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王永利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加快從高速度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世界格局正迎來百年未有之深刻變化，圍繞建設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經濟發展新格局，為實現到本世紀中葉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國家的戰略目標，中國金融已到徹底清理、整體規劃、深刻變革的關鍵節點。

　　改革開放后中國金融的基礎極其薄弱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建立，貨幣金融的功能受到極大抑制，到上世紀50年代末期，所有的金融機構都撤并到中國人民銀行一家（對外保留“中國銀行”牌子，負責辦理有限的國際金融業務；人民銀行在農村的網點轉變成農村信用合作社），人民銀行主要負責人民幣的印制和流通管理，辦理人民幣存款和對企業與政府提供貸款或透支，主要充當國家的“印鈔機”和“出納員”。其他金融業務，如保險、信托、租賃、證券與期貨等全部停止，所有金融交易市場全部關閉。到1978年末，廣義貨幣M2與GDP的比率僅為35%左右，反映出計劃經濟對貨幣需求非常薄弱。這種狀況基本上一直持續到80年代末期。

　　改革開放后盡管陸續推動銀行、保險機構從人民銀行分離出來，另外探索推動證券和期貨交易的出臺，開始設立城市信用合作社，推動人民銀行從金融業務經辦機構向金融全面管理機構（中央銀行）轉化，但銀行業仍是中國金融絕對的基礎和主體，銀行仍有明確的業務分工，成為國家獨資專業銀行，缺乏市場競爭。保險只有“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一家，且經營規模有限；在管理上，金融機構更多地歸屬各級黨政直接管理，行政干預明顯。

　　這種狀況持續30多年，使得中國擁有金融從業經驗的人員消失殆盡，貨幣金融知識在全社會嚴重匱乏，中國金融已經到了極其薄弱的境地。

　　90年代金融迅猛發展后的巨大風險與治理整頓

　　改革開放后，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全社會長期壓抑的需求開始集中釋放，貨幣的需求與投放隨之快速擴張。到1990年末，M2與GDP的比率提升到82%左右，到1996年突破100%，并繼續保持快速提升態勢。與此對應，通貨膨脹率也快速提升。

　　經濟社會對貨幣需求的急速增強，首先需要銀行大量投放貸款，派生貨幣予以支持。另外也需要在銀行貸款之外，發展證券（股票、債券等）發行與交易市場、期貨及其衍生品交易市場，以及信托、租賃等金融業務。

　　但是，由于國家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過程之中，政府與企業以及金融機構的關系非常復雜，再加上人們對各類金融業務的本質屬性、基本準則、配套設施、法治環境、監管要求等方面的認知遠不到位或者難以落實，匆忙推出的金融業務，往往更多地注重解決企業和政府資金需求，而沒有充分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以及落實金融監管和風險控制的要求，結果造成很多金融業務形似神不似，其迅猛發展引發很多問題。比如：對股票或債券發行嚴重缺乏真實完整的信息披露；股票或債券大量是不可流通的；國有企業實施剝離上市，關聯交易缺乏有效約束，對募集資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監管，大量被主要控制方挪用；券商和期貨經紀商將客戶保證金視為己有，可以隨意挪用；政府對企業實施“撥改貸”、“ 利改稅”后，企業自有資金補充不到位，所需資金基本上依靠銀行貸款解決，出現大量沒有資本金的“皮包公司”等等，留下大量金融風險隱患。

　　1993年開始隨著經濟加快升溫，金融業更是快速野蠻發展，也使得1995年正式頒布出臺的《國家預算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難以真正落地實施，金融風險大量聚集。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金融問題大規模集中暴露，1998年開始不得不進行集中清理和深刻變革：

　　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國有金融機構的人事組織由中央實施垂直管理，人民銀行撤銷省級分行，改按大區設置分行，致力于削弱地方黨政對金融機構的行政干預；發行2700億元專項國債，定向補充四大國有銀行資本金；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對口剝離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資產近1.4萬億元；推動銀行等金融機構剝離非主營業務，實施“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推動金融機構加快向商業化轉變；實施證券、期貨等業務客戶保證金全額托管，嚴格控制經紀商挪用；一些風險突出，監管跟不上的金融業務，如信托、租賃等，基本上進入完全停止狀態；由人民銀行注入專項資金，定向清理社會嚴重的相互拖欠（三角債），并推出承兌匯票、本票、支票和銀行卡（三票一卡）新的結算辦法，強化結算紀律等。

