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陶金

　　疫情之后中國經濟復蘇的結構性問題，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的事實，即工業復蘇快于服務業復蘇、生產復蘇快于需求復蘇、投資復蘇快于消費復蘇。在經濟復蘇的大背景下，居民消費情況卻不容樂觀。

　　消費低迷的原因

　　造成結構性問題的主要原因有三個：

　　第一，總體而言，消費是順周期變量，自主恢復的速度較慢，且雖然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其造成的社交隔離和居民警惕情緒比較明顯地影響了居民消費習慣和偏好，邊際消費傾向下滑，恢復正常也需要時間，拖累了消費復蘇的速度。

　　第二，消費的主導因素是收入，對利率、信貸等政策變量并不敏感，這導致了促消費政策抓手的缺乏，對沖政策難以迅速到達消費問題的“病灶”，短期效果有限。

　　第三，社零總額中，限額以上（基本對應中高端消費需求）恢復相對較快，汽車、家電等大件消費已經恢復正常水平，原因可能是繁榮的房地產銷售帶動的房地產下游產業鏈復蘇。但限額以下（對應低端消費需求）的終端消費行業受到疫情沖擊最大，又受制于政策抓手的缺乏，復蘇很慢，同時這些行業的就業人群多，收入的減少也產生了消費減少的惡性循環。換言之，是限額以下的低端收入被打擊，拖累了整體消費復蘇。

　　面對結構性問題，傳統的總量刺激政策效果有限，過度的刺激反而有可能造成局部領域過熱，卻并未對弱勢部門起到對沖作用。由此來看，面對收入和消費的結構性問題，就需要結構性的對沖政策來緩解。但結構性的對策，意味著一部分人享受政策利好，其他人享受不到政策利好，這衍生出了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公平和效率誰更重要？

　　在當前背景下，問題被具體化：要促進消費，尤其是促進低端消費，就要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縮小收入差距，這涉及到經濟發展中的公平問題；直接補貼中低收入群體，又存在不顧收入分配的市場規律、損失效率的嫌疑。

　　為什么現階段要更加強調公平？

　　到底是要公平還是要效率？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復蘇的現階段，公平更加重要。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

　　1、公平政策能夠抓住主要矛盾

　　首先要看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當前中國經濟復蘇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工業、大企業、投資等“顆粒度”較大的、對政策和利率敏感的部門復蘇較快，但居民、小企業、消費等更“細碎”和弱勢的部門復蘇較慢，且對傳統刺激政策“免疫”。想要經濟加速復蘇，唯有加強對中低收入居民、小微企業的補貼，短期內止住收入減少的趨勢，才能保住消費基本盤。

　　在這一方面，美國的做法給了我們借鑒。美國在面臨疫情沖擊時，很快就決定給老百姓直接發錢，通過收入補貼的方式支持居民和小企業。具體如下：

　　①現金支付，已婚夫婦最高2400美元，每個孩子最高500美元，總計發放5000億美元，每周600美元的失業救濟金，最多四個月；

　　②設立規模為3500億美元的小型企業基金，以緩解裁員和支持薪資的狀況；

　　③2400億美元的醫療救助；

　　④750億美元的醫院援助；

　　⑤200億美元用于退伍軍人的醫療保健援助；

　　⑥200億美元用于緊急公共交通救濟的援助；

　　⑦100億美元用于機場救助的援助；

　　⑧加強失業保險，這可能會在一個州給受益人的基礎上每周增加600美元。

　　這些政策客觀上加速了美國消費和零售業的恢復。在疫情最嚴重的4月份，美國零售業縮水了近20%，但很快零售業就恢復了正增長，7月份美國零售和食品服務銷售額同比達到3.83%，明顯高于中國社零同比。

　　2、公平政策減少額外的收入差距

　　疫情額外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高收入居民收入消費水平穩定的情況下，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正在下降。

　　首先，典型的高收入人群就業多分布在互聯網、IT、金融、媒體以及一部分制造業等領域，本身受到的疫情沖擊較小，收入并未出現明顯縮減，而中低收入群體所在的住宿餐飲、批發零售和居民服務等部門受到的疫情沖擊大，收入縮減明顯。

