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機構專欄 聯合資信
主要觀點
8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因個人健康問題而辭任首相職務，在選出下一任首相前繼續由安倍履行首相職責。一石激起千層浪，安倍突然辭職為本就遭受疫情二次沖擊以及經濟增長陷入衰退的困頓局面增添了諸多不確定性，進而引發投資者恐慌情緒上升。辭職消息傳出后，日經225指數盤中直線跳水，跌幅一度擴大至2.5%；美元兌日元短線下挫60個基點，刷新日內新低106.11。而從長期看，繼任者能否穩定日本政局、安倍經濟學能否繼續推進以及日本修憲進程是否擱置等問題依舊懸而未決。
一、安倍的政治抱負與遺憾
安倍政府結束了日本“七年六相”的動蕩局面，內政上致力于改善二戰之后日本的政治地位，外交上加強與歐美同盟并改善鄰國關系
安倍晉三出生于政治世家，其外祖父岸信介與其外叔祖父佐藤榮作均出任過國家首相，而安倍也曾于2006年成為二戰后最為年輕的日本首相。但僅執政一年，安倍就因自身健康問題而選擇辭任首相職務。安倍卸任后，日本政局進入動蕩時期，經歷了“七年六相”的混亂局面，使很多經濟和政治政策無法持續推進，對日本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均造成一定阻礙。直到2012年，安倍重新掌印才使日本政局回歸穩定。截至8月24日，安倍在任時間達到2799天，超過其外叔祖父（2798天）成為日本歷史上在任最久的首相。安倍的首相任期原本于2021年9月結束，在并未培養出接班人的前提下，安倍提前一年辭職，可能會加劇日本政壇的黨派權力斗爭。
安倍在內政外交上均取得一定成績，但也伴隨著一些遺憾。在內政方面，安倍政府具有一定鷹派色彩。一是重獲政壇絕對控制權。安倍所在政黨自民黨和聯合執政黨公明黨的議會席位超過半數，結束了日本政壇自1989年以來的“扭曲國會”現象，即終結了日本執政黨在眾議院過半數，在野黨在參議院過半數，而形成的國會眾參兩院對峙的局面。二是改變二戰后的日本軍事地位。2013年12月，安倍政府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案》，為日本情報合作以及解禁自衛隊做鋪墊；2014年7月，安倍政府正式通過修改憲法解釋決議，解除日本在行使集體自衛權上的限制，安倍政府在日本軍事松綁上取得一定進展。三是通過修訂憲法而使日本“正常國家化”。安倍政府加速修憲進程主要是因為經濟長期低迷加劇了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和政治不穩定，導致保守勢力地位上升并企圖通過修憲為“正常國家化“掃清障礙。但鑒于歷史原因以及民意相左，修憲難以推進，因此修憲進展有限成為安倍最大的政治遺憾。
在外交方面，安倍政府希望日本實現大國外交，也就是“地球儀”外交。一是改善與周邊領國政治關系。2018年10月25日，安倍作為日本首相時隔7年后首度訪華，中日雙方達成12點共識并簽署了52份合作協議，雙方同意加強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開展第三方合作；在新冠疫情暴發后，日本及時向中國提供物資，而中國也在日本陷入危機時伸出援手，中日之間的政治關系得到明顯改善。二是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系。安倍政府繼續加強與美國之間的經貿合作，以獲得美國支持其“亞洲霸權”地位，2020年《日美貿易協議》正式生效，顯示出安倍政府希望進一步擴大自由貿易區的想法。三是增加日本的國際影響力。安倍政府還落實了《日歐貿易協定》以及新版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顯示出安倍在對外關系以及對外貿易上的野心與抱負。但是，安倍在外交層面也存在一定遺憾，一是日俄領土爭端問題。日本要求俄方歸還“北方群島”（俄羅斯稱“南千島群島”），日本強調只有在俄羅斯讓步的基礎上才能簽署和平條約，但日俄領土問題一直沒有任何進展。二是日韓關系因貿易爭端陷入低谷。2019年7月，日本宣布對出口韓國的三種半導體原材料加強管控，并將韓國移出出口“白色清單”。隨后，日韓之間開啟貿易戰，不僅兩國政治關系陷入二戰后以來的低谷，同時經濟與貿易上也陷入了一損俱損的局面。
二、安倍經濟學的“是與非”
安倍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提振消費和改善就業，但難以真正根治日本人口老齡化、經濟腹地狹小等深層次結構性問題
