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梅新育

　　毫無疑問，作為戰后連續在任時間最長的日本首相，在其接近8年之久的第二次執政（2012年12月26日至今）期間，安倍晉三改變了日本最高領導層變動頻繁、窮于應付政爭、無暇顧及國家長遠大計的局面，在此基礎上以其“安倍經濟學”實現了以本幣計價的日本經濟較長時間增長，這是1990年泡沫經濟破滅以來20余年里日本少有的成就。但從全球背景上考察，安倍未能扭轉日本經濟在全球經濟中份額、地位持續顯著下降的趨勢；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如何自我定位才最符合日本的長期根本利益，從安倍到他之后的日本執政者，都面臨這一無可逃避的歷史性抉擇。

　　我總是記不住日本首相的名字，因為上午和下午經常不是同一個人——巴西時任總統盧拉2009年一句戲言，道破了最高領導層頻繁易人、首相任期大幅度縮短給日本造成的困境；而這種1980年代后期以來形成的現象，正是2012年12月26日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時不得不面對的首要挑戰。

　　筆者統計，從1987年11月6日竹下登就任首相至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晉三第二次就任首相，歷時25年，日本便更換了23任、17名首相，平均每人次任職不足一年半，任職最短的宇野宗佑（1989年6月3日至1989年8月10日任職）和羽田孜（1994年4月28日至1994年6月30日任職）任職都只有兩個月左右。自2006年9月小泉純一郎卸任以來，日本首相“短命”現象變本加厲，接連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鳩山由紀夫任職均不足一年便黯然去職，2010年6月28日就任的菅直人若非遇上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導致政爭暫時中止，多半也會任職不足一年就去職。日本國民一次又一次希望能得到一個穩定的政府，結果卻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在相當程度上，當時的日本事實上已經處于無領導狀態，猶如一個沒有大腦的人，一艘沒有船長的航船，其狀態比明神宗萬歷晚年多年不上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種局面下，全世界都對日本首相頻頻易人習以為常；而沒有一個穩定的領導核心，任何國家都絕無可能開辟新路。

　　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成功實現長期執政，安倍至少在這近8年里成功改變了日本的“無船長航船”狀態，使得日本得以擺脫頻繁的政府更迭而靜下心來開展一些必要的經濟社會建設。通過實施安倍經濟學，以本幣計價，日本實現了較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就業上升與股市上漲。雖然安倍經濟學實施至今，帶來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難以退出、財政健全化遙遙無期等負面后果，但解決了日本當時迫在眉睫的經濟問題，并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振作了日本國民的精神狀態。

　　盡管如此，安倍經濟學的上述政績是局限于日本國內與自己縱向比較而取得的，其經濟和人均收入增長也是以日元計價而實現的；若在全球背景上考察，以美元計價，我們可以看到，安倍未能扭轉日本經濟占全球份額不斷萎縮、人均GDP低于高收入國家群體平均水平的局面：

　　1995年，以美元現價計算的日本名義GDP達到53355.8億美元的最高峰，是年日本人均GDP為42536.17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實際GDP占全世界7.531%，[1]這是二戰以來、甚至很可能是工業革命以來日本經濟占全球份額的最高峰

　　2000年，日本實際GDP占全世界6.524%，人均GDP為37301美元，雖然低于1995年水平一成多，但比該年世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群體人均GDP（22129美元）高出六成以上。

　　2012年12月26日，安倍出任首相，這一年日本實際GDP占全世界4.581%，人均GDP為46720美元，仍比該年世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群體人均GDP（38182美元）高出兩成多。

　　2013年，日本實際GDP占全世界4.497%，以美元計價的人均GDP就暴跌17.5%，落到38551.51美元，低于該年世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群體人均GDP（39116美元）。以美元計價的人均GDP標準衡量，這個195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中公認的“經濟優等生”從這一年起全面滑落至“差生”行列，從此未能扭轉人均GDP低于世行定義高收入國家群體人均GDP局面。

　　2015年，日本實際GDP占全世界份額繼續下降到4.243%，該年日本人均GDP（32478.90美元）比2000年低13%，是安倍這近8年執政期間的最低點。

　　到2019年，日本實際GDP占全世界份額下降到3.796%，比2012年占比下降0.785個百分點；該年日本人均GDP（43044.98美元）雖然高于2015年，但仍比2000年低8%。2018年日本人均GDP為41550.89美元，仍然低于當年世行定義高收入國家群體人均GDP（44787美元）。

　　從產業、科技視角考察，在這幾年里，日本同樣未能扭轉地位相對下降的趨勢。有鑒于此，如果說安倍執政這近8年不失為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以來的“盛世”，它也更近似中國的“康乾盛世”，而非“文景之治”、“貞觀之治”。

　　一個國家能否長期持續發展，相當程度上取決于該國能否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正確自我定位；作為與日本一衣帶水的鄰邦，我們對日本對外政策的走向也尤為關心。在中國晚明時期，憑借人口增長、生產力進步和全面開發銀產量占全世界1/3的石見銀山，日本綜合國力全球排行一度攀上其在古代史上的頂峰：

　　人口在當時的世界上僅次于中國大明王朝和印度莫臥兒帝國，軍隊戰力強勁堪比一戰、二戰時期的德軍，財富充盈堪比今日之海合會諸國總和，……

　　如此資源，如能善加利用，日本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必然比現在要高出許多。然而，豐臣秀吉錯誤地選擇了與中國對抗之路，導致當時日本迅速從其國際地位顛覆跌落。今天，面對本國經濟全球地位下降的趨勢，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還看不到徹底扭轉的可能，要實現日本長期根本利益最大化，尤其需要日本執政者對本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的定位作出明智的抉擇。

　　[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

　　本文原發于新京報

　　(本文作者介紹：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