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秦朔　

　　我們當然要維護國家利益，如果站在終極思維，首要的立場應該是基于誠信，保護投資者的正當利益，維護信息披露的真實性，這會讓國外投資者感到中國是文明之國，法治之國。當然，在具體推進中，應該是逐步的、有條件的、合作的。

　　確診人數突破500萬；

　　美國進一步施壓華為，限制使用美國原產的半導體制造設備為華為制造芯片，33家中國公司/機構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

　　美國政府向國會提交對中國的戰略方針，認為長達40多年的“接觸政策”失敗，與中國處于戰略競爭狀態……

　　過去一周的這些新聞讓人添堵。

　　在中國，有學者說中美關系“比自由落體還糟糕”，有學者說“半冷戰”來臨，“半全球化”降臨。在美國，《外交政策》網站5月18日刊登兩位學者的文章，認為疫情加劇了雙方此前已經存在的緊張關系，且目前沒有絲毫緩和跡象，雙方競爭加劇的五種方式是：軍事競爭、經濟脫鉤、科技、未來國際秩序、信息競爭。

　　最近和很多朋友交流，大家都在推演什么是疫情的常態化，會不會有更糟的局面，中美如何脫鉤，最壞的可能是什么，我們該怎么辦，公司該怎么辦，孩子還要不要留學，等等。氣氛沉悶，縈繞不散。

　　在我看來，剖解現實是必要的，但希望才是人生最好的解藥。需要底線思維，更需要終局思維，也就是眺望和想象未來三四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中國應該是什么樣的國家，過什么樣的生活，在那時的世界應該發揮什么作用。明確終局目標，將其作為今天處理一切問題的參考尺度，盡最大努力朝目標的方向邁進，則即使因為現實環境變化，不得不迂回和調整，也能最大化壓縮偏離目標的程度和時間。

　　運用終局思維，以終為始，我們會看到中國第二次飛的前景、環境和路徑。

　　終局思維即圍繞長遠的、最終的目標而進行的思維。目標即方向，即初心。

　　過去40多年，中國一直在飛，飛的起點源自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思維變化。全會確定工作的著重點“從1979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1987年，中國正式提出新時期的總目標，即三步走戰略部署。

　　這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第一次飛，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就是主航路，結果一飛沖天，比當初“三步走”的目標飛得還高還遠。

　　5月19日，世界銀行在官網發布《購買力平價與世界經濟規模——2017年輪國際比較項目（ICP）結果》報告。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ICP是全球最大的國際統計合作項目，它把各國以本幣表示的經濟活動總量轉換為以統一的貨幣來表示，同時為克服匯率波動的影響，采取了購買力平價（PPP）法，即算出購買等量的貨物和服務時不同國家的價格比率。據世界銀行測算，中國2017年的PPP為4.184，即1美元與4.184元人民幣的購買力相當。經PPP轉換，中國2017年GDP為19.6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的100.5%。如按匯率法（2017年匯率為1美元兌換6.76元人民幣），中國GDP相當于美國的62.2%，居世界第2位。

　　這里不去深入討論各種測算方法的利弊，而且從人均GDP水平看，即使按PPP法，2017年中國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85.3%，我們不應驕狂。但事實勝于雄辯，誰都能清晰地看到，這三四十年，中國比世界上哪個經濟體都飛得快，最終飛到世界前列。

　　作為一個大國、大市場和新興技術的快速應用地，中國在很多領域都創出了世界水平的成就。

　　上周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在全球分析師大會上說，中國封城后，政府讓內容提供商提供3個月的免費視頻服務。而英國封城第二天，網絡就癱了，歐盟要求從高清播放標準改為標清標準。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在新型基礎設施上后發先至的能力。

　　我住在浦東，上周了解到，浦東新區2019年人均GDP已經超過3萬美元。如果按PPP法，可能是四五萬美元的水平。怪不得很多外商到浦東，說這里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

　　上周我到B站交流，就是最近因為“前浪后浪”廣告刷屏的那個地方。他們告訴我，00后是中國最有自信的代際，因為他們無論從知識、見識、對世界的了解，都絲毫不輸于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年輕人。這是一種非常真實的自信。

　　我10多年前就寫文章說“21世紀看華商”，不是預見力強，而是長期的企業調研實實在在教育了我，讓我看到中國有很多商業實踐，無論競爭力還是創新性（原創性）都已是世界級現象，一些中國公司正在成為今天全球商界最具想象力的部分。所以上周當我看到新聞，迪士尼高級執行副總裁凱文·梅耶爾將于6月1日正式加入字節跳動，任職首席運營官兼全球業務CEO時，我一點也不奇怪。

