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程實、錢智俊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 面向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不僅意味著擴大內需的“量變”,更指向了內需動力模式的“質變”。在此前以“外循環”為主導的發展階段,中國經濟長期沿循“對接國際需求→制造業加大投資”的需求傳導鏈條。這一鏈條雖然拉動了內需規模的高增長,但是也引致了投資占比過高、居民消費不足等結構性失衡。更為重要的是,內需的源動力仍然較多依賴國際市場,因此本質上是“偽內需”模式。以2015年供給側改革為起點,以“雙循環”建設為機遇期,當前中國經濟加速走向“真內需”模式,“國內市場擴大→制造業加大投資”的新鏈條正在形成,有望在夯實內需韌性的同時,持續激活消費、投資協同增長的長遠潛力。基于此,我們預測,至2035年,中國內需的實際規模有望較2019年實現倍增,內需結構料將多重優化,進而為暢通“內循環”奠定堅實的需求側基礎。
內需的現狀:增速有優勢,結構有短板。鑒于當前國內外形勢,對中國內需的研究亟待注重兩個要點。其一,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相互交疊,前瞻中國內需的長期遠景,需要充分結合時代趨勢與國情演進。其二,針對內需的跨國比較宜盡量剔除通脹影響,以便揭示真實需求的演化,這在疫情時代全球貨幣政策超寬松的背景下尤為重要。沿循上述思路,我們發現,目前中國內需在“全球-歷史”大坐標系下呈現兩大特征。
第一,增速較快。從成分視角來看,無論是中國的投資內需,還是消費內需,在全球視野下均長期保有增長優勢。就投資而言,1996-2019年中國資本形成總額實際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為11.4%,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和OECD成員的平均水平,分別高出8.0個、4.3個和9.1個百分點。就消費而言,1996-2019年中國最終消費實際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為9.4%,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和OECD成員的平均水平,分別高出6.6個、4.5個和7.3個百分點。基于此,1996年至2019年,中國內需總量的實際同比增速中樞為10.1%,大幅領先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和OECD成員的平均水平,增速優勢分別高達7.2個、5.2個和8.0個百分點(詳見附圖)。得益于長期較快增長,至2019年中國內需規模已擴大至12.6萬億美元,約為美國內需規模的57%、歐盟的84%,以及日本的1.7倍。
第二,結構失衡。從結構視角來看,至2019年中國內需依然存在逐層遞進的三重失衡(詳見附圖)。一是消費投資比例失衡。2019年,在中國內需總量中,消費需求占比僅為65.0%,而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比例則分別高達94.2%、76.8%和75.6%。二是居民消費發育不足。在中國消費總量中,居民消費的占比僅為70.0%,較美國(83.0%)、日本(73.4%)和歐元區(72.2%)仍有差距。三是服務消費占比過低。根據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居民消費重心從商品消費轉向服務消費是大勢所趨。至2019年,美國和日本的服務消費占居民消費比重分別達到69.0%和60.6%,而中國僅為49.5%。有鑒于此,未來用好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激活居民消費潛力,加速服務消費發展,有望成為中國強化內需引擎的結構性重點。值得強調的是,雖然發達國家的普遍經驗提供了內需結構的方向性指引,但是其具體比例并非“金科玉律”。事實上,從發達國家的歷史教訓來看,若內需結構過度“重消費、輕投資”,將造成產業空心化、消費杠桿高企等弊端。若消費重心過度“重個人、輕政府”,也易形成公共品供給不足、貧富差距過大等弊端。在當前全球亂局之下,疫情沖擊導致弱勢群體受到非對稱壓力,數字經濟的加速發展形成新一輪投資缺口,或將放大上述弊端。因此,未來中國內需結構的調整不宜對照發達國家亦步亦趨,而應根據自身特征和時代趨勢尋求最優解。
內需的變革:模式正切換,潛力長可期。從時序視角來看,2001年、2015年是中國內需動力模式的兩大歷史性轉折點(詳見附圖)。2001年至2014年,投資內需一方面在增速上長期高于消費內需,同比實際增速的年均差值高達5.3個百分點;另一方面在波動方向上與消費內需背離,多次出現此消彼長的走勢。這一現象的背后邏輯是中國加入WTO并快速融入“國際大循環”,形成了“對接國際需求→制造業加大投資”的傳導鏈條,因此這種投資內需的高增長本質上仍具有較強的外部依賴性,在一定意義上是“偽內需”。2015年至今,消費內需增速領先投資內需,并且兩者增速差明顯收窄、走勢逐步趨同。其背后邏輯是2015年供給側改革加快推動過剩產能出清,供求結構重新匹配優化,正在形成“國內市場擴大→制造業加大投資”的新鏈條,內需增長的內生性和穩定性增強,是“真內需”。從“偽內需”向“真內需”的模式切換,雖然在表面上引致了增速的階段性走弱,但是深層隱含著內需韌性的增強。
