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肖颯

　　基本案情

　　我們在此重新簡述案情如下：

　　根據受害人某信息安全從業者在其公眾號文章中的自述，受害人于2020年9月4日傍晚時分手機被盜。

　　首先，犯罪行為人在破解手機密碼的基礎上，先是利用短信驗證碼獲取到身份證信息，并通過修改網絡運營平臺的密碼防止受害人掛失，進行解掛失。受害人與犯罪行為人在手機號碼掛失與解掛失的問題上僵持不下。

　　其后，行為人翻找手機中已存的金融app，由于有些app對于金融信息只需要短信或甚至不需要任何驗證，就可以查詢，由此拿到事主已綁定甚至未綁定的銀行卡信息。

　　再次，行為人利用手機號與電子社保卡套取受害人的身份證信息、證件照片、社保金融卡的銀行卡信息。

　　最后，行為人在許多提供支付業務的app上建立賬戶，進行綁卡消費；或是申請在線貸款，到賬后通過購買虛擬卡充值、銀聯轉賬等多種方式將錢移走。

　　案件焦點

　　根據受害人所述的情況，颯姐團隊梳理本案的民事焦點如下：

　　1．手機制作方的密碼被破解、手機網絡運營商不予掛失，是否需要承擔受害人因此發生的損失；

　　2．某些app提供受害人各類信息的行為是否侵害了受害人的權利；

　　3．各類放貸機構是否有權向受害人主張貸款的返還。

　　受害人的損失誰來承擔？

　　就掛失與個人信息泄露問題所導致的損害賠償問題而言：

　　首先，從手機密碼被破解的角度來看，手機密碼未能有效起到保護手機內部信息的作用，手機的制造方應當對此承擔一定比例的賠償責任——正是因為手機被行為人實際控制并使用才引發了后續的若干問題。

　　其次，手機網絡運營商在明知特定手機號碼反復申請掛失與解掛的基礎上，未能及時厘清事實情況，在受害人明確告知的基礎上，仍舊機械式地應對申請，導致行為人團伙在事實上能夠利用受害人手機號碼進行后續操作，造成受害人的損失，存在嚴重過錯。

　　同樣存在過錯的機構是電子社保卡的服務提供機構與某些可以查詢銀行卡信息的金融app，該等機構為行為人提供了受害人的各類隱私信息。但是，我們需要注意，該等機構之所以提供隱私信息的理由在于該等機構信賴手機持有人為受害人本身，而機構提供信息驗證手機號碼的行為是否足以證明其盡到了注意義務，我們很難即刻作出判斷。

　　相較之下，受害人在掛失問題上的過錯僅在于手機的丟失，該丟失是由行為人盜竊所致，并非受害人可以左右或控制。據此，颯姐團隊認為，受害人無須為其過錯承擔較大的責任。

　　綜合前述，以受害人實際損失相對應的賠償責任來說，颯姐團隊認為，主要賠償責任應當由手機制造方與手機網絡運營商來承擔，提供隱私信息的app運營主體承擔次要責任，受害人承擔少量責任。至于具體的責任比例，審判機關將根據案情事實與細節酌情決定。

　　放貸機構如何追償？

　　可以確定的是，在行為人的非法所得為偵查機關追繳后，無論暫先承擔損失的主體為哪一方，最終都應由犯罪行為人賠償。颯姐團隊認為，賠償對象與刑事分析的結果息息相關，如認定犯罪行為人涉嫌詐騙罪，則應將贓款退還給被詐騙對象放貸機構，如認定犯罪行為人涉嫌盜竊罪，則應將贓款退還給受害人。根據上周的文章分析，我們認為騙取非銀行金融放貸的行為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

　　至于放貸機構可否向受害人追償，颯姐團隊以為，這個問題的解答有些類似于銀行卡盜刷的民事問題，其損失分擔的比例取決于各方的過錯程度。

　　具體到本案來看，多家放款機構都存在綁卡驗證不嚴，放貸審核寬松的問題。根據案情，機構放貸的主要依據是受害人的手機號碼、身份證號碼以及銀行卡信息，人臉識別的環節或是被忽略，或是被技術性手段規避。而受害人一方的主要過錯在于手機丟失，但手機丟失系由第三人盜竊所致，這是普通人在一般情況下很難規避的情形，不應據此向受害人歸責。

　　二者相較之下，颯姐團隊認為，手機號碼的使用人不能等同于手機號碼的所有人，身份證號碼與銀行卡信息可以通過各類金融app的信息竊取獲得，放貸機構的信賴利益有一定瑕疵。而人臉識別技術被繞過仍屬于放貸機構自身的技術性錯誤，由此發生的損失不應當由受害人承擔。

　　綜上而言，我們認為，放貸機構不得就其未充分審查的放貸行為向受害人追償，受害人至多基于公平責任向其做一定補償。

　　寫在最后

　　信賴利益的保護與促成交易的傾向是市場經濟下司法判決的應有之義。但在大型企業平臺格式條款的擴張之下，結合各方過錯考慮信賴利益的保護價值是更為恰當的選擇。

　　在近年司法實踐認定各方過錯程度時，颯姐團隊發現，相較于過去，各類金融機構被責令負有更高的審查與注意義務，這也就要求著各類金融機構應當做好內部的合規工作，厘清與科技結合環節的法律性質，以便不時之需。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兼任北京市網貸協會法律顧問，主要從事互聯網金融法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