　　凱文·梅耶爾曾被認為迪士尼前CEO艾格的繼任者。現在他顯然發現，字節跳動旗下的TikTok更有趣。2019年，盡管美國陸軍和海軍以安全考慮為由禁止其成員使用TikTok，但TikTok在全球的下載量仍超過7億次，僅次于WhatsApp。在凱文·梅耶爾之前，字節跳動已經挖來了時代華納集團的首席業務發展數字官、微軟的首席知識產權顧問，他們都在字節跳動海外業務中擔任高管。

　　如同我之前采訪多家世界知名資產管理公司時所聽到的，未來全球長期資本的投資趨勢一定是更多地配置中國資產。因為中國經濟體量已是美國的2/3，經濟增速是美國的兩倍以上，但目前他們在美國配置的資產占總資產的一半以上，而中國只有幾個百分點。盡管這有一些客觀原因，如有些中國資產的證券化程度還不夠高，資本項目開放度和跨境支付結算便利度還不夠，資產市場的政策性干預比較多、確定性不夠，法治環境需要進一步優化，但從趨勢看，沒有誰不認為，中國資產被大大低配了，未來必將是發達經濟體的長期資本增配中國資產的時代。

　　全球資本向東流。全球人才也會越來越多流向中國背景的全球公司。因為它們飛得快。

　　過去40多年，我們是時代的幸運兒，中國在1978年選擇了改革開放、富民興國的終局思維，人民得以和國家一起飛。

　　現在，在新形勢下，中國要第二次飛，我們需要新的終局思維，明確新的目標和大原則。

　　2017年的19大報告對未來的規劃是：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全球主要投資機構都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只是時間有所分歧。今年2月28日，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在奧蘭多舉行的空戰研討會上說，“中國經濟可能會是美國至少2倍，可能是3倍。因為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中國只需要讓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經濟規模就是美國的2倍。”他強調：“你（指美國）最好是真正的創新者，如果沒有創新，那么必敗無疑。”

　　單從經濟總量、市場規模和商業機會看，完全不必對中國的未來擔心。但終局思維并不限于經濟，它是支撐經濟社會長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真正密碼，其核心是：對內要給人民什么樣的愿景？對外要給世界什么樣的期待？終局思維最終是觀念體系，是價值觀，是對人的承諾。

　　歷史上中國并不乏終局思維。古代對大同社會的理想集中體現于《禮記·禮運》篇。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這就是大同理想的終局思維。

　　在與他人的相處中，中國講究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是人與人、國與國關系的終局思維。

　　到近現代，中國人對未來的向往是和圖強結合在一起的。孫中山1894年6月的《上李鴻章書》提出：“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于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

　　孫中山的“四盡說”，就是現代價值觀。在他看來，如果不遵循這樣的原則進行國家變革，而只停留在“堅船利炮”的引進和生產上，是舍本逐末。他痛切地寫道：“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為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于成例，輒阻于群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今天讀孫中山，仍能感到那種巨大的遺憾。當時中國并不缺少具有全球觀和現代化意識的人，但往往被“不知之輩”阻撓，或阻于群議，因此在邁向現代化的道路上蹉跎不斷。

　　中國文化中的這些終局性的理念，和人類文明的價值也是相通的。從文藝復興開始的近現代文明史，其價值起點是肯定人的價值、自由與尊嚴，發揮人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運用人的理智，反對特權和盲從。在馬克思那里，也把“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自由人的聯合體”作為最高追求和價值目標。

　　循著上述邏輯展望未來，我們的終局思維就不能只是簡單的GDP數據，或是要在GDP上超越誰，而應是通過經濟、社會、生態等全面的發展，實現最廣大人民的獲得感和創造力的大發展。國家發展的終極指向，和人的精神、素質、品格、知識相關。國家以人為本。

　　在今天思考終局思維時，要看到，中國面對的環境和1978年有一些深刻的變化。

　　1、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美國是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橋梁。而今天，美國是“去全球化”的推手，在一些領域不愿再和中國掛鉤，而要抑制中國。

　　2、40多年前中國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國家，很落后，今天中國的系統重要性全球皆知。

　　3、過去幾十年，中國是現有國際秩序的融入者和受益者，今天這個秩序在美國的搖動下越來越脆弱，而新秩序尚無可以明辨的形態。

　　此時來思考，假如再過幾十年，從世界的維度看，中國應該是怎樣的中國？

　　我想到的是：

　　1、中國應該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我們不是全球化的“搭便車者”，我們為解決人類的諸多問題和困境，能夠做出原創的、普惠的貢獻，能夠貢獻愛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弗萊明、法拉第、萊特兄弟這樣的人物，能夠貢獻無線電、集裝箱、計算機、互聯網、機器人這樣的發明，能夠涌現出一批造福全球消費者的世界級品牌。