　　其次，在疫情沖擊下，高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甚至有可能增加，因為疫情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們原來的奢侈型、享受型消費行為，例如高端餐廳和娛樂場所消費、健身等，客觀上造成了收入的節約，同時房地產等金融資產價格也并未受到疫情的明顯影響，甚至還在上漲，使得投資這些資產的高收入群體財產收入增加。而低收入群體則陷入零售餐飲等行業困境，導致收入困境，進而減少消費，又反過來惡化行業困境的循環中。

　　由此看來，對低收入群體的補貼，也相當于用“非常”手段應對疫情這個“非常事件”，道理上是說得通的。

　　3、公平政策不等于效率損失

　　給低收入居民補貼，并不意味著在“公平和效率”兩者之間進行二選一，并不是說為公平而公平，當然也更不意味著基建投資和各類產業刺激政策不重要，而是考慮公平帶來的實際效果：現在講公平，能促進社會穩定，保障社會主體的穩定，讓疫情之后的經濟恢復更加順利，同時這種收入補貼也不會產生額外的后遺癥。

　　事實上，政府每年撥給貧困地區用于發展當地的所謂產業，卻最終因為企業經營效益差而浪費掉的錢可謂不計其數，何不將這些錢給到低收入群體，這樣至少還創造了實實在在的消費需求。

　　在“雙循環”的國家戰略框架下，直接補貼也是有效率的事情。美國政府給居民的收入補貼，事實上促進中國的外循環，因為這些收入補貼使得即使在疫情之下，美國居民依然保有了基本生活消費需求的增長，從而促進了中國的出口恢復。而給本國居民發錢，則是在擴大內需、促進國內大循環等方面貢獻力量。

　　公平政策如何促消費？

　　那么，公平政策如何促銷費呢？可考慮從以下三方面下功夫：

　　1、保持收入補貼力度

　　針對限額以下的終端消費、線下服務業的收縮，在防控疫情不放松的前提下，應該重點聚焦這些領域的持續支持。

　　財政政策方面，收入補貼政策有必要繼續推進，或者至少保持一定的力度底線。同樣重要的是，保市場主體的減稅降費等措施也有助于保住就業、增加用于消費的收入。

　　2、推動新型消費

　　近期國常會提到消費是經濟恢復薄弱環節，并提出了一攬子政策支持新型消費。推動新型消費，能夠有效促進消費可持續增長，熨平極端事件對消費習慣的沖擊，穩住消費基本盤。首先，技術使得消費供給更加公平化，讓更多的人享受到消費服務：新型消費結合了互聯網，增長迅速，覆蓋的消費和服務領域也在持續擴張，占總體消費的比重越來越高，重要性越來愈大，推動其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性加大。其次，新型消費深度應用信息、智能技術，消費者信息更加完全，消費質量更高，有助于長期的、可持續的消費升級。

　　鑒于消費將成為我國長期經濟增長的主導驅動因素，以及新型消費對于消費可持續增長的作用，新型消費的發展空間和緊迫性都比較大，因此未來相關鼓勵政策和監管標準的規范化將同步進行，在發展中同步完成對行業規制的制度建設。

　　3、放開大城市戶籍制度

　　從長期看，戶籍制度的逐步放開，有助于進一步挖掘潛在的消費潛力。

　　學術研究表明，在有戶籍制度制約的情況下，外來人口比城市常住人口的消費平均要低16%-20%。目前，全國外來人員（主要是農民工）在城鎮生活的人數有2.9億人。在外來人口市民化的過程中，會產生對住房、汽車、家電、醫療和教育等一系列耐用消費品和服務的需求，他們的消費平均可以增長16%-20%。

　　很多人在大城市就業、服務，貢獻了5年、10年的時間，卻仍然沒有獲得一個“市民”身份，這不論是從公平正義的角度，還是從促進消費的角度看，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500萬人以下的城市已經逐步放開了戶籍限制，未來在“十四五”時期，我們期待更多的城市，尤其是50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也能夠逐步放開戶籍限制，進而實現中國更大的消費紅利。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專注研究宏觀經濟、大類資產配置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