當前全球遭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中國“雙循環”格局的構建,料將推動“真內需”模式的加速發展。以此為基礎,中國有望進一步形成“國內市場擴大→制造業加大投資→居民就業收入改善→國內市場持續擴大”的內需發展機制,為暢通“內循環”奠定堅實的需求側基礎。在全球視野下,中國超大規模市場蘊藏著充沛的消費潛力,有望為上述機制提供穩健的源動力。在宏觀層面,結構性抑制有望逐步消解。此前中國作為“供給中心”嵌入全球體系,形成了“重生產、輕消費”的經濟結構,對消費內需造成顯著抑制。至2018年,中國居民創造了全球GDP產值的16.1%,但僅享受了全球消費的12.1%,“產出占比-消費占比”剪刀差高達4.0%。相較而言,美國、日本、歐盟、全球高收入經濟體以及OECD成員的剪刀差水平均低至負值,即使是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均值水平也較中國略低(詳見附圖)。未來在“雙循環”格局下,隨著中國升級為全球“供給-需求”雙中心,這一結構性的抑制有望緩解,進而釋放消費潛力。在微觀層面,長期動力有望漸次加強。雖然當前中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但是細分至人均水平,無論是消費能力(人均國民總收入GNI),還是消費意愿(人均居民消費占人均GNI的比例),均在全球位于中低水平,不僅遠低于OECD成員均值,甚至還略落后于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均值,因此仍具有廣闊的提升空間(詳見附圖)。未來得益于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中產階層的壯大、年輕世代的崛起以及數字經濟的發展,居民消費升級向質量高度、市場深度、產品廣度的“三維”拓展將是長期趨勢。由此,疊加居民收入的穩步提升,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有望同步改善,為消費引擎注入長期動力。
內需的前景:規模將倍增,結構再優化。2020年至2035年是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階段。根據我們之前研究[1][2],這一時期預計也將是“雙循環”新格局確立并暢通運行、中國完全邁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階段。以2035年為目標時點,基于本文的上述分析,可以在“全球-歷史”的宏觀大坐標系下進一步推測中國內需的長遠前景。
從規模來看,內需倍增是大概率事件。我們采用兩種方法推算當前至2035年的中國內需規模變動,并進行相互驗證。第一,增速遞推法。我們預計,在保守情景下,2020-2035年中國經濟年度實際同比增速的長期中樞為4.5%左右。假設這一階段的經濟增長主要由內需驅動,在剔除了通脹對于投資、消費名義規模的影響之后,那么2035年內需的實際規模預計約為2019年內需規模的2倍。第二,收入比例法。2019年中國人均GNI升至10410美元,略低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值(12535美元)。我們預計,在保守情景下,即使未來中國人均GNI的實際同比增速明顯低于趨勢水平,至2035年中國人均GNI也將大概率邁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并觸及16700美元(2019年購買力)。由此,再假設中國人均GNI中用于消費的比例向OECD成員水平趨近,內需中投資、消費的結構比例向歐洲、日本趨近,則2035年中國內需規模亦將較2019年實現倍增(剔除通脹影響后)。基于上述兩種預測方法,2019-2035年中國內需實際規模的倍增將是大概率事件。此外,若這一目標如期兌現,那么至21世紀中葉,中國有望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實際需求最大的居民消費市場(剔除通脹影響后)。
從結構來看,三層次優化有望實現。其一,內生增長模式確立。至2035年,中國內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長期中樞預計將接近100%。但是,這并不等于“閉關自守”。隨著中國升級為全球“供給-需求”雙中心,以及高水平開放的不斷擴大,中國對外貿易有望走向均衡狀態,在小幅順差和小幅逆差之間彈性波動。由此,“外循環”對“內循環”的增長貢獻,不再主要反映于凈出口的數據高低,而是主要體現于國際國內要素加快流動、優化配置所實現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其二,消費、投資合理搭配。至2035年,在消費市場擴大的同時,中國料仍將持續以新基建投資、產業投資促進供給側升級,加速擁抱新一輪技術革命。由此,我們預計,至2035年,中國內需結構不會走向“美國模式”,而是有望更接近日本與歐元區:消費占國民經濟的比重約為75%,投資的占比約為25%。其三,個人、政府比例協調。中國作為幅員遼闊、區域發展差異較大的后發經濟體,仍需要政府發力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區域發展協同化。在全球疫情時代,進一步夯實公共衛生防疫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也是應有之義。因此,未來在中國居民消費較快發展的同時,政府消費料將穩步增長、提質增效。至2035年,中國居民消費占最終消費的比例或不會過度抬升,預計將穩定在72%左右,以實現個人福利和社會公益的總體平衡。
參考文獻
[1] 程實、錢智俊. 構建“雙循環”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工銀國際,2020年8月.
[2] 程實、錢智俊. “雙循環”的演進之路:2020與1913 [R]. 工銀國際,2020年月7月.
(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
責任編輯:陳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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