力巨大，如果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未來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中國有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14億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4億人群）；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距離發達國家仍有約20個百分點的空間，潛力大；中國的勞動力資源近9億人，就業人員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高素質人才有1.7億，每年大學畢業生有800多萬，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中國的新經濟迅速崛起，獨角獸數量僅次于美國；新一輪改革開放將開啟新周期，釋放巨大活力。

　　(本文作者介紹：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