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李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全球化遭遇嚴重打擊，世界經濟陷入衰退，價值和族群空前撕裂。面對百年未有之變局，以“破局與新生”為主題的2020鳳凰網財經峰會在北京舉辦，盛邀政商學界頂級嘉賓，圍繞全球和中國經濟發展建言獻策，凝聚共識。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教授出席峰會，并就“雙循環”的主題發表演講。

　　他表示，“雙循環”是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最終目標是建立開放型經濟。這一理論的提出，與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密切相關，作為一個走向強國的國家，不能對世界依賴程度過高。以德國、美國、日本為例，德國因身處經濟高度一體化的歐盟中，所以對外依存度達到70.8%，高于中國；而美國和日本的對外依存度分別為19.7%、28%，均低于中國的35.7%。

　　以下為演講內容：

　　今天我的議題是當下中國最大的事情，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給出的答案是“雙循環”。我想就“雙循環”問題的若干方面跟大家探討一下。我講兩點，一是理解“雙循環”，二是“雙循環”的要點是循環，是暢通，那么，當前在中國有哪些堵點特別需要疏通。

　　第一個問題，理解“雙循環”。

　　關于“雙循環”，已經有很多解釋了，但還是經常會聽到一些誤解，比如認為“雙循環”就是重回自力更生，甚至惡意解釋為閉關鎖國，這肯定是錯誤的。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雙循環”理論的重要講話中，我認為有四點論述是理解“雙循環”戰略的一個全面框架。

　　其一，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其二，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其三，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其四，對外開放是基本國策，我們要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要是從這幾方面來理解，就不應當對“雙循環”理論有任何誤解。

　　“雙循環”理論的提出，其實與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密切相關。大家知道，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新的發展戰略，并宣告中國將提前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走向強國的國家，我們需要在各個方面實現適配，包括對外關系方面。因此，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強國，不能對世界依賴過高。以德國、美國、日本為比較，德國因身處經濟高度一體化的歐盟中，所以對外依存度達到70.8%，高于中國，但是德國在高度一體化的經濟體中是占據主導性的；而美國和日本的對外依存度分別為19.7%、28%，均低于中國的35.7%，所以我們需要調整。

　　這個調整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從改革開放開始，中國經歷了從封閉國家走向開放型國家，從一個封閉的發展中國家走向一個已經具有中等收入國家的過程，在這個歷程中我們的對外依存度是逐漸提高的，最高的時候達到60%以上。所以，從2007年開始調整就在進行，而且進行得非常迅速。到了2019年正式提出這個戰略的時候，對外依存度已降至35.7%，調整了一半。這也是我們適應國內發展條件、適應國際環境做出的的理性之舉。未來還有調整的空間，對此我們需要做好準備。

　　第二個問題，調整為“雙循環”，而且是以國內循環為主體，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我的體會是無論是“雙循環”還是“多循環”，要點都是循環，所以疏通循環的一些堵點，是戰略轉型的要點。下面我從五個方面同大家分享一下關于哪些堵點是最重要的，怎么去突破。

　　第一，疏通國民經濟運行的“堵點”。國民經濟循環的架構包括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個往復的環節，我們按照順序去看每一個環節。

　　生產環節，要點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包括三大問題：一是關鍵核心技術。如果不能夠解決，整個價值鏈、生產鏈就會斷裂，生產能力就不可能發揮主導作用。二是產業布局，和第一個問題密切相關，但是擴展到了產業層面，有些產業發展過度，有些產業發展不夠充分，因此要迅速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架構下調整產業結構。三是產業鏈供應鏈，要讓供應鏈能夠順暢的運行。

　　分配環節，也是三個問題。一是提高工資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所謂初次分配主要就是勞動和資本兩個要素的分配。提高工資在初次分配的比重，就是降低利潤的比重。當然我國初次分配的內容還包括政府用生產稅的方式直接介入初次分配，因此政府的收入也要調整。二是資本和土地的問題，特別是土地的問題。自改革開放以來，所有大的改革都與土地有關，所有改革遇到的問題都與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好有關。所以現在土地的問題，特別是與土地相關的確權問題、交易問題再次被提出，如果處理不好會是堵點。三是數據，是一個新因素。我們要發展數字經濟，而數據作為一種資源在整個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流通環節，主要是成本問題。在經濟學里純粹流通費用是社會資源的消耗，因為它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純粹是把東西搬過來搬過去。所以，降低流通成本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入手之處。中國的流通成本在1991年是23.7%，2019年是14.7%，而發達國家平均僅6.5%，因此，可壓縮的空間非常大。

　　消費環節。我們要優化消費環境，保護消費者權益，只有做到這些，才能真正讓消費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

　　第二，降低制度成本最重要。講了實體的成本之后，中國的問題立刻轉到制度上。為什么近幾年中央不斷地、持之以恒地要優化營商環境？就是因為制度成本太高，社會營商環境不好，因此，降低制度成本非常重要。面向降低體制成本的法治體系和公平營商環境等“軟環境”建設，和面向降低流通與信息成本的信息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等“硬環境”建設同等重要。后者大家容易認出來，前者大家不太容易認識到，而且改起來也相對困難一些。

　　第三，為市場化資源配置機制創造條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是需要有信號的，最重要的信號是金融信號。金融信號里最重要的是三個“率”：一是利率，利率決定了是投資多一點還是消費多一點，也決定了資金的流向，是往這個地方流還是向那個地方流，向這個產業流還是向那個產業流，向這個企業流還是向那個企業流。二是匯率，匯率決定了資源配置的優先順序，國內和國外哪個更優先。三是國債收益率，國債收益率曲線是資金在不同的產品上怎么分布，怎么定價。

　　第四，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為轉型提供有效載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謂資源配置是以金融的運行、金融機構的運行為載體的，因此為了適應這樣的轉型，金融需要全面改革，主要包括五個方面：一是金融體系需要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作、相互補充。二是要特別發展保險、養老基金以及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來面對老年化等問題。三是要建設一個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四是發展金融科技，改造傳統金融業。五是全面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以上每一件都是非常大的題目。

　　第五，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的優勢。在劃分經濟發展的起點時，往往以技術進步作為基本的起點，而現在我們正面對一個天大的技術進步，就是數字經濟，因此，現在的轉型是建立在新的起點上。據統計，中國的數字經濟在世界上排名靠前但不是最前沿的。下一步要充分利用數字經濟的優勢推動轉型，在這個問題上，有幾點是需要強調的：首先，面對以數字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新格局，所有的資源都要數字化，之后現有的產業、經濟活動可以被無限制地解構，這看起來是不可間斷的過程，但在數字化的基礎上可以被無限切分，于是可以交由不同的專業機構分工進行，然后在切分解構的基礎上重新積聚，形成新的交易體系、產業鏈、價值鏈，這就是數字經濟。

　　所以，在數字經濟的基礎上推進“雙循環”就必須有新的眼光。在向新格局轉型的過程中，要充分利用數據資源和數字技術，實現資源配置生產和服務過程的智能化、智慧化、自動化、柔性化、定制化，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如此一來，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十四五”目標，2035年的目標，以及2050年的目標就一定能夠順利實現。謝謝各位。

　　(本文作者介紹：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