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張明

　　摘要：“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中國政府在當前形勢下提出的重要戰略舉措。“雙循環”提出的宏觀背景一是以中美經貿摩擦加劇為代表的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二是經濟體量上升之后必然造成的對外依存度下降與內需驅動力上升。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中國政府應該促進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推動國內產業結構持續升級、推動要素自由流動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要構建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中國政府應該推動國內國際雙雁陣模式的構建、在新“三位一體”策略下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夯實自貿區與自貿港內涵、在風險可控前提下加大國內金融市場開放、充分利用現有國際多邊機制、在市場化前提下推動中國倡議的多邊機制建設。

　　關鍵詞：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中美經貿摩擦； 區域一體化 ；雙雁陣模式

　　一、“雙循環”的提出及宏觀背景

　　在2020年7月21日召開的企業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我們必須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當前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短短十天之內，中國政府兩次提及“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使得這個問題迅速引發了學術界、金融市場與全社會的熱議。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對1980年代末至今中國政府實施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國際大循環”框架下的“沿海發展戰略”具有三個要點：一是利用我國勞動力充裕的資源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二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三是實現“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使經濟運行由國內循環擴大到國際循環?！皣H大循環”戰略取得了巨大的歷史性成功，但隨著中國經濟與外部環境均發生了一系列結構性變化，該戰略日益變得難以為繼，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至今。自2011年初發布的十二五規劃以來，經濟政策的重新已經逐漸從側重國際循環向國內外循環相互協調轉變（徐奇淵，2020）。

　　筆者認為，中國政府在當前形勢下提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至少有如下兩個宏觀背景。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出的宏觀背景之一，是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轉變，其復雜程度與嚴峻程度是改革開放前四十年來所罕見的。一方面，世界經濟增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深陷“長期性停滯”（Secular Stagnation）格局。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全球范圍內收入與財產分配極度失衡的背景下，民粹主義、孤立主義與保護主義紛紛抬頭，貿易與投資的“逆全球化”亂象紛呈。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外部需求不僅增長疲弱，而且存在較大的波動性。另一方面，從2018年3月起，中美經貿摩擦持續加劇。目前這一雙邊摩擦已經由貿易向投資、人才、科技、金融與地緣政治領域擴展，且越來越具有長期化與持續化的特征。由于經濟相互融合程度很高，中美全面脫鉤的概率并不大，但美國政府有著很強的動力去實現中美在高科技領域的脫鉤。在中美經貿摩擦過程中，美國竭力對中國高科技企業進行打壓，試圖顯著削弱中國在技術進步方面的“后發優勢”，并努力將中美技術差距鎖定在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以芯片行業為例，目前每年中國芯片進口額已經超過原油進口額。中國在高端芯片方面非常依賴從美國的進口，而美國卻要努力來“卡脖子”。為了應對外部環境的重大轉變，中國經濟一方面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要依賴內需來驅動增長，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通過激發國內技術自主創新來對特定高科技產品實施進口替代。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出的宏觀背景之二，是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崛起，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必然會降低，未來的經濟增長潛力將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內需的挖掘程度。如圖1所示，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率）已經由2006年62.4%的歷史性峰值下降至2019年的31.8%；另一方面，貨物與服務貿易凈出口對中國GDP增長的拉動也由1994年至2007年期間的年均0.8個百分點下降至2008年至2019年期間的年均-0.4個百分點。雖然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已經下降了將近一半，但依然顯著高于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水平。這意味著，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上升，中國經濟增長必然越來越依賴國內需求的支撐，這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

　　二、完善與促進國內大循環的三大支柱

　　2020年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大力保護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筆者認為，這其實正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的重中之重。要更好地構建國內大循環，以下三大支柱必不可少，一是促進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二是促進國內產業結構持續升級；三是鼓勵要素自由流動，促進新一輪區域經濟一體化。

　　1、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

　　中國的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在改革開放之后經歷了先降后升的變化。該指標由1983年的67.3%下降至2010年的49.3%，隨后上升至2019年的55.4%。應該說，迄今為止，中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依然顯著低于美國、日本、歐元區等發達經濟體。為了進一步擴大居民消費與促進消費升級，中國政府應該一方面努力提高中國居民收入增速與可支配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通過改善消費品供給來促進消費升級。

