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梁建章、黃文政

　　2020年10月29日，在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會議公報中，提到有關人口的內容很少，只有寥寥幾句話：“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不過，公議公報提到這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估計這份文件將于近日公布。從“十三五”規劃建議的內容來推測，在“十四五”規劃建議中可能會有比較具體的人口政策內容。

　　我們認為，在“十四五”期間（2021-2025年），最關鍵、最重要的政策就是人口政策，原因是：

　　第一，人口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最重要的基礎性因素，人力資源和人才資源是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資源。回顧世界歷史，在每次技術跨代升級之時，或許會有一些人口小國憑借效率和靈活性方面的優勢占據先機，但在充分交流形成新的經濟均衡之后，最終決定各國興衰的還是各自的人口規模。

　　第二，“十四五”期間將是中國人口進入負增長的轉折點。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中國出生人口為1465萬人，死亡人口為998萬人。由于二孩生育堆積趨于結束以及育齡婦女人數減少等原因，中國在“十四五”期間的出生人口將逐年下降，而死亡人口則逐年上升，因此，中國人口大概率在“十四五”期間進入負增長，并且會長期維持這種負增長的趨勢，完全看不到扭轉的苗頭。

　　第三，中國人口政策改革已經拖延太久，不能再拖下去了，在“十四五”期間必須出臺大力鼓勵生育的政策。中國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經將近30年，未來面臨進一步下行的壓力，即使立即全面放開，但如果不大力鼓勵生育，出生人數在經歷短暫的反彈后依然會一路下滑，人口的極度老化和急劇萎縮難以避免。扣除技術進步的因素，中國的經濟規模將不斷萎縮，規模效應持續弱化，最終喪失綜合性的市場產業優勢，導致人均收入下降和國力全面衰退。因此，如果要保持中國的人口規模優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盡快全面放開并大力鼓勵生育。

　　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的生育率僅為1.22，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的生育率僅為1.18。盡管這兩次人口普查存在低年齡組的漏報因素，但哪怕按照20%的高比例來推測漏報率，實際生育率也不到1.5。如果不出意外，即將進行的2020年人口普查將再次證實中國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除了二孩生育堆積趨于結束以及育齡婦女人數減少這兩個原因以外，不斷提升的撫養壓力，也將持續壓低中國的生育率。導致撫養小孩壓力加劇的最主要的兩個因素，是中國大城市的房價負擔和中國的升學壓力的負擔，中國家庭的這兩項負擔堪稱全世界最重。隨著進一步的城市化和教育競爭的白熱化，中國的生育率必然會繼續下跌，成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中國必須付出比其他國家更大的鼓勵生育力度，才能避免低生育率陷阱。

　　新冠疫情的影響，也是導致中國今年和明年出生人口下降的因素之一。雖然中國成功控制了新冠疫情，但新冠疫情對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失業率上升以及由此引發的焦慮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會促使生育率進一步下降。據日本厚生勞動省近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5月至7月，日本全國新受理大約20.4萬份孕期檔案，同比減少26331份，下滑11.4%。預計2021年日本新生人口將大幅減少。日本共同社的解讀是，疫情沖擊就業、生育環境惡化等因素導致懷孕人口減少。前段時間，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和非營利性組織“美國出生缺陷基金會”的專家也預測，新冠病毒大流行很可能導致生育低谷，美國新生兒數量比預期減少50萬人。

　　有人認為，現在全面放開生育也沒有用，因為現在人們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即使放開生育，大部分人也不愿意多生孩子。但恰恰如此，更需要現在就出臺大力鼓勵生育的政策，而全面放開生育是鼓勵生育的前提。