　　2、中國應該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盤和世界繁榮的重要引擎。當今世界很多地方仍然充滿沖突和不和諧，世界經濟也面臨諸多難題，如債務與赤字高企，環境壓力，貧富分化等等。世界需要中國發揮更多的建設性作用，和世界一起找出新的更好的出路。

　　3、中國應該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國際新秩序的推動者，在價值觀層面得到世界的普遍信賴，有很高的美譽度，中國人走到哪里都受到應有的尊重。

　　如果說中國的第一次飛，更多是充分利用全球化機遇實現了經濟增長的成功，中國的第二次飛，應該是成為全球創新高地、文明高地的制度與價值觀的成功。中國要用自己的努力，豐富人類文明的圖譜，為世界提供新的文明養分和借鑒，讓世界因為中國的存在更美好。

　　只有到那時，我們才有可能驕傲地對自己也對世界說，中國比任何地方更安定，更開放，更和諧，更環保，更有創新活力，更講法治，也更有序。

　　可能很多人會說，中國有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還只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幾，這種想法太烏托邦了。但是不要忘記，歷史上中國就曾是世界的禮儀之邦和文明之國。今天基于改革開放40多年的成就，為什么不能把世界文明高地作為終局思維的目標呢？

　　提出終局思維，并把“制度與價值觀的全球高度認同”作為未來的大目標，也是為了激勵我們不滿足于現有的經濟成就，而實現全方位的自我超越。

　　舉幾個例子。

　　中國在全球貨物貿易中的占比超過13%，但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只有1.66%（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2020年4月）。雖然說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們發現，一旦全球出現危機，美元的價值就會提高，美債就會成為避風港。這背后的確有價值認同和信心的問題。

　　美國打壓華為，制造了“孟晚舟事件”。但我不止一次聽到企業家如此反饋：“你看她神態自若，滿面笑容，住在家里，一天也不耽誤學習和交流。我們的企業家萬一出了事，能不能充分保障其應有權益呢？”這里說的是法治環境的問題。

　　瑞幸咖啡造假事件發酵后，最近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外國公司問責法案》（該《法案》2019年3月首次提交），如果接下來眾議院通過，總統簽署，就會成為新法律，將適用于所有在美上市的外國公司。

　　該法案的立法目的，是對2002年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進行修改，要求外國公司基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規定，披露有關外國司法轄區阻止該外國企業向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提交材料、阻礙SEC監管的信息。這個法案在相當程度上是針對中國公司的，因為受中國法律約束，SEC難以獲取中國境內審計師的會計工作底稿。

　　中國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證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境外證券監督管理機構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直接進行調查取證等活動。未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和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同意，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與證券業務活動有關的文件和資料。”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跨境金融監管問題，中國公司到美國上市，但關于它們的相關會計工作底稿，美國監管方無法獲得。由于中概股的管理層、擔任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主要在中國，美國司法機關、美國律師不得在中國采取調查等司法行動，美國的調查令和判決無法在中國執行，所以即便在美國啟動調查、訴訟，美國監管機構、法院也難以實際有效追究中概股在美違規的當事方的刑事責任、民事責任。

　　如果我們只是站在現實的立場，在目前的輿情下，就會一邊倒地指責美國搞歧視待遇、想搞垮中概股，這就是很多標題黨的立場。但就我了解，鑒于一些中國企業造假成本太低，有關監管部門原來已經在考慮選擇幾家民企作為試點，可以讓美方抽查其會計底稿，形成一定制約。這從道理上也是說得清的，作為市場監管者，有義務對割投資者韭菜對行為防微杜漸，從源頭進行制約。維護信息安全是對的，怕的是，表面維護了國家信息安全，實際可能讓國家信用成為了代價，而某些造假公司與中介機構依然安之若素。

　　我們當然要維護國家利益，如果站在終極思維，首要的立場應該是基于誠信，保護投資者的正當利益，維護信息披露的真實性，這會讓國外投資者感到中國是文明之國，法治之國。當然，在具體推進中，應該是逐步的、有條件的、合作的。

　　從終局思維看，是非對錯是更重要的價值標準。例如，我們的一些學術造假丑聞弄到國際上，但因為顧及面子，內部往往低調處理，甚至還出現所謂“國外故意打壓中國學者”的論調。其結果是自己心安理得了，但在國際上損害了中國的聲譽。

