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吳曉波

　　1980年代的美國，是一個患上了三重焦慮癥的“巨人”。

　　國內經濟因制造業產能的過剩和成本陡增彷徨而找不到出路；在國際上，“日本虎”迅猛崛起，幾乎快咬到美國的尾巴了，大有取而代之的氣勢；而與蘇聯的長期“冷戰”，消耗了大量國力，卻似乎看不到勝利的曙光。

　　這個時候，需要有人從歷史規律中幫助美國人找到勇氣。而這個任務，在1988年由一個出生在英格蘭的學者完成了。

　　他有一個很容易讓人產生誤解的名字：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其實，他與著名的肯尼迪家族只在血緣上有非常遙遠的關系。

　　他出版的書名是：《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

　　保羅·肯尼迪，1945年出生于一個英國造船工人的家庭，這讓他對海洋和海軍有天生的興趣。牛津大學博士畢業后，他專注于海軍史的研究，31歲出版了《英國海上主導權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1983年，他定居美國，在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

　　肯尼迪后來回憶說，原本只想寫一本薄薄的小冊子，但是很快發現，幾乎沒有歷史學家涉足這個領域，沒人把軍事史、經濟史、國際關系史糅合在一起，提供一幅詳實的大圖景。他的創作雄心因此被激發了出來，事后證明，這是他在當年做出的最正確的決定。

　　關于什么是“大國”，英國學者懷特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定義，那就是：

擁有超過全部競爭對手之和的力量的國家，無論遇到對手怎樣組合發起進攻，都能從容不迫地策劃戰爭的國家。

　　這里所謂的戰爭，應該包括軍事的和經濟的。

　　史學界有一個共識，在上古、中古和中世紀，世界上只有區域性大國，即便中國的漢唐明清、羅馬、奧斯曼等等，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大國。后者的出現是大航海及工業革命的產物。因此，保羅·肯尼迪的敘述起點便是公元1500年。

　　肯尼迪通過500年的歷史研究，得出一個結論：大國的興衰不是突變，而是一個漸變的長期過程，其最核心的規律有三條：

　　◎ 大國的興衰是相對而言的，取決于當時環境里和其他國家實力升降的比較。

　　◎ 興衰的主要和最終決定因素，是國家的經濟基礎和軍事力量。

　　◎ 不斷擴展戰略承諾導致軍費攀升，最終使國家經濟基礎負擔過重，是一個大國走向長期衰落的開始。

　　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肯尼迪的大國觀察，聚焦點正是他剛剛定居的美國。

　　他回憶說，新書出版后的那年暑期的某一天，他拿起報紙，看到有一篇報道這樣寫道：

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將開始亞洲六國之行，以此反駁保羅·肯尼迪提出的美國正在衰落的觀點。

　　他差點從椅子上跌落下來。

　　在后來的兩年里，美國國會數次舉行專題聽證會，召肯尼迪作證陳述。

　　這一切的發生，都因為這位英國籍教授用“歷史之槌”擊中了當時美國的痛點。

　　戰后的全球格局出現了“兩極世界”，美國與蘇聯的對峙構成了所有國際關系的前提。肯尼迪認為，當今美國正面臨兩大考驗：一是國力與軍事支出之間的均衡性，二是產業格局技術變化所帶來的挑戰。

　　在比較了17世紀初的西班牙帝國和20世紀初的大不列顛帝國之后，肯尼迪對美國提出了一個警告：同以往大國的興衰史十分相像，美國也正面臨著可稱為“帝國戰線過長”的危險。

　　《大國的興衰》讓彌漫在美國的焦慮情緒進一步加劇，這位新移民教授當然不是最了解美國的知識分子。在批評的激烈程度上，他不如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戰略思考深度上，他不如茲比格涅夫·卡濟米爾茲·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策略提供上，他更無法與亨利·阿爾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比肩。但是，500年的大歷史觀則讓他的聲音更加有力。

　　日后的事實是，美國以消耗戰、甚至虛構的“星球大戰”計劃的方式終于拖垮了體制僵化的蘇聯，而硅谷的意外出現，替代底特律和芝加哥成為了新的經濟增長極。

　　這一切都不在保羅·肯尼迪的預測之中。甚至，他仔細計算了美國的鋼鐵產能和貿易逆差，但是全書自始至終沒有出現“硅谷”這個地方。也就是說，肯尼迪準確地指出了病灶，卻沒有提供與未來有關的藥方。

　　《大國的興衰》這本書2006年在中國再版，2007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種種數據顯示，超過日本也將指日可待。保羅·肯尼迪作品的引入，讓中國讀者產生了好奇的代入感，時政評論員許知遠在為引進版做的序言中說：“這本書的名字給我帶來的思考比它的內容更多。”

　　事實上，《大國的興衰》的敘述正是從歷史上中國的衰落開始的，全書第一章的第一節便是“明代中國”，它成為了西方興起的背景。1492年，明朝宣布閉關鎖國，而哥倫布在這一年發現了新大陸，保羅·肯尼迪惋惜地寫道：鄭和的大戰船被擱置朽爛，盡管有種種機會向海外召喚，但中國還是決定轉過身去背對世界。

　　不過，當肯尼迪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創作此書的時候，還是敏感地發現了這個東方國家正在發生的變化。他在最后一章“面對21世紀”中，以“平衡發展的中國”為題，專辟一節討論了當代中國。

　　他寫道：

中國既是大國中最窮的，同時可能也是戰略地位最差的。但是，縱然中國遭受著某種長期困難，它的現領導看來正在推行一種大戰略。這個大戰略在連續性和向前看方面，比莫斯科、華盛頓或東京的戰略都強，更不用說西歐的了。

　　肯尼迪因此預言，如果經濟發展能持續下去，那么，這個國家將在幾十年內發生巨變。

　　2006年的中國讀者讀到保羅·肯尼迪在20年前的這段文字，當然會感慨萬千。《大國的興衰》一度成為中國知識界的熱門圖書，在公務員和財經媒體界更是幾乎人手一本。

　　保羅·肯尼迪是一個現實主義的“經濟決定論”者，2018年，在一次接受中國記者的采訪時，他仍然堅持認為大國興衰的主旨取決于經濟：在國際事務中，包括金融和技術實力在內的經濟力量更加持久、更加重要，甚至超越對文化的理解與誤解。

　　對于中國，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500年甚至更長時間以來，西方沒能理解中國，也沒有對中國的未來作出準確的預測。時至今日，我們所能夠做的，也不比前人好到哪里去。”

　　自1988年之后，一戰成名的肯尼迪再沒有寫出過轟動性的大作品。暴得大名的他也陷入過莫名的焦慮，他的妻子回憶說，有好幾年，他經常會深夜夢游，一個人爬到家具上自言自語。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本專欄為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