　　近日，恒大研究院院長、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在微信公眾號發表文章《建議先放開三胎：中國人口報告2020》認為，中國出生人口持續下降，老齡化加速到來。因此，應盡快全面放開三胎（或三孩），應對人口少子化老齡化。據我們了解，任澤平團隊之前一直是建議全面放開生育的，這次提議放開三胎，可能是因為全面放開生育的政策遲遲沒有出臺，才退而求其次。我們非常理解他的做法，但還是覺得沒必要提議放開三胎。雖然相比二孩政策，放開三胎也是一個進步，但建議放開三胎的潛臺詞，很容易被人們認為還要限制四胎五胎。事實上，中國的生育率已經過低了，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積效應，近年來中國的自然生育率僅為1.1左右，僅相當于更替水平的一半。中國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經將近30年，并且中國人口在未來幾年之內就會進入負增長。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在進入負增長之后將會不斷下降，導致綜合國力陷入長期的衰微，而且遲早會消亡（在不考慮外國移民的前提下），這是比人口老齡化更嚴重的問題。所以，一個國家的人口要避免滅亡，就必須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而且在這個問題上肯定是越早做越好。所以，無論是生三胎還是四胎五胎，都是利國利民的行為，不但不應該限制，還應該鼓勵。

　　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也就是平均每個女性要生2.1個孩子。只要還有人不婚不育，即使所有其他女性都生二孩，下一代的人口數量還是會出現萎縮，所以從數據平衡的角度來看，必須出現大量的三孩家庭，才能維持整個社會的代際更替。由于現在中國人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全面放開生育之后，即使鼓勵生育，生三胎的人還是會遠遠少于生一胎的人。邏輯上，只要生三胎的人少于生一胎的人，生育率就會低于更替水平，因為還有不婚不育的人。如果生三胎的家庭奇跡般的和生一胎的家庭一樣多的話，那么有多少不婚不育的人，就需要有多少人生四胎，才能維持整個社會的代際更替。

　　有人擔心，如果全面放開生育，富裕家庭仍然不會多生孩子，而貧窮家庭（主要在農村地區）則會多生孩子，從而拉低全國人口質量。但事實上，無論是在城市還是農村，中國人的平均生育意愿都早已低于西方國家，無論富裕家庭還是貧窮家庭都生得太少。其實，只要機會公平，出身貧窮的孩子也能成長為社會的有用之才。中國現在的城市居民，不論教育水平和社會地位多高，往上算幾代幾乎都來自農村的貧窮家庭，比如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就出生于一個貧窮的農村家庭。正是千千萬萬勤勞普通甚至貧窮的家庭撐起了中國社會，讓中國在改革開放后迅速崛起。

　　從中美競爭的角度來看，雖然中國現在的人口基數仍然是美國的四倍多，但實際優勢其實并沒有這么大，因為英國、加拿大、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等國與美國在語言、文化、安全上是一體的，在科技交流與合作上更密不可分。這個體系的人口資源至少有4.5億而不只是3億多。

　　此外，美國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又顯著放大了美國實際可利用的人口基數。目前，美國的頂尖企業家和科學家里移民的比例將近1/2左右。也就是說，依靠移民政策，美國在高端人才領域把人口規模效應放大了將近一倍。所以中國總體的人才規模潛力可能只有不到美國的兩倍，而非美國的四倍多。中國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而美國的生育率則有1.8，而且從全球大量吸引移民。如果兩國生育率保持這種相對差距，未來每一代中國人的人口優勢，相對于美國就會減少1/3左右。如果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兩代人后，中國每年新生兒數量將少于美國。到本世紀下半葉，中國的年輕人口可能開始少于美國，進而徹底喪失對美國的人口優勢，之后則會被全面壓倒，一代不如一代。中美之間的競爭，長期來說終究還是人口的競爭，而如果我們不果斷采取有力的鼓勵生育的政策，美國的人力資源優勢將在不遠的將來碾壓中國。

　　今年8月24日，習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十四五”時期要“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我們認為，無論是從人口規模和結構，還是經濟發展和公共資源的穩定性來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都應體現為每年出生人口的基本穩定。然而，中國出生人口從2017年以來已經三連降，今年以及未來幾年也很可能繼續下降。為此，我們建議將人口政策的宏觀目標確定為保持每年出生人口的基本穩定，這意味著需要根據年出生人口萎縮情況，逐步加大鼓勵生育的力度，最終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理想的效果是確保中華民族擁有能夠取得并維持在全球的主導地位的人口基數，有效地維護中國的長期穩定和繁榮。

　　(本文作者介紹：攜程聯合創始人、執行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