安倍晉三于2012年末出任日本第96代首相，在經濟舉措上隆重推出安倍經濟學， 通過“三箭齊發”讓日本經濟擺脫“通縮心態”并重回經濟增長態勢。第一支箭實施以量化寬松為主的金融政策，日本央行將通脹目標設為2%，并推出無限期地資產購買計劃，以抬高通脹預期并大量釋放流動性。為促進物價水平平穩回升，安倍政府先后推出“開放式資產購買計劃”和國債“收益率曲線控制”政策，向市場大量釋放流動性。第二支箭實施以擴大公共支出為主的財政政策，政府2013年財政預算高達92.6萬億日元，創歷史以來最大預算規模。第三支箭實施以振興民間投資為主的經濟增長政策，將民間投資規模由63萬億日元上升至70萬億日元，并著手營造可與倫敦、紐約匹敵的“國家戰略特區”，創建吸引全球技術、人才、投資的國際商務都市。
從以上政策不難看出，安倍政府制定了宏偉的經濟藍圖，一是通過釋放流動性帶動日元貶值，從而在國際貿易上促進出口有力反彈，增強貿易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二是提高居民的通脹預期以及居民收入水平，進而刺激居民的消費支出，增強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三是在政府鼓勵民間投資以及居民消費向好的基礎上，激發企業的投資熱情，增強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在貿易、消費和投資三駕馬車共同推動下，日本經濟產生正反饋效應，經濟向好帶動資本市場水漲船高，資產價格抬升帶來的財富效應進一步刺激投資和消費，使日本經濟進入良性循環。2013-2019年日本平均CPI增幅上升至0.8%，平均失業率下降至3.1%，說明安倍任期就業市場壓力得到一定緩解，物價水平扭轉通貨緊縮頹勢而轉為略為略有通脹，安倍經濟學產生一定積極作用。
但是，2013-2019年日本平均GDP增速僅為1.04%，其中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19年經濟增速均小于0.7%，主要是因為日本經濟存在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一是日本人口老齡化嚴重，造成國內市場需求端疲軟。負利率或超寬松的貨幣政策并沒有對經濟增長產生提振作用，相反使得經濟陷入“流動性陷阱”，安倍經濟學并未實現創造財富效應的良性循環。二是日本消費市場狹小，經濟受海外市場影響顯著。由于貿易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較為重要，但全球貿易摩擦升級使得日本貿易盈余大幅削減。2019年日本貿易盈余進一步下降至45.8億美元，連續兩年低于50億美元，日元貶值促進出口的計劃受到制約。
圖1 2000~2019年日本經濟表現
數據來源：IMF，聯合資信整理
安倍政府在疫情防控上可圈可點，但外向型經濟模式和供應鏈斷裂使日本經濟復蘇陷于被動，新冠疫情暴發抹去了安倍任期的經濟增幅
安倍政府在新冠疫情暴發后采取了積極有效的防控舉措，首先將公共衛生防御升級至全國緊急狀態，加強了居民間的社交隔離；然后為防止疫情帶來的經濟衰退，安倍政府進一步加碼財政政策，通過了總規模達108萬億日元（約合 9，902億美元）的緊急經濟救助計劃，以輔助企業生存和保障居民收入，該救助計劃規模相當于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的20%左右，也是日本迄今最大規模的經濟對策。在政府強有力的防控舉措下，日本疫情得到顯著控制，但當前日本乃至全球疫情都出現了二次反彈跡象，考驗政府的后續應對能力。
雖然安倍政府在疫情防控上可圈可點，但由于各國政府均采取限制國際人員和物品流動的隔離舉措，導致海外需求萎縮以及產業鏈、供應鏈斷裂，給外向型的日本經濟帶來巨大沖擊。2020年一季度，日本凈出口下降至19.51億美元，同比大幅下滑近50%；二季度，日本季調后的GDP增速環比折年率大幅下降至-26.40%，徹底抹去安倍上臺以來的經濟增幅。因此，后續政府如何激發經濟活力和帶動經濟復蘇對日本的未來具有重要意義。
三、后安倍時代的政治與經濟展望
安倍繼任者花落誰家并不明朗，未來政策的可持續性存疑，接任者面臨黨內派系斗爭、修憲進程是否推進以及處理大國地緣政治關系等難題