　　如圖2所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至今，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整體上呈現趨勢性下降趨勢。造成該趨勢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同期內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是整體下行的（圖2），二是同期內居民部門杠桿率顯著上升，而杠桿率的上升將會擠出居民消費（圖3）。后者的主要邏輯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居民杠桿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購買房地產。如果一個家庭不得不將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償還房貸的話，那么該家庭能夠用于其他消費的收入比例自然就會相應下降。

　　因此，為了促進消費擴大，中國政府至少需要做好如下五方面的工作：第一，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層面，應繼續努力提高居民部門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這意味著要降低政府稅收與企業利潤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第二，在國民收入再分配層面，要加大居民部門內部收入再分配的力度。這是因為，中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顯著高于高收入群體，因此，通過加大征收財產稅等為代表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流動，促進更多收入從高收入群體向低收入群體的轉移，這就有助于擴大國內消費的增速與規模；第三，中國政府應該長期堅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構建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的房地產調控思路，避免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因為房地產價格上漲而繼續顯著上升，避免房地產畸形繁榮對消費增速的擠壓；第四，為了促進廣大農村群眾與農民工的消費，中國政府應該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以及農地流轉改革。這些改革一方面可以消除農村勞動力面臨的各種歧視性政策，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例如，根據陳斌開等（2010）的研究，在控制住居民的其他特征之后，沒有城市戶籍的外來居民的消費要比當地城市居民低大約30%。他們進而指出，戶籍制度造成的消費損失相當于每年GDP增長的五分之一；第五，為了消除中國居民的后顧之憂，弱化居民部門的預防性儲蓄動機，中國政府應該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養老等領域的改革。例如，通過將國有企業資產劃轉社保進行管理，或者提高國企稅后紅利劃轉社保的比重，這有助于緩解未來中國社保體系面臨的潛在資金缺口，從而有助于降低居民對未來養老壓力的擔憂，從而促進居民的當期消費。

　　此外值得格外強調的是，要持續擴大消費，就必須確保民營企業享有足夠的成長空間以及與國有企業平等的國民待遇（張明，2020）。民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素來有“56789”的說法，也即民營企業貢獻了50%的財政收入、60%的經濟增長、70%的技術創新、80%的就業以及90%的新增就業。換言之，如果民營企業不能獲得足夠的成長空間，那么無論擴大就業還是提高居民收入的目標都難以實現。今年在新冠疫情沖擊下，宏觀政策新提法“六?！敝械摹氨Ｊ袌鲋黧w”一項，就充分說明了中央政府對民營企業的重視。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相對規模更小、更加集中在產業的中下游、應對危機的能力更弱，因此，宏觀政策要加強對民營企業的傾斜，例如財政轉移支付與“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等。除此之外，中國政府也應努力避免宏觀經濟下行與金融監管強化過程中通常會出現的“國進民退”的格局重演。

　　如果說，促進消費擴大的要義，在于通過提高居民收入增速來緩解居民在消費需求方面的收入約束的話，那么促進消費升級的要義，則在于通過促進更優質、更廣泛的消費品供給來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就意味著，首先，考慮到中國城市家庭對傳統制造品（例如汽車與家電）的消費已經比較充分，中國政府應該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為居民部門提供更高質量與更廣范圍的消費品選擇；其次，考慮到中國家庭對教育、醫療、養老等優質服務的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中國政府應該打破國有資本對上述行業的壟斷，向民間資本更充分地開放教育、醫療、養老等服務業產業，提高優質公共資源與優質服務品的供給能力。

　　2、國內產業結構升級

　　迄今為止，盡管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已經處于不可忽視的中樞位置，但總體上中國企業仍處于全球價值鏈的相對低端，需要繼續向“微笑曲線”的兩段拓展。在中美經貿摩擦顯著加強的背景下，美國政府會千方百計向中國施壓，試圖將中國擠出全球產業鏈，或者至少是將中國企業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其他發達國家政府在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后也意識到當前全球產業鏈的重要性，開始討論尋求產業鏈的“備份”。全球產業鏈在疫情之后可能呈現出更加本地化與區域化的特點（沈建光，2020）。在上述背景下要推動國內產業結構持續升級，中國政府就必須進行以下努力。

