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程實、王宇哲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在疫情時代，全球貨物貿易的起落固然引人矚目，但實際上服務貿易亦已開啟了雙維分化的歷史性演進。一方面，由于人員流動停滯、信息流動加速，“跨境交付”、“商業存在”的發展料將領先其他貿易模式。另一方面，由于疫情下高附加值服務的跨境貿易更為穩健，因此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的增長料將長趨勢地快于勞動密集型。在這一變局之中，中國經濟“雙循環”的構建正在為服務貿易提供“雙向生長”的變革機遇。其一，傳統服務貿易向內生長，激活國內經濟循環的需求動力，其二，新興服務貿易向外生長，在主動參與全球價值鏈重塑的同時，夯實國內、國際兩大循環的紐帶。在這一漸次推進的變革中，消費需求內化與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海南自貿港等改革的共振，數字經濟服務的深度化“走出去”，以及金融服務的本地化“引進來”，都有望創造長期的結構性機遇。

資料來源：我們的繪制

　　走進疫情時代，全球服務貿易雙維分化。基于兩方面因素，全球服務貿易將因新冠疫情而走向歷史性變局。從時間來看，當前全球疫情發酵仍未減速，美國每日新增病例再度高漲，疫情時代將大概率長期延續，對服務貿易的重壓亦將由短及長、由量及質。從力度來看，不同于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對需求沖擊和金融供給的敏感性較弱[1]，但是對防疫政策的敏感性更強，因此其受到疫情危機的沖擊要遠高于傳統的經濟金融危機。由此進一步推演，在本次歷史性變局之中，至少有兩個維度的分化料將成為大勢所趨。

　　橫向的業態維度：人員流動停滯，信息流動加快。在疫情時代，雖然隨著經濟重啟，各國境內“社交隔離”有望逐步放松，但是出于防疫考慮，跨境的人員流動預計仍將受到持續限制。根據Flightradar24的統計數據，雖然6月歐美經濟重啟，但是當月全球出港商務航班量依然同比下滑約62%。另一方面，人員流動的停滯迫使遠程辦公、在線教育、網上娛樂等信息驅動的服務加速發展，一系列相關APP的客戶規模實現爆發式增長。根據GATS標準，全球服務貿易可以分為四大模式：1）跨境交付；2）境外消費；3）商業存在；4）自然人流動。由于人員流動和信息流動的此消彼長，未來模式2和模式4的空間料將受到持續而顯著的擠壓。被擠出的空間有望在新的業態之下，為模式1與模式3所填補，進而加速后兩者的增長。例如，通過更多地設立境外分支機構（模式3），配合跨境遠程辦公（模式1），進而取代跨境人員的商務服務（模式4）。

　　縱向的價值鏈維度：低附加值服務脆弱，高附加值服務穩健。從學理來看，疫情本質上是對服務貿易施加了額外的交易成本，包括時間成本、檢疫成本、感染風險等。交易成本的大幅上升不僅削弱了消費者的購買意愿，也變相增加了本地服務商的競爭力。在疫情時代，貨物流動較人員流動更為便利，因此本地服務商更易于通過升級硬件，實現進口服務的本地化替代。由此，在一項服務貿易的總價值中，由專業化服務創造的附加值占比越高，借助硬件（資源、設備等）創造的附加值占比越少，該項服務就越難被本地競爭者所替代，在疫情時代的貿易關系就越穩健。根據WTO的測算數據（詳見附圖），我們將全球服務貿易分為兩大組別：1）高附加值組，服務附加值占比高于行業均值，主要覆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信息通訊、金融保險、公共文教健康服務等；2）低附加值組，服務附加值占比低于行業均值，主要為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包括建筑、交通倉儲、住宿餐飲等。我們認為，在疫情時代，高附加值組的修復及增長速度將長趨勢地高于低附加值組。

　　對接“雙循環”，中國服務貿易雙向生長。在疫情時代的新世界，中國服務貿易正在同步迎來風險與機遇。一方面，一季度數據顯示，因受疫情拖累，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額雙雙下降，遭遇沉重的被動收縮壓力。另一方面，正如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近期所指出，“一個以國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互促的雙循環發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這一“雙循環”格局料將為中國服務貿易提供主動調整結構的戰略契機。通過對接“雙循環”，從被動轉向主動，從風險轉向機遇，中國服務貿易有望開啟“雙向生長”的新變革。

