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李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呈明顯下行趨勢，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有可能萎縮3%。面對這一復雜局面，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金融應該發揮哪些重要作用？金融業如何迎接新挑戰，抓住新機遇，以高質量發展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需要？日前，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教授接受了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廣播電視臺總臺、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等多家中央級媒體的記者采訪，針對上述問題，分享見解。

　　資源配置格局轉型，金融信號要“明確”

　　Q：

　　在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金融如何服務好“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A：

　　用金融的眼光看，發展格局的轉型實際上是資源配置格局的轉型，也就是說，發展格局的變化，其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對資源進行重新配置。在今后的戰略安排中，我們可能更多地利用國內的資源。這不是說不用國際資源，而是因為可能客觀存在各種各樣的障礙，使得我們不得已而為之。

　　在更深層意義上，發展格局轉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是中國真正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內在要求。當今世界，大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都不高。2019年，日本的對外依存度為28%、美國為19.7%，均低于中國的35.72%。當年德國的對外依存度高達70.8%，是因為德國身處一體化程度極高的歐盟之中，具有不可比性。

　　金融是資源配置和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資源配置就需要有流動。在傳統體制下，資源配置的機制是“錢跟物走”，在市場經濟下，配置機制變為“物跟錢走”。這就是“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的含義。血脈通，增長才順暢。因此，構建新發展格局，凸顯了金融機制的極端重要性。

　　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深化對金融本質和規律的認識，為實體經濟發展創造良好金融環境，疏通金融進入實體經濟的渠道。

　　資源配置需要有準確靈敏的信號。金融配置先導于實體配置，這個過程需要有“信號”來引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早已指出，市場經濟條件下，引導資源配置的主要信號是“三率”，因此，我們要“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健全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國債收益率曲線。”

　　匯率決定的是資源和市場在國內外配置的比較優勢，關乎雙循環格局的形成和發展。應當說，經過多年努力，我國匯率市場化改革已經取得了非常大的進展。當下匯率的波動基本上反映了資源在國內和國外之間配置的比較優勢，今后還要繼續堅持市場化方向，進一步使之完善。

　　利率的水平及結構，決定了在國內哪些地區、哪些部門、哪些機構應當優先使用資金。隨著這幾年金融改革深入推進，我國利率市場化也取得較大進展。2019年，人民銀行宣布改革完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形成機制，對貸款優惠利率的決定機制進行了改革。這些都是為了讓資金的使用者和資金的提供者獲得更加準確的信號，明確資金配置的方向。目前，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還在進行中。現在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基準利率的形成機制還不夠完善，有效的利率體系尚待形成。

　　此外，國債收益率曲線涉及的是所有金融產品的定價問題。國債收益率曲線描述的是某一時點上一組上市交易的國債收益率和它們所余期限之間相互關系，構成了全部金融產品的定價基礎。目前，我國已經形成銀行間國債收益率曲線和交易所國債收益率曲線。但是，國債的發行數量和種類還不夠充足，交易所市場和銀行間市場仍然分割，市場的流動性不強，使得我國尚未形成有效的國債收益率曲線。健全國債收益率曲線，當然是我國深化金融改革的又一重要任務，其中的關鍵，是金融部門和財政部門精誠合作，密切配合。

　　進一步推進“三率”的市場化改革，是金融適配新發展格局的內在要求。

　　三方面深化改革，夯實“雙循環”的金融基礎

　　Q：

　　那么從金融改革的角度看，要從哪些方面著力深化改革，夯實“雙循環”的金融基礎？

　　A：

　　金融改革涉及領域很多，我僅就其中最重要者進行討論。如所周知，資源配置體現在金融上，就是資金流動。資金流動的載體有三，一是機構，二是市場，三是產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金融機構發展迅速。按資產總量計算，2008年，我國資產總額82萬億元，相當于美國的五分之一；到了2019年，已達387萬億元，接近于美國的60%。這是一個極大的成就。然而，中國金融機構體系中，商業銀行的比重太高，是一個大問題；對應的問題便是，銀行間接融資比重過高。這種狀況需要改變。大家知道，商業銀行是一個風險厭惡型金融機構，但是，在資源配置格局劇烈變動過程中，風險處處存在。從適配角度考量，就需要發展一些金融機構，能夠去認識風險，接受風險，在經營風險中創造利潤，從而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從技術角度，能夠從事風險投資活動的機構主要是非銀行金融機構，基金、證券、VC、PE、租賃、信托等。而我國此類機構占比很低，規模不及美國的30%。這意味著，我國目前的金融機構體系，對于支持有一定風險的資源配置格局的重新調整，動力不夠。

　　中國金融機構體系的另一類問題是保險和養老金發展不足，規模僅及美國的10%。此類機構發展不足，將使得我們難以應對人口老齡化提出的嚴峻挑戰。另外，這兩類機構，連同非銀行金融機構，都是資本市場的機構投資者，如果發展得不充分，我國資本市場由散戶主導的不利局面很難克服。

　　再說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資源配置轉型，要向更加有效，更加具有創新性，更加綠色等方向發展，引導這個發展方向的，不是商業銀行，而是資本市場。我們需要通過資本市場，通過千萬人的投資交易活動去對發展方向進行甄別。因此，當下，資本市場的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通過對中美金融體系的比較研究發現，我國資本市場中，傳統企業多，工業企業多，中等企業多，而美國是創新型企業多，高新科技企業多，大企業多。試想，如果我們的資本市場不支持那些生產芯片、刻錄機、無人機、航空發動機等尖端技術的公司，這個市場的效率何在？形成目前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與上市的審批制有關。大家知道，審批制偏好重資產，關注企業的歷史表現，看重企業過去的盈利狀況。這樣的評審架構，當然會大規模選擇傳統產業。高新科技企業則不同，它們一開始大多是輕資產的，其利潤大都不高甚至索性沒有利潤，而且，此類企業的投入中知識產權占比較高，審批制也不大認可這種資產。顯然，實行審批制，大量的高新科技企業就較難進入市場，我國資本市場便顯示出“向后看”的傾向，可以說，長期以來，我國股市都不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重要原因就在這里。