　　努力之一，是要通過各種努力來保障中國供應鏈產業鏈安全，維護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樞紐地位，并強化中國在東亞產業鏈中的核心地位。首先，即使在中美貿易摩擦的大背景下，中國企業仍應努力尋求與美國跨國公司的合作。美國作為一個民主制國家，國內決策過程并非鐵板一塊，仍有較大的政策妥協與博弈空間。因此，中國企業應加強與美國跨國公司尋求合作，將雙方利益更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其次，在中美沖突長期化背景下，中國企業加強與第三方國家（例如歐盟、英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以及其他主要新興市場國家）企業的合作就變得更加重要。再次，隨著全球產業鏈變化開始更加具備本地化與區域化的特點（魏偉等，2020），中國尤其應該重視與周邊國家的合作。從戰略意義上而言，在中美沖突加劇背景下，更好地經略東盟與一帶一路，對于中國而言具有非常很重要的意義。這意味著中國可以充分利用東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自身的發展梯度差異，建立起以中國為雁頭的跨國“雁陣模式”，實現中國與東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共同發展。第四，中國企業需要對自己在產業鏈中的位置以及產業鏈本身進行積極調整，更多地強調本地化、讓更多的產業鏈環節和終端留在或者靠近本國市場。除了強調產業鏈的本地化，還應提高對產業鏈的控制力（余永定，2020）。

　　努力之二，是要激發各種主體活力，努力推動國內技術自主創新。無論是中美貿易摩擦的爆發，還是中國國內技術的快速進步，都意味著未來中國要繼續發揮技術創新方面的“后發優勢”都變得越來越困難。因此，中國政府必須努力推動國內技術自主創新，相關政策舉措包括：第一，應該全方位加強對各種知識產權的保護，以此來創新各種主體實施技術創新的熱情；第二，考慮到民營企業創新動機普遍高于國有企業，中國政府應通過各種措施防范“國進民退”現象重演，從而保持并激發民營企業的創新動力；第三，中國過去的教育更偏向于培養工程師思維（也即強調思維的同一化與達成共識），而要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就必須更加鼓勵培養創新思維（也即強調思考的獨立性、創造性與批判性）。最后必須指出的是，盡管我們強調要推動國內技術自主創新，我們當然也應該依然重視國際技術交流。在美國政府的持續遏制下，我們應積極發展與第三方國家之間的技術合作與交流，爭取做到“東方不亮西方亮”。

　　3、推動要素自由流動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塑造全國統一大市場

　　盡管從理論上而言，中國發展的后勁在于有一個規模龐大的國內市場，但迄今為止，這個市場的一體化程度還相當有限。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國內要素流動在很大方面依然面臨障礙，例如貨物運輸面臨高昂的過路費、貨物流通面臨著嚴格的跨省檢疫檢驗等。要素流通的障礙使得中國迄今為止沒能充分發揮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優勢，因此也間接制約了消費擴大與產業升級。

　　因此，為了塑造全國統一大市場，中國政府應該以要素自由流動為抓手，努力降低要素與商品在國內流通面臨的各種有形的與無形的壁壘，消除要素定價市場化的障礙，推動要素的全國自由流動與自由聚集。令人振奮的是，2020年4月9日，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了《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意見》。該意見的核心思路，就是要完善由市場決定要素價格的機制、完善要素交易規則與服務、促進要素的自由流動。該意見涉及的要素除了土地、勞動力、金融資金等傳統要素外，還包括人才、技術、數據等新興要素。筆者認為，要素的市場化定價與自由流動將成為下一階段中國政府推進結構性改革的主要領域。

　　隨著國內要素自由流動的實現以及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完善，在未來五年至十年內，中國有望出現新一輪區域經濟一體化。而圍繞區域經濟一體化而產生的都市圈與城市群建設，則將會成為下一輪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增長極。