　　這次金融清理改革力度很大，奠定了金融“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以及監管上“一行三會”的基本框架體系（盡管銀監會于2003年才從人民銀行分離出來正式成立），有效遏制和化解了當時非常嚴峻的金融風險問題，也成為此后中國金融體系的重要基礎，意義重大。

　　“分業經營、分業監管”被突破再次積累

　　重大金融風險

　　1998年在深化金融改革、化解金融風險的同時，國家也在積極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從1999年開始全面深化住房體制、教育體制和醫療體制改革，將這些需要政府或企業往里貼錢而沒有回報難以為繼的事業，轉變為產業進行開發，引進民間資本乃至國際資本加大投入，政府隨之將資源變收入、收入加投資、投資加杠杠，推動經濟到2000年開始明顯止跌回升。而2000年恰好是美國網絡泡沫破滅，美國經濟嚴重衰退，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基本熄火，世界經濟增長亟需尋找新的拉動力，這為中國加入WTO創造了重要條件。經過密集的磋商談判，WTO組織于2000年10月確定中國一年后正式加入，由此吸引大量國際資本和產能集中流入，央行外匯儲備和基礎貨幣投放隨之大幅擴張，推動中國經濟邁入長達十多年高速增長階段，金融也隨之加快發展。

　　為應對“入世”后金融對外開放可能面臨的挑戰，國有商業金融機構自2004年開始陸續實施股份制改革與推動上市，金融機構多元化經營也開始加速，“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框架體系開始被突破。特別是隨著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被強化，各級政府大力發展金融服務業成為潮流之后，金融發展進一步升溫，與此同時，金融脫實向虛的問題也隨之顯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國家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貨幣投放大幅擴張。之后，為維持較高增長速度，“穩健的貨幣政策”總體上比較寬松，這為經濟穩定與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但也使我國經濟周期性、結構性、體制性問題疊加碰頭，金融風險隱患變得越來越復雜嚴峻。

　　在2010年監管部門按照巴塞爾協議收緊銀行業監管之后，銀行貸款受到嚴格控制，信托、租賃、基金、資管等融資替代性業務快速發展。

　　2013年“互聯網金融”應運而生、快速升溫。通過互聯網互聯互通，進一步打破了很多原有的金融邊界與監管約束，吸引大量社會資本流入金融領域，金融脫實向虛日益增強，帶動各類金融控股公司大量涌現和迅猛發展。

　　2014年下半年開始，為控制地方政府和全社會負債率的快速提升，國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動股市發展，到2015年快速升溫?；ヂ摼W金融發展，穿透不同金融領域，將社會資金大量聚集到股市上，大大超出了監管部門的認知和控制，釀成重大金融風險。

　　到2015年8月，股市大跌，釀成“股災”，造成巨大后遺癥難以及時消化：股市大漲過程中，誘導很多人熱衷于收購兼并和資本運作而越來越偏離主業；股市大跌后，很多投資人陷入高抵押高杠桿騎虎難下，陷入流動性陷阱難以自拔；大量互聯網平臺型金融公司作為相關通道或資金池深陷其中，“跑路”現象大量涌現；國內企業、政府、居民部門杠桿率快速上升，金融產品和市場結構日趨復雜、透明度變差；金融體系資金自我循環、脫實向虛傾向愈演愈烈，一些不法金融集團大量開展違規金融活動，金融系統內部的腐敗和違紀違規行為持續蔓延。這種狀況的發展，嚴重危及經濟穩定和國家安全。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三去一降一補”，其中包括“去杠桿”（防風險）。

　　2016年國家推出“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行動”。201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求“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對金融定位與發展作出

　　重大調整與部署

　　2017年7月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強調：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必須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遵循金融發展規律，緊緊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項任務，創新和完善金融調控，健全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推進構建現代金融監管框架，加快轉變金融發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國家金融安全，促進經濟和金融良性循環、健康發展。

　　會議特別強調：第一，金融必須回歸本源，服從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第二，優化結構，完善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產品體系。要堅持質量優先，引導金融業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促進融資便利化、降低實體經濟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保障風險可控。第三，強化監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風險能力。要以強化金融監管為重點，以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底線，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健全符合我國國情的金融法治體系，完善金融機構法人治理結構。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加強功能監管，更加重視行為監管。堅決整治嚴重干擾金融市場秩序的行為，嚴格規范金融市場交易行為，規范金融綜合經營和產融結合，加強互聯網金融監管，強化金融機構防范風險主體責任。金融管理部門要努力培育恪盡職守、敢于監管、精于監管、嚴格問責的監管精神，形成有風險沒有及時發現就是失職、發現風險沒有及時提示和處置就是瀆職的嚴肅監管氛圍。第四，市場導向，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完善市場約束機制，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加強和改善政府宏觀調控，健全市場規則，強化紀律性。