　　可喜的是，這種扭曲的局面正在改善。近年來，我國注冊制改革成效初顯。科創板作為增量改革試點，率先實行注冊制，已經總結了一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并在創業板的“存量+增量”注冊制改革中初現端倪，很快主板也會跟上。一年來，我國資本市場包容度顯著提升，企業上市周期大幅縮短，可預期性明顯增強，市場各方評價總體較為積極。

　　最后看產品。金融改革要進一步深化，豐富產品就是必要的一環。要按照十九大報告精神，“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積極開發個性化、差異化、定制化金融產品，增加中小金融機構數量和業務比重，改進小微企業和‘三農’金融服務。”簡言之，由于發展格局轉型可能面對各種各樣的復雜需求，創造多樣化的產品來滿足這些需求，便是題中應有之義。

　　總之，抓住機構、市場和產品這三個關鍵環節下功夫，“雙循環”的金融基礎就夯實了。

　　用好金融科技，完善金融基礎設施

　　Q：

　　中央提出全面做好“六穩”工作，其中就包括“穩金融”。當前“穩金融”有哪些問題要重點解決？如何做好金融防風險？

　　A：

　　穩金融，既涉及到金融自身的穩定，同時也涉及金融作為一種主要的宏觀調控手段，力助實現其他“穩”和其他的“保”，所以，“穩金融”事實上是個綜合性任務。

　　疫情應對期間，我國金融支持政策圍繞“六穩”“六保”的任務去履行自己的職責，不過，這些政策具有階段性，要注意政策設計的激勵相融，要防范道德風險，要關注政策的后遺癥，總量要適度，并提前考慮政策工具的適時退出。

　　現在全球央行都在“放水”，因此，在很多國家，防范風險都被置于政策優先順序的末端。但是，我國始終把管理風險的“弦”繃得很緊。雖然說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且我國經濟新常態已經延續了很長時間，但是我們依然保持著戰略定力，保持著正常的貨幣政策框架，保持著足夠的警惕，防止風險過度積累。目前國內外形勢都比較嚴峻，已經不太允許我們在政策上犯大錯誤，宏觀調控尤其需要瞻前顧后，下好先手棋。應當說，我國的貨幣政策基本做到了這一點。

　　當然，我國金融業的市場結構、經營理念、創新能力、服務水平還不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諸多矛盾和問題仍然突出。我們要抓住完善金融服務、防范金融風險這兩個支點，推動金融業高質量發展。

　　此外，我還想強調兩個重點，一是利用現代科技全面改造金融體系，即大力發展金融科技；二是花大力氣，全面完善我國的金融基礎設施。

　　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是從兩頭在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轉換到以國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要讓這個轉換有效率，一方面要支持高新科技全面產業化，一方面金融業自身也要用高新科技來武裝自己、改造自己。應當說，在金融科技發展方面，我國走在世界前列。比如，金融科技運用到銀行貸款領域，已經在相當程度上破解了小微企業貸款難困局。參考螞蟻金服、阿里巴巴、微眾、京東、美團等的案例，這些公司通過互聯網渠道找尋客戶，而且這些客戶多數都是被傳統金融機構眼光看不到的“長尾”客戶，這些進展令人興奮。但是，仔細把我們的情況同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較就能發現，在這個關乎我們金融業未來戰略競爭能力的領域，很多方面還存在明顯的短板。我們比較了中、美、英幾國的金融科技發展狀況，總結了促進金融科技發展存在三大動力，即市場拉動、技術驅動和制度保障。研究發現，美國幾乎是所有的新金融科技的發源地，英國則是運用金融科技的制度保障最完善的國家，而中國則是明顯的市場拉動，主要是金融科技應用的地方。有了這個比較，我們就很清楚：如果我們不能在金融科技的技術開發上奮起直追，如果不能在諸如數據安全、投資者保護、信息安全、隱私權保護、國家金融安全保護等關鍵環節上形成有效的制度體系，我們的金融科技發展遲早會遇到技術瓶頸和制度瓶頸，果若如此，我們的市場優勢也會喪失。所以說，用金融科技手段，全面轉換和改造金融和實體經濟，這一點特別重要。

　　需要強調的又一重點，就是金融基礎設施的完善問題。過去大家對金融基礎設施的理解有偏差，只關注有形的，忽略了無形的。我們在進行中美金融實力比較研究時發現，廣義的金融基礎設施是指金融運行的硬件設施和制度安排，主要包括支付體系、法律環境、公司治理、會計準則、信用環境、反洗錢以及由金融監管、信息服務、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職能、投資者保護制度組成的金融安全網等。金融基礎設施在金融體系和更廣泛的經濟活動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保證金融效率和金融穩定的基礎。對比來看，我們在這方面的差距更大。所以，下一步我們要奮起直追，完善金融基礎設施。要下決心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經濟抗風險能力，提升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性和韌性，不可少的一環就是人民幣國際化，而反過來，人民幣國際化又需要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去推動，去鞏固。

　　(本文作者介紹：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