　　筆者目前最看好中國國內五個區域的發展。第一個區域是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區域的核心城市除港澳外，包括深圳、廣州與佛山（東莞）。粵港澳大灣區未來有望成為中國的硅谷，這里科技創新與金融服務結合得非常緊密。第二個區域是長三角，這個區域的核心城市包括上海、杭州與南京。長三角區域是目前中國區域一體化與區域內平等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且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發展相對均衡。第三個區域是京津冀，這個區域的傳統核心城市是北京與天津。如果雄安在未來十年能夠快速發展，那么雄安有望成為京津冀的第三個增長極。第四個區域是中部三角，核心城市是鄭州、合肥與武漢。這三個城市是中國高鐵時代的最大受益者，他們構成了中國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大通道”。第五個區域是西三角，核心城市是成都、重慶與西安。這個三角的特色是制造業發展與科技研究能力相得益彰，且相對而言高素質人力資本的成本較低（張明等，2018）。

　　不難看出，以上五個區域都各自有一個城市三角形。在每個城市三角形中，似乎都有一個城市金融更發達一些、一個城市研發更發達一些、一個城市制造業更發達一些。這意味著這些城市之間可以更好地發揮比較優勢、實現協同發展。這五個區域、15個核心城市，在未來不僅是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匯聚之地，其自身的房地產市場也有著更加可持續的發展前景（因為面臨大規模的青年勞動力流入，以及有著更好的公共資源分布）。

　　更令人振奮的是，這五個區域在資源稟賦、發展程度、外向型程度方面具有一定的差異性，因此有望形成中國版本的“雁陣模式”。在這個雁陣模式中，粵港澳灣區與長三角處于第一梯隊，中三角與西三角處于第二梯隊，而五個區域之外的其他區域則形成了第三梯隊。京津冀則相對較為特殊，可以稱之為“雁頭”。這就意味著，在未來，第一梯隊的產業與企業未必要因為成本上升向東南亞或其他國家遷移，而可以更多地遷移到第二梯隊，而第二梯隊的產業與企業可以遷移到第三梯隊。通過雁陣模式的逐級傳遞與擴散，就能夠“以南促北、以東促西”，實現區域優先發展之后的全國共同發展。

　　綜上所述，一方面，要素自由流動與新一輪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助于促進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形成與完善，從而促進消費擴大、消費升級與產業升級；另一方面，以新基建為特色的新一輪都市圈與城市群建設也有助于促進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這正是要素自由流動與區域一體化對于創建國內大循環的核心意義。

　　三、如何實現國內國外雙循環相互促進？

　　目前國內外存在一種對“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誤解，認為這意味著中國政府將會關上大門、全心全意搞國內市場建設，而會相對忽視未來的雙向開放。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7月21日的企業家座談會上所指出的，“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黃奇帆（2020）也認為，“形勢越困難，就越是要擴大對外開放，以高水平開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營商環境反制撤資論、以超大市場的吸引力反制脫鉤輪”。

　　那么，如何實現國內國外雙循環相互促進呢？筆者對習近平總書記相關講話的理解是，核心在于利用好中國國內市場龐大發展潛力的優勢，實現“以內促外”。以下筆者從貿易、金融、開放、機制這四個方面，來說明如何實現內外循環的相互促進。

　　1、貿易層面：雙雁陣模式的構建

　　在貿易層面，中國政府與中國企業應該抓住全球產業鏈在新冠疫情后可能發生調整（縮短與區域化）的時機，進一步強化中國在亞洲產業鏈中的核心位置，盡可能維護中國的全球產業鏈中的樞紐地位。在強化產業鏈核心位置的過程中，中國政府應該注重發揮兩個“雁陣模式”的優勢：一是國內的“雁陣模式”，也即以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為雁頭、以中三角與西三角為第二梯隊、以國內其他區域為第三梯隊的次序發展模式；二是以中日韓為雁頭，以東盟與一帶一路沿線相對發達國家為第二梯隊，以一帶一路沿線欠發達國家為第三梯隊的持續發展模式。雙雁陣模式的構建既有助于強化中國在亞洲地區三鏈（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的核心地位，也有助于提升亞洲產業鏈的完善程度與自生能力。