　　為加強金融監管協調、補齊監管短板，這次會議明確要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強化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范職責。

　　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對準確把握金融本質、扭轉金融脫實向虛、強化金融全面監管、深化金融改革開放、防范化解金融重大風險、促進中國金融高質量發展等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2017年12月中國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全面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方面要取得扎實進展。由此，金融強監管、去杠桿、防風險力度進一步加強。

　　受多種因素影響金融改革尚未實現根本性突破

　　到2018年，由于多種政策疊加，特別是美國發起主要針對中國的貿易戰等因素影響，大量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經營困難乃至破產倒閉，給經濟社會穩定帶來巨大挑戰。為此，到下半年不得不適度調整宏觀政策的實施力度，在強化金融監管的同時，適度擴大貨幣投放。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暴發并快速向其他地區傳播，為此國家及時采取嚴厲的隔離等抗疫措施，經濟社會運行由此受到巨大沖擊，宏觀政策迅速加大抗疫維穩支持力度。到5月份，在疫情加快向全世界蔓延之際，中國率先取得抗疫決定性勝利，之后，因抗疫出臺的很多政策開始收縮，努力避免因刺激過頭而留下新的風險隱患。到三季度，中國在主要經濟體中率先實現經濟正增長。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進一步加快世界大變局進程。這種情況下，黨中央及時確定了“十四五規劃”及2035年遠景目標，明確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必須堅持新發展觀，統籌發展和安全，著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有效防范化解各類風險挑戰，確保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順利推進。

　　按照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近年來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取得重大成效：金融資產盲目擴張得到扭轉，影子銀行風險持續收斂，不良資產處置大步推進，互聯網金融風險大幅壓降，特殊企業債務風險有序化解，房地產金融化泡沫化得到遏制，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初步控制，金融監管機制不斷補充完善。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盡管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已經對金融回歸本源、深化改革開放、嚴控金融風險等作出重要部署，但我國金融風險并沒有充分暴露和根本性化解。2013年銀行間市場“錢荒”與2015年股災爆發；互聯網金融或金融科技公司野蠻發展；各類金融機構紛紛拓展資管業務卻嚴重缺乏統一監管；金融控股公司股權結構復雜、關聯交易或違規挪用資金嚴重；證券類金融產品和交易市場的管理多頭參與，金融市場運行和監管行政化色彩濃重；信用評級缺乏“信用”，大量高等級信用債違約情況突出等等，都反映出1998年形成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基本框架體系跟不上金融發展的實際，在出現問題時，也主要是進行應急處理、有限改進。現在，大量金融法規已經進入重新修改階段，但金融機構和監管體系還存在很大的基礎性結構性問題，在此基礎上僅僅依靠修修補補，很多問題難以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很難滿足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重大風險，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加快金融領域雙向開放，切實增強中國金融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戰略要求。

　　現在，亟待圍繞“到本世紀中葉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國家”的整體戰略，認真規劃新時代金融發展新戰略，推動金融深刻變革、更好發展。

　　中國金融整體規劃深刻變革的重點課題

　　1．準確把握各類金融業務的本質和邊界

　　要對銀行（商業銀行、政策性及開發性銀行、村鎮銀行等），保險（壽險、財險、再保險、進出口信用保險等），證券（股票、債券、匯票、資產證券化等），期貨，基金，信托，租賃（經營租賃、金融租賃），資產管理，非銀行支付，小額貸款，消費貸款，保理等，進行全面梳理，準確界定其本質和業務邊界，盡可能減少相互交叉。

　　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必須嚴格劃分“存款性機構”與“非存款性機構”，對存款性機構（特別是在此基礎上發放貸款、派生貨幣的機構）實施標準統一、最為嚴格的監管。

　　在此基礎上才能更好地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金融機構可以按照業務監管要求設置不同的法人機構從事不同業務，實施多元經營，但不能由單一法人機構同時從事多類業務進行混業經營；同一類業務從機構審批到業務審批和日常監管，需要交給一個監管部門實施全流程穿透式監管，避免監管重疊或監管遺漏并存在重大套利空間（資格新規出臺后仍要求各監管部門制定各自分管機構的實施細則，仍容易造成監管偏差）。