安倍的繼任者問題事關重大。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將在9月17日舉行黨內選舉，鑒于當前自民黨占據國會多數議席，屆時選舉出的新黨首將成為安倍的接任者，目前自民黨政調會長岸田文雄、干事長石破茂及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等為繼任者的有力人選。根據日本共同社8月30日的全國緊急電話輿論調查顯示，關于下任首相的合適人選，34.3%的受訪者認為是石破茂，占比位居第一；其后為菅義偉（14.3%）以及防衛相河野太郎（13.6%）。根據日媒報道，安倍最期待由岸田文雄接班，但民調結果顯示石破茂呼聲最高，而近期輔佐首相的重要功臣官菅義偉的呼聲逐漸增高，因此安倍的接任者花落誰家并不明朗。具體來看，安倍本人以及其所屬黨派比較明確要極力推薦岸田文雄，如果岸田文雄上臺或將繼續執行安倍的既定路線，使得安倍經濟學以及政治理念得以延續，有助于維護政策的可持續性。而石破茂是安倍長期以來的競爭對手，石破茂曾多次對安倍的修憲主張、經濟政策和森友、加計學園丑聞展開攻擊。目前石破茂的民調位居第一，如果石破茂上臺將會對后安倍時代的政策方向產生一定變化。
后安倍時代的日本政壇面臨諸多考驗：一是自民黨內安倍及其所在派閥長期“獨大”的局面可能發生變化，自民黨內可能出現較大洗牌和重組。原本穩定執政的局面可能發生變化，日本政局進入動蕩期。二是日本修憲進程是否繼續推進存疑。日本戰后的和平憲法是二戰后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起草的，目的是禁止日本重新武裝，防止日本再次成為美國的威脅，當然也防止日本成為鄰國的威脅。日本修憲導致民眾抗議以及大國關系惡化，因此是否繼續推進是擺在繼任者面前的一道難題。三是日本的“地球儀外交”難以真正落實。安倍一直寄厚望的對俄、對朝外交均未取得突破；日韓關系則因慰安婦、勞工、貿易禁令等問題長期低迷；而特朗普政府的陰晴不定也加劇了后安倍時代的施政難度；雖然中日關系通過合作抗疫而得到明顯改善，但日本修憲問題始終是中國的政治底線，未來政治走向依舊存在一定不確定性。
安倍辭任加劇投資者的恐慌情緒，后安倍時代經濟面臨流動性陷阱、政府債務居高不下以及全球產業鏈斷裂的挑戰
安倍突然辭任的消息加劇了投資者的恐慌情緒，全球投資者對日本之后的政局穩定性、政策連續性以及疫情防控和經濟復蘇能力產生一定質疑。資本市場開啟拋售日本資產模式。股票市場上，8月28日，投資者擔心安倍經濟學的超寬松政策可能發生變化，導致日經225指數直線跳水，跌幅一度擴大至2.5%；外匯市場上，美元兌日元短線下挫60個基點，刷新日內新低106.11。日本資本市場進入短期振蕩期，但是在全球投資者對疫情緩解和國際貿易重啟前景繼續感到樂觀的狀況下，風險偏好情緒的回暖將會在此后重新推動美元兌日元走強。
后安倍時代的經濟面臨嚴峻考驗，新冠疫情后如何幫助經濟復蘇使繼任政府面臨三大難題。第一個難題是貨幣寬松與流動性陷阱，日本央行長期保持負利率和零利率的貨幣政策不變，通過向市場注入充足資金的方式防止企業破產激增，以及避免削弱經濟的長期增長動力。但負利率政策導致“流動性陷阱”，負利率或超寬松的貨幣政策并沒有對經濟增長產生提振作用，貨幣政策效用空間有限。
第二個難題是日本政府債務長期居高不下，救市寬松政策進一步加重政府的債務負擔。2013-2019年，日本政府債務相當于GDP的平均比重高達235.5%；2019年日本政府債務水平已高達237.5%，財政赤字率也高達2.8%，高企不下的政府債務負擔使得央行負利率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及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難以為繼。受新冠疫情沖擊，預計日本的政府債務狀況會進一步惡化，根據IMF預測，日本2020年財政赤字水平將擴大7.1%，政府債務負擔也將增長至約252%，因此刺激經濟與控制政府債務之間的平衡也是日本政府的難題。
圖2 2010~2020年日本政府債務情況
數據來源：IMF，聯合資信整理
第三個難題是日本面臨全球產業鏈斷裂問題。由于日本國內市場狹小，多年來通過國際直接投資來優化全球資源配置，2019年日本FDI流出規模達到2，266.5億美元，連續兩年成為全球最大的FDI流出國。在新冠疫情蔓延以及逆全球化的背景下，暴露出產業鏈全球布局的不足。比如，新冠疫情暴發初期，口罩等戰略物資稀缺，但由于生產廠家多在東亞或東南亞地區，在人員和物品流動受阻的情況下，容易出現重要物資供應鏈斷裂的問題，直接對本國的商品供求市場產生沖擊。因此，新冠疫情加速了日本核心產業回歸或轉移的計劃，但產業轉移涉及大國間政治關系、東道國基礎設施要求以及企業適應新環境等諸多問題，因此也是繼任政府的一個難題。
圖3 2019年全球主要FDI流出國家
數據來源：UN-CTAD，聯合資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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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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