　　2、金融層面：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新“三位一體”策略

　　在2010年至2015年期間，中國政府通過鼓勵跨境貿易與直接投資的人民幣結算、大力發展以香港為代表的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中國央行與其他央行簽署雙邊本幣互換的“舊三位一體”策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在該時期內的確進展很快，但與此同時面臨以下問題：人民幣計價功能的發展顯著滯后于結算功能；人民幣國際化的較大程度上受到跨境套匯與套利交易的驅動，從而在匯率升值預期逆轉與境內外利差收縮之后，人民幣國際化發展速度顯著放緩；過于重視發展離岸金融中心，相對忽視了培育周邊國家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于人民幣的真實需求等。從2018年起，中國政府已經開始轉變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策略。新的策略也可以概括為“三位一體”，包括大力發展人民幣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計價貨幣地位、向外國機構投資者加快開放國內金融市場，以及在周邊國家與一帶一路沿線培養對于人民幣的真實需求。不難看出，人民幣的“新三位一體”策略有助于克服舊“三位一體”策略的固有缺陷，有助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更加穩定、更可持續的發展（張明、李曦晨，2019）。此外，新“三位一體”的人民幣國際化策略，也可以和上述雙雁陣模式的構建有機結合起來，實現貿易與金融目標的相互聯動與相互促進。

　　3、開放層面：夯實自貿區與自貿港的內涵，在風險可控前提下加快國內金融市場開放

　　在2020年6月1日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了海南自貿港建設總體實施方案之后，中國已經擁有了16個省級自貿區與1個省級自貿港。換言之，中國大約一半的省與直轄市已經成為了自貿區與自貿港。然而，迄今為止，除了上海自貿區之外，大多數其他自貿區在發展重點與發展特色方面都沒有給人留下特別清晰的印象，出臺的建設方案非常雷同。因此，在自貿區、自貿港建設方面下一階段的任務，是盡快夯實各自的內涵，結合各省市的資源稟賦與比較優勢出臺具有鮮明個性化與特色的自貿區、自貿港建設方案，并以這種建設來帶動區域經濟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發展。

　　自2018年年初至今，中國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明顯提速。一方面，外國機構投資者投資國內金融市場的額度被明顯放寬，在2019年下半年，中國央行取消了QFII的額度限制；另一方面，到2020年底，中國國內將出現各類外資控股甚至獨資經營的金融機構。中國國內金融市場的加速開放，有助于引入更多高水平的參與者、更完善的市場競爭機制，提升中國金融市場的廣度與深度，也有助于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然而，近幾年來，中國市場也越來越體會到跨境投資大進大出對國內資產價格與金融穩定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因此，在加快國內金融市場雙向開放的同時，中國政府也應該積極監測與防控這一過程中可能存在的潛在風險，例如短期資本大進大出、境內與境外沖擊與預期的相互強化等。筆者認為，在國內金融市場加快開放的背景下，中國央行仍有必要保留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管制，以防止跨境資本大進大出加劇國內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4、機制層面：充分利用現有國際多邊機制、推動中國倡議的多邊機制建設

　　當美國政府的經濟外交政策日益表現出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的同時，作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國，中國政府應該堅定不移地充當國際社會內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旗手。一方面，中國政府應充分利用好現有國際多邊機制的作用，例如聯合國、G20、WTO、貿發會議、IMF、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巴黎協定等；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應該繼續推動由中國政府倡議的新多邊機制建設，例如一帶一路、RCEP、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在后者的建設過程中，應該充分吸引民間力量的參與，提高市場化程度，這樣既能降低特定國家對這些多邊機制的懷疑與抵觸心理，又能夠增強這些多邊機制發展的可持續性。

　　四、結論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中國政府在外部環境變得日益復雜嚴峻、經濟體量放大導致對外依存度顯著下降的宏觀背景下提出的重要舉措，具有劃時代的戰略意義。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就必須促進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推動國內產業結構持續升級、推動要素自由流動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要構建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就應該在貿易層面推動國內國際雙雁陣模式的構建，在金融層面推動新“三位一體”策略的人民幣國際化，在開放領域夯實自貿區與自貿港內涵、并在風險可控前提下加大國內金融市場開放，在機制領域既要充分利用現有國際多邊機制，又要在市場化的前提下推動中國倡議的多邊機制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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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特稿文章，發表于該學報2020年第4期。

　　(本文作者介紹：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