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付一夫

　　當前的我們，正處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人均GDP正式突破1萬美元大關，距離世界銀行給出的高收入國家標準（人均GDP超過1.2萬美元）僅有一步之遙——要知道，1978年我國人均GDP還不到200美元，僅僅用了41年時間就取得如此成就，令世人驚嘆。

　　然而放眼全球，有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達到這一水平后，卻陷入了無法更進一步的怪圈，例如馬來西亞，自2011年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后，似乎突然就缺少了繼續前進的動力，隨后的個別年份甚至出現了負增長，至今仍在1萬美元左右掙扎，依然沒有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還有很多國家甚至還沒達到這一水平，就已經停滯不前了。

　　此乃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現象，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課題。

　　1

　　“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最早出自世界銀行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是指一個國家人均GDP始終徘徊在4000~12000美元區間，卻不能突破12000美元的關卡，進而邁入發達國家的行列；跌入這一陷阱的國家，經濟增長也往往極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

　　從國際社會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個新奇的經濟現象，很多發展中國家在追求現代化的進程中都有過類似的經歷，除了本文開頭提到的馬來西亞外，還有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等。

　　以阿根廷為例。得益于優越的地理區位優勢與富饒的物產資源，早在20世紀初期，阿根廷就已經是世界一流強國，經濟規模曾居于全球第七，出口規模曾位于全球第五，富裕程度超越德國，甚至能和美國相匹敵，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則被視做“南美洲的巴黎”。很多歐洲人在形容某個人很有錢時，常常會說“他像阿根廷人一樣富有”。

　　上世紀70年代，阿根廷順利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怎料在隨后的日子里，阿根廷卻遭遇了大麻煩，不僅經濟增長乏力甚至衰退，還深陷本幣大幅貶值、通貨膨脹嚴重、巨額債務無法償還等一系列困境之中，尤其是人均GDP這一指標，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始終徘徊在中等收入區間里。于是，學界便用“中等收入陷阱”來詮釋阿根廷這一難以沖破的經濟魔咒。

　　不過，一些國家和地區并沒有被中等收入陷阱所困。其中，以日本、韓國、臺灣省、新加坡為代表的東亞經濟體，在二戰后實施趕超型發展戰略，承接國際產業梯度轉移和發展國際金融中心的機會，實現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并進一步邁向高收入國家。

　　拿日本來說，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實際人均GDP占美國的比重從30%一路穩步上升至85%左右，盡管隨后30年經濟增長顯著放緩，但這并不妨礙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2019年人均GDP超過4萬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并不多見。世界銀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從1960年到2008年間，全球101個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中，成功發展為高收入經濟體的只有13個，側面反映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難度之大，也為后來者敲響了警鐘。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必要搞清楚阿根廷、巴西等國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并從日本等東亞經濟體的實踐中吸取經驗，進而找到一條能夠通往高收入國家的現實發展路徑。

　　2

　　必須指出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只是統計學上“收入停滯不前”，人均GDP之所以難以進一步提升，歸根結底在于發展模式出了問題，其中涵蓋經濟、社會、政治等多個范疇，影響因素頗為復雜。

　　僅從經濟學角度來審視，我們會發現，那些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身上，普遍都存在以下四個問題：

　　其一，收入差距過大導致內需不足。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以拉美國家為代表的中等收入經濟體對全社會發展的公平性重視不夠，由此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拉大，財富迅速向少部分人集中，兩極分化愈演愈烈。如20世紀70年代，拉美國家的基尼系數普遍在0.44~0.66之間，巴西的基尼系數直到90年代末期依然高達0.64。雖然占據大多數比重的中低收入居民雖然有更高的邊際消費傾向，但匱乏的經濟來源極大地限制了他們的消費能力，由此造成內需不足，國民經濟增長乏力。個別國家還由于貧富差距過于懸殊而引發了激烈的社會動蕩，反過來又進一步掣肘了經濟發展。

　　其二，“進口替代”戰略阻礙結構優化與技術進步。

　　“進口替代”戰略，是拉美國家在上世紀30年代以后長期采用的一種發展模式，核心思想是減少或停止工業制成品的進口，而由本國工業來生產類似的產品。

　　客觀地說，“進口替代”戰略實施初期，的確有效帶動了拉美國家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但也存在著不容回避的缺陷：一來，該戰略實施的外匯管制、進口許可、高額關稅等措施，極大地扭曲了市場、匯率、價格、工資等經濟體系，導致市場資源配置作用大打折扣，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均與社會矛盾激化，從而使得拉美國家經濟發展陷入了低效的惡性循環；二來，對于一些工業制成品進口的減少，極大地制約了國內的技術進步，進而導致本國產業結構長期處于層次偏低、難以轉型升級的窘境。而遺憾的是，針對這些缺陷，拉美國家又未能及時做出戰略性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使得經濟頹勢一再加深。

　　其三，城鎮化與工業化的推進不協調。

　　很多國家在城鎮化過程中，推進速度與工業化進展不相協調，大量農村人口無序地涌入城市，這些勞動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與技能水平不足，非但未能填補城市勞動力的空缺，反而造成了低效率的要素配置，城市工業部門的生產效率也并沒有因為他們的到來而得到顯著提升，甚至還引發了不少社會問題，如城市貧民窟比比皆是，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治安惡化等等。