　　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文明價值觀的底線問題，也是目前國際經濟、金融、科技、學術等領域的基本規則和秩序問題。我們理當遵循，而不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邏輯去誤讀或扭曲。

　　還有一個如何對待外資的問題。如果站在終局思維，我們沒有理由不善待依法經營、正當經營的外資。

　　前幾天，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講席教授金李先生給我發來他寫的“妥善應對部分外企撤資壓力的提案”。他指出，近來部分西方國家叫囂脫鉤，部分在華外企承壓較大，國內有人建議別讓外企跑了，多設置障礙，他認為“中國應該團結一切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金李說，我國在美投資多是政府和國企主導，而美國在華投資多是市場化主體出于經濟考量的自發行為，在華美資企業不顧特朗普政府的阻撓仍然留在中國，是我們的同盟軍，我們要讓他們得利而不是傷害他們。在華美資企業如果受損，特朗普政府最高興，其他的企業看到后也會兔死狐悲，我們辛苦幾十年建立起的改革開放事業會受到傷害，好不容易形成的國際形象和聲譽會遭受損失。

　　他的具體建議是，政府明確表態，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市場化。對于確有困難的外企撤資提供協助，幫助尋找有條件的民企整體接盤，盡量減輕對于供應鏈、產能和就業的沖擊。如果民企接盤實在困難，建議考慮由國企整體接盤，盡量完整保留企業而不是拆碎零賣，更好保護其員工就業和產能。鼓勵外企將其實體投資轉為對中資企業的金融投資。這樣外企仍保有在華投資，成為利益共同體，也更好利用其國外供應鏈對接中國產能。如果中外繼續脫鉤，外企無法持有在華金融資產，我國可動用部分外匯儲備，整體收購其資產。

　　金李提案中用了不少中國文化中的老話，如“能幫的就幫一把，留存善意”，“做到仁至義盡，又不失形象，占據道德制高點”，“留下善緣”，“千金買馬骨”。

　　仁義是中國文化的原型概念，而且行仁義之道，也并不吃虧。就以善待外企來說，其好處是對國內經濟的負面影響最小，就業影響最小，對中國的國際政治和經濟關系傷害最小，等等。今天我們理解外企的難處，也許將來條件具備時他們還會再回來。

　　我個人并不認為“大脫鉤”是中美關系的大趨勢。我認為脫鉤會在某些領域和某些環節展開，也會延續較長時間，如果大家都“促脫鉤”，似乎越脫越好，那當然不可逆轉。但如果能盡力促進合作與溝通，脫鉤就能緩解。特朗普政府常常指責中國，但最近給國會的報告中也提出，“即使我們與中國競爭，我們也歡迎利益一致的合作。競爭不一定會導致對抗或沖突。美國對中國人民有著深刻和持久的尊重，并與中國有著長期的聯系。……美國希望與中國進行公平競爭，讓我們的國家、企業和個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榮”。

　　即使萬一出現了脫鉤，未來幾十年，中國和美國進行競賽，比什么？還是要比創新能力，比開放度，比對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比國際影響力，本質上比的還是仁與義。仁者無敵。蘇聯和美國比拳頭，結果如何呢？！不是說中國不要拳頭，拳頭也很重要，但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拳頭思維”要不得。

　　全國兩會的報告指出，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積極參與世貿組織改革。推動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推進中日韓等自貿談判。共同落實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中國致力于加強與各國經貿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這表明，我們對未來的基本判斷是理性的，也是負責的。

　　全球化正處在復雜而艱難的變化時刻。要協調不同國家、不同利益的爭斗，并在博弈中建立新的格局和秩序，中國需要更長遠的眼光，需要用終局思維看待今天的矛盾與得失，需要有更開闊的胸懷和心智。

　　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我心，藏在終局思維那里。

　　中國已經飛過了要素競爭的航線，未來是制度吸引、價值吸引與文明吸引的航線，我們今天還有不少差距，但正如中國的第一次飛，飛過了萬重山，飛到了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新天地。

　　中國的第一次飛，美國是助力者。

　　中國的第二次飛，美國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更可能是阻和助同在，動態變化。但雙方都有1000個理由，避免出現極端的變化，失控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克制的確是一種美德。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必須尋求共存共榮。

　　我希望，在文明致遠的中國第二次飛的歷程中，我們依然能飛的更高。

　　如果這是我們的終局思維，那么我們每個人也可以多想想，如何在自己小小的航線上，飛向未來。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