　　在“分業經營、分業監管”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監管，理清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與人民銀行的關系并充分發揮其作用。全面梳理和修改完善相關業務監管的法律法規，盡量減少中央銀行和監管部門對金融業務或市場交易的直接參與或行政干預。

　　這樣，才能處理好促進金融創新與維護金融安全的關系。否則，金融業務創新很容易陷入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惡性循環。

　　2．金融交易運營機構公司化經營和治理機制

　　現在，中國各類金融交易市場往往由監管部門或地方政府直接參與經營管理，行政色彩濃重，地區分割明顯，難以形成統一開放充分競爭的市場經營環境，嚴重影響了金融交易市場的發展與作用發揮（包括直接融資的發展），特別是金融市場對外開放與國際化發展，難以形成足夠大的國際影響力，亟需按照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標準加以改進和完善。

　　3．國有金融資本管理優化整合

　　現在，由中央政府（財政部）、一行二會、地方政府等直接控股或實際控制的金融機構非常多，在銀行、保險、資產管理等同一領域也往往存在多家金融集團，每家金融集團又存在多元化經營，國有金融資本結構非常復雜，存在很大的優化整合空間，國有金融體制改革依然任重道遠。

　　沒有國有金融足夠大的控制力是不行的，但國有金融如果占比太大，中國金融的市場化發展、多層次金融體系發展又可能受到影響。必須妥善處理與有效管理國有金融資本與金融機構，處理好國有金融與政府及國有企業的關系。

　　4．人民幣國際化與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人民幣國際化與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增強中國金融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抓手，二者又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在記賬清算體系下，所謂“人民幣走出去”，實際上是指人民幣所有權流出境外，而非真正的人民幣流出，人民幣仍將滯留在境內金融機構賬戶上，表現為我國的人民幣外債。境外擁有人民幣越多，我國人民幣外債就越大，但金融機構的資金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就會越強。

　　境外是否愿意擁有更多人民幣，還取決于人民幣與主要國際貨幣相比在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綜合比較上具有多大優勢。這除了中國的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外，還需要為境外存放在中國的人民幣提供較好的保護，需要對其開放中國金融市場，允許其享有境內人民幣所有者平等的待遇，并在中國境內形成人民幣全球交易和清算總中心。所以，人民幣國際化的著力點不應放在境外或離岸，而應放在境內或在岸。這又將為中國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創造最重要的條件。

　　國際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標志是能夠聚集國際金融資源、形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交易價格和管理規則的金融交易中心。沒有本國貨幣的高度國際化，要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是非常難的；在金融交易上大量推動人民幣計價和清算，又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最重要的保障。因為，全球金融交易一天的交易額就可能超過全球投資貿易一年的規模，不能在金融交易上大量使用人民幣計價清算，人民幣國際化將是難以達到預期的！

　　同時，必須充分認識到，人民幣國際化還需要推動人民幣可兌換與匯率管理機制的變革，要成為主要國際貨幣還會對貨幣總量控制、貨幣政策實施帶來巨大挑戰，并非只有好處沒有風險，需要積極探索如何有效應對。

　　5．國家外匯儲備管理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央行）外匯儲備幾乎從無到有，特別是加入WTO之后快速增長，2014年高峰期時一度接近4萬億美元，遠超日本成為最大外匯儲備國，這中間對儲備是否過多一直充滿爭議。但實際上外匯儲備的增長是非常難得的，并不是隨心所欲的，外匯儲備根本就沒有合理規模，只要不是依靠增加外債擴大的，外匯儲備多多益善。巨額外匯儲備，一定意義成為中國手上的“金融核彈”，具有重要金融震懾力，對抵御國際資本沖擊，保持匯率與金融體系穩定意義重大。

　　但在今年中美關系趨于惡化時，又有不少人強烈呼吁趕緊出售在美金融資產，大幅壓縮外匯儲備規模等，形成很大社會影響?？梢姡瑢彝鈪R儲備的管理仍需要理清思路、準確把握，千萬不可在外匯儲備上草率行事、亂出昏招。

　　現在，國家外匯儲備基本上保持在3萬億美元以上，如此大規模的外匯儲備如何管理和使用，其影響是巨大的。目前完全由人民幣銀行及其直屬的外匯管理局獨家經營和管理是否合適，是否應該將外匯儲備管理原則、規模變化、幣別結構、盈虧結果（包括外匯買賣損益、匯率折算損益、外匯投放損益）等專項向國務院乃至全國人大進行匯報，值得認真考慮。