　　其四，技術創新進展緩慢。

　　由于重視程度不夠與發展戰略的失誤，拉美國家的創新事業一再受到干擾，所需要的研發經費與知識型人才難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扭曲的市場機制也無法實現科技資源的最優配置，如此便導致科技實力進展極其緩慢。以巴西為例，1988年，巴西政府曾公布新工業政策法令，試圖通過技術研發來推動工業化的升級，然而進入90年代后，巴西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縮減了用于科技與創新的支出，不少技術研發機構很大程度上被棄置，從而錯過了國民經濟轉型的最佳時機。

　　這四個問題，亦是難以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

　　3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呢？日本的實踐或許可以提供答案。

　　總結起來，日本至少做對了三件事：

　　第一，提高居民收入，激發國人消費潛力。

　　促消費是擴內需的關鍵所在，而收入又是決定消費的最重要因素。日本一直都格外重視提高老百姓的錢袋子，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就搞過一次“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民眾收入與生活水平都實現了大幅度提升。到了80年代，日本繼續發力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資，并增加勞動者報酬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有數據表明，整個80年代日本人的工資增速長期高于GDP增速，大部分民眾都充分享受到了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購買力也一再提升。

　　除了漲工資之外，日本還注重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并通過提高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來解決老百姓花錢的后顧之憂。其間，日本還一改此前周日單休的局面，大力推廣雙休制度以及帶薪休假制度，延長老百姓的閑暇時光，以此來增加人們的消費機會和時間，受此影響，日本的旅游業、商店和百貨店的銷售額均明顯增長。此外，日本政府還著力推動減稅降費，較大程度地減輕了民眾的稅負，繼而提升了消費能力。

　　第二，重視技術創新，發展新興產業。

　　激烈的國際競爭和貿易摩擦讓日本意識到，僅靠外部技術引進斷然無法長久地支持日本經濟的發展，必須培育自身的科學技術創新能力，才能在國際競爭中居于不敗地位。于是，日本政府基于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重新對國家的科技發展戰略進行調整，并提出了“科技立國”的戰略口號，在此基礎上著力推動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具體實踐中，日本將發展重心向知識密集型產業傾斜，先是大幅度縮減石油、鋼鐵、造船等傳統制造業部門的規模，縮減幅度約為20%，其壓縮的人力和資金都投入到了新興產業之中；隨后，日本積極扶持電子通訊、計算機、服務、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產業，不少企業都“改行”投身于這些新興產業。與此同時，日本還大力支持教育科研與基礎研發工作，通過一系列財稅優惠等正向激勵手段來為產業升級保駕護航。

　　如此一來，日本的主導產業逐漸由傳統部門切換至中高端部門，產業附加值不斷攀升，自主創新能力得到了質的提升，無論是在科技研發人員數量、論文發表數量還是專利申請數量上，均取得了重要突破，而納米技術、生物醫藥、電子信息等高精尖領域更是得到了長足發展，這些也讓日本躋身于全球為數不多的技術發達國家行列。

　　第三，發展中小城市，縮小區域經濟差距。

　　上世紀80年代，日本各個區域之間經濟發展已呈現出明顯的失衡之勢，其中首都東京一城獨大，而其他中小城市及農村則要落后得多。為了縮小區域經濟差距，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動，加快疏散東京冗余的產業，并將其中心城市功能的一部分釋放到全國各地：一方面，包括東京、大阪等以大城市為核心的都市圈在自身發展的同時，有效帶動了周邊其他城市和地區的崛起；另一方面，日本著力支持小城市和農村工業發展，擴大這些區域產業經營能力和范圍。其結果便是日本的區域失衡得到了極大改善，民生證券研究報告數據顯示，日本最富裕的東京和最不富裕的沖繩，人均GDP差距一度不超過一倍，這為日本內需潛力的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上述實踐，不僅幫助日本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還給國內經濟社會帶來了實質性的改變。

　　最直接的表現，便是日本的經濟發展模式逐步擺脫了對國際市場的過度依賴，實現了由出口拉動向內需拉動的切換，國民收入水平不斷攀升，消費規模不斷擴大。數據顯示，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的最終民間消費率始終保持在55%上下的高位狀態。與此同時，人們日益追求豐富多樣化的消費領域和休閑娛樂性較強的生活狀態，餐飲、旅游、文娛、醫療等眾多行業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小城市和農村居民的生活同樣得到了顯著改善。此外，電子信息等新興產業的發展深刻影響了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整個日本社會的信息化程度不斷增強，人們的工作和生活獲得了極大便利，效率不斷提升。

　　其中的發展理念，顯然是具有啟示意義的。

　　4

　　說了別人這么多，終歸還是要回到我們自己身上來。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GDP長期處于中高速增長區間內，國內產業體系極其完備，市場活力不斷釋放，社會保障體系日益完善，民眾獲得感持續增強，新舊動能也正在加速轉換，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快速發展，結構調整與升級穩步推進。盡管經歷了新冠疫情的沖擊，但我們能在短時間內快速防控到位，并高效且有序地推動各行各業的復工復產，使得中國經濟穩步復蘇，放眼全球都是一枝獨秀，彰顯出強大的韌性與發展潛力，令人無比振奮。

　　可以預見的是，盡管國際大環境與國內經濟發展形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這并不會影響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進程，或許用不了多久，我國的人均GDP就能超過1.2萬美元，正式躋身統計學意義上的高收入國家行列之中。

　　可是就像前文所說的，中等收入陷阱絕不僅僅是統計學層面的問題，還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們去思考，也等待著我們去解決。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社科院管理學博士，專注研究消費零售、數字經濟、產業經濟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