　　第一，傳統服務貿易“向內生長”。根據中國服務貿易的結構特征，我們將其劃分為傳統與新興兩大領域。其中，傳統服務貿易主要包括建筑、運輸、旅游等項目，具有依賴人員流動、勞動密集型的特點。根據上文分析，傳統服務貿易領域將是疫情長期沖擊的主要短板。由此，傳統服務貿易未來需要積極融入中國經濟的內部循環。其一，建筑服務供給內流。據WTO測算，2005年以來，中國建筑服務出口持續提速，規模增速已經數倍于全球其他經濟體。在疫情影響之下，建筑服務“走出去”難度加大，因此料將部分回流國內。從短期來看，國際一流的建筑服務供給能夠有力支撐中國新一輪基礎建設的高質量擴張。從長期來看，這也是“干中學”的過程，有望加快服務出口商在新基建領域的技術和經驗積累，從而為主導疫情時代全球產業數字化的基建浪潮而蓄力。其二，旅游服務需求內化。近年來，中國居民向境外尋求高質量的旅游消費體驗，已成為服務貿易逆差的最大貢獻項。在疫情時代，這一需求正在向國內旅游市場逐步轉化，并有望與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海南自貿港等改革形成共振，帶動上下游領域的消費升級。從2020年五一、端午假期出游的數據來看，雖然旅游市場在規模上尚未完全修復，但是在質量上的升級趨勢明顯，定制游、文旅結合、高星賓館、小眾化市場等熱點不斷興起，邊際消費傾向更高的90后也已崛起為消費主力。這一進程的深化，在降低服務貿易逆差的同時，也將為中國經濟的內部循環注入新動力。據我們測算，以2019年數據為基準，若旅游服務的逆差能夠轉化為內需，則有望每年多貢獻約1.15萬億產值，直接創造約490萬個就業崗位。

　　第二，新興服務貿易“向外生長”。與傳統領域不同，中國的新興服務貿易主要包括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知識產權使用費、金融保險服務等項目，具有依賴信息流動、知識密集型的特點。利用疫情時代的發展契機，中國的新興服務貿易有望積極向外，進一步提升在全球經濟金融循環中的作用和地位。其一，數字經濟服務的深度化“走出去”。在疫情沖擊下，全球對新一代信息服務的需求迅速增長，同時全球供應鏈的數字化改造已經啟動[3]。基于這一歷史性機遇，中國數字經濟的新一輪“走出去”有望向深度突破，不再僅糾結于流量的爭奪，而是從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生產效率、促進供需雙向繁榮的角度為海外客戶創造價值。其二，金融服務的本地化“引進來”。在疫情時代，中國經濟金融的韌性優勢料將加速中國金融市場開放。但由于模式4的流動受阻，因此模式3將得到更廣泛的應用。即國際金融機構將加快設立中國境內的分支機構，并更加倚重本土化的員工隊伍，串聯起國際資本和金融服務的跨境流動。

　　值得強調的是，新興服務貿易的“向外生長”，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更將鞏固國際國內雙循環之間的紐帶。借助于數字經濟服務“走出去”，中國經濟將更加主動地參與疫情時代全球價值鏈的重塑進程，更廣泛地提供中國技術、標準與經驗，從而對沖逆全球化浪潮下的脫鉤風險。借助于金融服務“引進來”，中國經濟將在全球FDI疲弱的逆境之下，對外穩定國際資本的流入增量，對內加速金融體系的改革升級，從而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參考文獻

　　[1] Ariu A． Crisis-proof services： Why trade in services did not suffer during the 2008–2009 collaps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98： 138-149．

　　[2] World Trade Report 2019 [R]． WTO． November， 2019．

　　[3] Christine Zhenwei Qiang， Yan Liu， Monica Paganini， Victor Steenberg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wake of COVID-19 [R]． The World Bank． May， 2020．

資料來源：World Trade Report 2019，WTO以及我們的整理

資料來源：Wind以及我們的整理

　　(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