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周其仁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主要來自于一些重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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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啟經濟的一個重點是重啟“來來往往”、重啟“互聯互通”
最突出的兩個事件,一個是美國政府發起的中美貿易戰,第二個是新冠病毒向全球蔓延,給全世界人類帶來的公共衛生危機。
這兩個重大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機制各不相同,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當人類的來來往往、互聯互通、全球化,已經達到了有史以來一個非常高的水平的時候,當中國和世界各國人民高度依賴來來往往時,發生了一個突發的沖擊。一個是通過強加的高關稅,讓各國的產能帶來的貿易流量大幅度下降。一個是病毒的危害導致人群的大規模隔離,國和國、城市和城市、地區和地區的正常來往受到阻礙。
這兩個事件,其實從反面教育我們,來來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一旦受到挫折,會帶來經濟流量的難以想象的下降,會對經濟增長、普通人的生活帶來非常巨大的沖擊。因此,我們在應對這場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危機的時候,應該高度重視,在重啟經濟過程中,把一個重點放在重啟“來來往往”,重啟“互聯互通”。因為“互聯互通”對經濟的增長有決定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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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往往”實現財富的生產,實現真金白銀的收入
如今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企業,任何一個家庭,不可能關起門來實現財富的生產,實現真金白銀的收入。任何財富的生產活動都要和他人來往,和其他地區、其他國家來往。
可以說當代的財富是在來來往往當中生產的。在來來往往的過程當中的一個節點上,通過這些節點不斷向外部輻射,然后構成了一種連接。
今天財富和經濟的生產過程,和古代、和早期人類方式有很大的差異。早期一個地方的大多數活動只是在一個狹小特定的范圍之內完成。比如一個村莊的農業活動,財富和經濟增長都是在本村莊之內完成的,只有極少數一部分力量去趕個集、買賣東西。但是從近代工業革命以來,尤其是高速現代化以來,來來往往的水平越來越高。這個道理在于,在來來往往當中,分工才能達到更高的水平;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的企業,才能擇專而精,選擇生產它最有效率的東西,然后用所生產的東西,去和其他各方去交換生產資料。
這就是來來往往的經濟,這也是我們所有的經濟政策、經濟行為當中要高度重視來來往往的根源。
我們一個地方的政府當然要為本地人民服務。但是我們仔細觀察各個地方的人民,要提高收入,要從事精神文明生產和物質文明生產,就一定要和其他地區來往。
所以今天任何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政府,不僅是為人民、為因為疫情封起來的人民的物質增長和精神需求服務,而且也要為本國人民和其他國家人民的來往服務,要確保互聯互通,確保來來往往,不斷提高來來往往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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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往往”要打大算盤,主動向更遠地方開放,提供更多的服務
當然,在來來往往當中都是要打算盤,個人和個人,家庭和家庭,企業和企業,地方和地方,都要打算盤。算盤打得最好的是打大算盤。
什么是大算盤呢?從經驗上來看,就是主動給其他地區,其他的人們提供服務,提供得越多,算盤打得越大,收入水平就越高。
從長三角的調查來看,洋家樂如果只對德清本地區人們開放,只對湖州人民開放,絕對不可能一個晚上收入達到5000塊錢。只有面向上海、杭州、香港,或是更遠地方的人們開放,才會有這么高的收入水平,這就是大算盤。
2019年,上海的金融交易總額達到了1933萬億,我們一年的GDP是100萬億,而上海一年的金融成交量就有1933萬億。這肯定不只是給上海人、上海企業提供的金融服務,上海人、上海企業也絕對沒有這么大的胃口。反過來,更重要的是,這1933萬億的金融交易總額,不僅僅是上海人民、上海企業的儲蓄,這個資金來源于全國各地、方方面面,部分來自于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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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來來往往”的層次、頻率、多樣性,成為網絡節點當中的出類拔萃者
如果我們沿著這個思路來看,什么叫一個網絡當中的重要節點?它就是給別人提供的服務多。中心城市也罷,核心城市也罷,增長極也罷,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給別人提供的東西多。
我過去講過很多次,紐約人口才多少?紐約的地盤才多大?曼哈頓城只是60平方公里,可是我們最大的企業——阿里,要跑到紐約去上市。因為紐約能給出那么大的資金量,當然這個資金量不是紐約人的儲蓄,是吸收了全球的資金。這個經濟規律就是,你越給別人東西多,資源就越往這個地方匯集。
現在沒有一個地方不提招商引資,但是你要想好,招來干什么?招商引資不是招來了關起門來為自己服務,而是提供最好的條件,讓企業可以為更廣大的地區、更廣大的市場來提供服務,最好是為全球服務。一個地區的產品服務能夠提供給更廣大的客戶,更廣闊的市場,你這個地區就越發達,越可能成為網絡節點當中的出類拔萃者。
過去我們有很多規劃上的用語:城市圈、城市帶、一體化,比如我們的長三角一體化。我也想過很久,“長三角一體化”這些詞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絕不是說,要把長三角這幾個省、市的人搬到一起住,也不是要構造另一個城市圈,另外一個層級、經濟圈,經濟帶,根本就在于增加城市之間的來來往往的層次,增加來來往往的頻率,增加來來往往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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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政策、經濟觀念、經濟行為當中,減少“來來往往”的障礙和摩擦