　　6．貨幣政策目標選擇與中央銀行功能定位

　　貨幣之所以徹底脫離金屬（黃金、白銀等）本位制，從傳統的實物貨幣轉為為信用貨幣，就是要擺脫貨幣供應高度依賴貨幣材質本身的供應，難以與社會財富規模變化相適應，很容易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努力使一國貨幣總量盡可能與該國主權范圍內、法律可以保護的可交易社會財富的規模變化相適應，從而較好地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充分滿足貨幣的合理需求，發揮貨幣作為價值尺度和交換媒介的核心功能作用。這種轉變實現了貨幣體系的巨大飛躍，對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由于社會財富種類繁多、分布極廣，且又經常處于交換和變化之中，要準備把握社會財富的規模變化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在貨幣政策層面，基本上只能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物品作為樣本，根據其對人們生活生存的重要性賦予其不同的系數，由此構成CPI及PPI、PMI等中介指標，通過觀測其變化，近似地反映貨幣幣值的變化，并據以調節貨幣投放與貨幣總量。

　　由此，就帶來CPI等中介指標樣本的代表性及其數據采集及時性、準確性的問題，以及貨幣政策調整與傳導的及時性、有效性問題。這其中，有幾個重要因素需要特別關注：

　　一是隨著金融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貨幣流入和沉淀在金融市場，貨幣總量擴大可能并不會對CPI等中介指標產生直接影響，但貨幣在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大規模轉移卻會產生很大影響。

　　二是信用貨幣的投放越來越多地依賴社會主體擴大對貨幣投放機構的負債，即貨幣投放機構以發放貸款或購買債券等方式向借款人投放貨幣，由此引入社會主體共同參與對社會財富的價值規模進行評估，據以進行貨幣投放，保持貨幣總量與社會財富的價值規模相對應。但社會主體對貨幣的需求具有很大的順周期性，很容易高估或低估社會財富的價值，并從貨幣需求端引發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央行從貨幣供給側進行調控的效率和效果會受到很大影響。

　　三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各國出于增強出口競爭力考慮，也往往傾向于壓低匯率，擴大貨幣投放。

　　這樣，種種原因很容易造成貨幣總量的增長越來越超越社會財富的增長，推動貨幣幣值波動幅度越來越大且總體趨于貶值，很容易引發嚴重的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貨幣政策則不得不加大力度實施逆向調節，在危機爆發時不得不進一步擴大貨幣投放進行救市。

　　貨幣政策逆向調節，實際上就是通過利率和幣值（匯率）的調整，實現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相應調節人們在儲蓄與投資消費之間的意愿，這就使貨幣政策很難單純追求幣值穩定并保持貨幣政策中性與中央銀行獨立性，而是更多地用于社會財富重新分配，越來越受制于國家宏觀目標的需要，貨幣政策必須與財政政策密切配合，貨幣政策越來越財政化、行政化了。

　　正因如此，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金融市場發達國家、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都走上了零利率甚至負利率之路，實施大規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甚至實施財政赤字貨幣化（央行購買政府債）。這其實是信用貨幣體系發展偏離初衷的必然結果和無奈選擇，由此也就出現了“現代貨幣理論”（MMT）。這可能對短時間應對市場變化、維持經濟金融穩定是必要的，但長此以往，可能將信用貨幣體系推向自我毀滅的不歸途，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這就需要重新反思和準確把握貨幣政策目標選擇與中央銀行功能定位。

　　相比較而言，中國目前貨幣政策還有很大調整空間，必須強化貨幣政策目標管理，盡可能避免過早陷入零利率、大規模量化寬松之路。在這一過程中，需要堅持好穩中求進總基調，增強貨幣政策的前瞻性、準確性、靈活性，處理好轉軌時期，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宏觀政策高刺激后金融嚴監管、防風險與保穩定、促發展的關系，切實增強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的意識和能力。

　　在這方面，加快推進數字貨幣的研發和流通，將數字貨幣用戶信息和交易數據全部及時集中到中央銀行，使央行能夠對數字貨幣實施全方位、全流程的監控，準確把握數字貨幣的總量及其分布變化情況，從而大大提升貨幣政策準確性和政策傳導及時性，可能發揮巨大作用，值得認真探討積極推進。

　　(本文作者介紹：前中國銀行副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