從村莊、集市、城鎮,再到中心城市,不是由它的行政級別來決定的,而是由它集聚的能量和給其他人提供的服務決定的。你的產品輻射得越遠,你的影響力就越大。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城市,不是人口最多的城市,不是占地面積最廣的城市,而是提供的服務、提供的產品最多的城市。其他人得到的服務越多,享受你的產品的范圍越寬越好,這就是大算盤。大算盤會在我們應對前所未有的危機的過程中發揮巨大的作用。
我們往往誤以為來來往往,司空見慣,沒有多大意義。有時候我們看著街上也很難理解,怎么需要這么多車?我這兩天在賓館看窗底下,看這一條河上有多少個橋?為什么需要這么多橋?因為現在社會生活高度分工和協作,需要很高投資的基礎設施,才能提供這樣的來來往往。更重要的是在我們的經濟政策、經濟觀念、經濟行為當中,減少對來來往往的障礙和摩擦。摩擦系數越高,很多運動就會停止,摩擦系數降低,很多運動就會活躍,經濟就會活躍。
應對疫情的過程中,“長三角一體化”開始發揮重要的作用。這幾個月在我不同的地方做調查,深有體會。到一個省市去,要省碼,到地區去,要地區碼,到另一個地區又要另外一個地區的碼。但是你看上海到杭州,就一個碼。不要小看這個便利性,長三角一體化帶來的便利性,會大大刺激經濟來往的需求。來來往往當中,思想會激發思想,新的創新會激發新的創新。
這個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不是靠資源投入,而是靠效率,靠專業化,它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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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來來往往”的實質是市場本位的全球化
當然,僅僅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來來往往,高水平的來來往往,做得不夠,還要有更大的發展。現在特朗普政府這么一折騰,我們國內國際都對全球化都覺得打上了一個很重的陰影,全球化還能不能繼續,還能不能重啟到過去全球化達到的水平,還能不能超過這個水平?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我的觀點是,全球化從來都是兩個層次:一個是國別之間的全球化;一個是市場本位的全球化。
去年5月我訪問華為,華為給我的信息非常清晰,是美國政府的少數人在遏制華為,不是美國在遏制華為,尤其不是美國的企業和產業界在遏制華為。你是他的大客戶,他為什么要遏制你?它的芯片賣給你,它才能賺錢。遏制華為,是政府少部分人為了追求政治利益、短期的選戰利益,或是意識形態的考慮,國家戰略的考慮,才設置障礙。
美國的產業界和企業界不是這么想問題的。去年5月他們給的信號是,華為供貨商的律師和華為的律師一起來研究怎么越過美國商業部設置的障礙,他們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怎么會心甘情愿地聽憑你關稅漲到讓生意中斷呢?中國的企業也是一樣的,不會因為美國總統宣布漲了25%的稅,或者漲了75%的稅,那我就老老實實給你交,或者就干脆不做這個生意了。
浙江臺州一家公司,我從2005年追蹤觀察到現在。它是做塑料產品的,給世界最大的快餐公司提供塑料制品:刀叉和吸管。長期的商業經驗證明,吸管從中國生產,再運到美國去很不劃算,所以他們在賓夕法尼亞州設了一個廠,招了65個美國工人,副州長就來出席開幕儀式。
不光是福耀玻璃去了美國,從商業角度看,很多中國企業也可以去美國開工廠。你開了工廠,有些利益就一致了,你的就業就在當地了,但是技術、產品、品牌,在中國企業這兒。
我這次來,又打電話問了一下這家公司,他們去年11月份在墨西哥又開了個廠。美國對中國的產品收高關稅,但你美墨之間是有低關稅協定的。中國公司可以到墨西哥邊境去生產,然后進到美國市場。他們在印度尼西亞也設了一個廠,因為快餐配套產品全世界都需要。
美國有那么多跨國公司,中國為什么不可以有相應多的跨國公司?中國公司只適合在中國作戰嗎?中國公司不適合在全球布局嗎?我們除了為中國人民、中國客戶服務,不可以拿我們的好產品和服務為全球消費者、為全球客戶服務嗎?
我剛訪問了佛山,有一家做塑料高分子材料的企業,過去就看不上日本市場,覺得日本人是在這個領域高精尖技術的國家。但是如果產品進口,就100萬、200萬美元,生意太小看不上。現在他們打進了日本市場,他們說,不要看那是100萬200萬美元的市場,這樣打進去,對于你產品進入全世界其他地方是一個路條。因為日本能接受,證明你的品質達到了一個水平。這是佛山一家制造企業現在的考慮。
還有一個企業,我聽到在疫情之中,它的機器制造設備——工作母機,出口到德國。要知道,德國是號稱“工作母機之家”的國家。疫情期間他們派了工程師到德國去做服務。這跟當年華為在很多發生戰爭的地方去鋪基站的故事是一樣的。這是這個時代真正優秀的企業家的戰略選擇,證明中國企業是可以全球作戰、全球布局的。
特朗普政府再胡鬧,也不可能對全世界所有國家都設置高壁壘、高關稅,那么做的話美國經濟就完了,美國消費者、美國企業、美國產業是不可能答應的,總會要反彈的。東方不亮西方亮。我們利用這個機會,把中國的產品、服務、信息、商業網絡,在更廣的全球市場上推出去。
07
以更高水平的開放來應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美國大學現在設置很多障礙,北大的年輕學生都在交換信息。實際上中國的學術交流也可以著眼全球。以色列的4所大學從全球來看是一流水平,荷蘭農業大學是世界頂呱呱的。荷蘭這個國家,那么小的國土面積,卻是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農產品出口國。荷蘭就是靠有技術含量的農產品,在世界市場上贏得了一席之地。
這個世界很大,不僅僅只有一個美國,而且美國也不僅僅只有美國政府,還包括美國的人民、美國的消費者、美國的企業,所有這些,中國企業都應該盡收眼底。所有這一切,都昭示著在應對這次前所未有的困難當中,我們要把國內的、國際的、國家之間的“來來往往”,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新的高度。
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國要用更高水平的開放來應對這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謝謝大家!
本文為6月6日周其仁教授在第二屆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高層論壇上演講,華夏基石e洞察整理發布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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