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全球KOL聚焦金融大動蕩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熊柴、周哲

　　導讀

　　我們在前期一系列人口報告中提出，當前出生人口持續下滑、老齡化日益加快，中國生育政策亟待調整。但是，由于中國人口領域長期存在三大流傳甚廣的錯誤認識，導致生育政策調整仍被拖延。本文就中國人口的適度規模、人口素質和數量哪個更重要、該不該放開生育等三大問題進行客觀理性的探討。

　　摘要

　　中國適度人口規模有多大？“適度人口論”是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基石，當前支持此觀點的人仍不在少數，這是一切人口爭議的源頭。反方觀點：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學者1980年代初測算，百年后中國的適度人口為7億左右；如不控制人口，2080年中國人口或達43億，由此論證獨生子女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我們認為，第一，“適度人口”只是一個抽象理論概念，測算需要諸多長期假設，從歷史情況看很難測準。如宋健預測人口時，以當時3.0的總和生育率直接外推未來，忽略了總和生育率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趨勢下降的規律，事實上2000年后總和生育率已基本降至1.6以下；田雪原也是基于當時情況假設固定資產增長率為5.5%-6%，遠低于1992-2018年現實中年均增速19.6%。第二，人口承載力隨著技術進步不斷提高，不存在靜態、絕對的適度人口。20世紀中后期“人口爆炸”思潮盛行，一些學者曾預言地球最大承載力是22億或35億，超過后地球將陷入人口爆炸，但當前全球人口已接近76億、且總體有序。

　　提高人口素質才是關鍵，人口數量沒那么重要？在當前社會，人力資本重要性愈加凸顯，加之人工智能將大量替代人工，人口數量還有那么重要嗎？1）3億人美國強于14億人中國，人少一點也可成為大國？反方觀點1：國力主要由人口質量決定、而非人口數量，李小平、程恩富等學者認為人少一點人均GDP更高。我們認為，第一，人口數量和質量共同影響國力。簡單說，國力=人口數量*人口質量*其他。一方面，如果當前中國僅3-7億人，中國與美國GDP的比例將遠小于當前的63%。另一方面，人口大幅減少會導致大量城市萎縮甚至消亡，大量產業凋敝乃至消失，使國力嚴重受損。在當前趨勢下，2018-2100年中國人口將從13.95億萎縮至7.5億；而美國長期鼓勵生育、大力吸引高素質移民，1900-2018年人口從7621萬持續升至3.3億，聯合國預計2100年將達4.3億，這對美國大國地位的形成與鞏固具有重要作用。第二，人口不僅是消費者，更是生產者，人口眾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場，在供給端提供充足勞動力和更多人才。不能只看人口對經濟的消耗，忽略人口對經濟的創造。正是得益于巨大的人口體量和大市場，中國才在高鐵、大飛機、互聯網經濟等領域快速取得領先地位；人口是人才的基礎，中國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人口已接近2億，為世界各國之首。2）人工智能時代逐漸來臨，我們還需要那么多人嗎？反方觀點2：人工智能將取代許多人的崗位，大量人口將成為負擔。我們認為，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傳統產業崗位的同時，也會催生新經濟新產業更多的就業需求。歷史上每次科技進步都節約單位產出的勞動力耗費，同時創造更多工作崗位，如汽車的出現導致馬車車夫失業，但創造了汽車制造研發等更多職位。并且，人工智能難以取代人的消費功能，人口減少導致的需求萎縮將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是否應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近年來關于要不要全面放開生育的討論十分激烈，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優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質量”，雖有所改進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框架。1）全面放開會導致“越窮越生”嗎？反方觀點1：全面放開生育將造成富裕和貧困階層多生、中產階級少生，不利于社會公平；且農村出生人口或爆發式增長，人口素質將下降。我們認為，生育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生育權應回歸家庭自主；全面放開是對所有家庭一視同仁的公平尊重；當前農村生育率依然低迷，農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農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質人口。相對于此前對不同民族和城鄉采取的有條件、有區分的生育政策而言，全面放開生育更為公平。2015年全國、城鎮、鄉村未經修正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05、0.91、1.27，農村生育率僅比城鎮略高，但農村育齡婦女平均也只生不到1.3個孩子。2）生育政策調整應謹慎還是加快？反方觀點2：政策調整應該謹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勵二胎生育，或有條件地放開三四胎生育。我們認為，生育政策已被人為延誤太久，不可繼續拖延，應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原本就計劃執行30年，但個別人曾估計“全面二孩”將使出生人口峰值達4995萬，屢屢拖延政策調整時機。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是因為當前人口形勢緊迫，正處于第三波嬰兒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2013-2028年20-35歲主力育齡婦女將大幅下降31%，越晚調整越將事倍功半。

　　結論：我們呼吁，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快到來，生育意愿大幅降低，應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讓生育權回歸家庭自主。我們認為，人口承載力隨著技術進步等不斷提高，不存在靜態、絕對的適度人口；人口質量很重要，人口數量同樣重要；人口形勢嚴峻，生育政策已被人為延誤太久，不應繼續拖延。事關每個家庭的幸福和民族復興的國運。

　　過去我們一直呼吁的“新5%比舊8%好”、“實施都市圈城市群戰略”、“推動供給側出清開啟中國經濟新周期”、“以二次入世的勇氣推動改革開放”、“新基建”等逐漸成為政策共識，當前我們呼吁“盡快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以引導公共政策討論、認識、調整，推動社會進步。

　　風險提示：政策調整不及預期    

　　目錄

　　1   中國適度人口規模有多大？

　　2   提高人口素質才是關鍵，人口數量沒那么重要？

　　2.1 3億人美國強于14億人中國，人少一點也可成為大國？

　　2.2 人工智能時代逐漸來臨，我們還需要那么多人嗎？

　　3   是否應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

　　3.1 全面放開會導致“越窮越生”嗎？

　　3.2 生育政策調整應謹慎還是加快？

　　參考資料

　　正文

　　最近我們的“人口”系列報告引發了民眾大討論，爭論焦點集中在三大方面：1）中國適度人口規模有多大？2）提高人口素質才是關鍵，人口數量沒那么重要？3）是否應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

　　1  中國適度人口規模有多大

　　“適度人口論”理論上是使經濟社會效益最大化和使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最優人口規模，從馬爾薩斯的“人口陷阱”開始形成明確系統理論，民國時期傳入中國。“適度人口論”是以獨生子女為核心的計劃生育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石。當前支持此種觀點的人仍不在少數，這是一切人口爭議的源頭。

　　反方觀點：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學者1980年代初從糧食、資源、環境、就業等多個角度測算，百年后中國的適度人口為7億左右；如不控制人口，2080年中國人口或達43億，由此論證獨生子女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1980年前后中國人口約10億，文革結束后中國經濟面臨諸多問題，如住房困難、生活必需品供給緊張、就業困難等，人口眾多一度造成社會壓力。宋健（1980）測算，按照1975年總和生育率3.0測算，2000年中國人口將達14.15億、2080年將達42.64億；按照1978年總和生育率2.3測算，2000年中國人口將達12.82億、2080年將達21.19億。在此背景下，多個學者開始測算中國的適度人口規模。如胡保生（1981）從森林、土地糧食、水、二氧化碳、能源、糧食、魚、GNP、用地等對人口的約束出發，認為百年后人口規模7億為好。宋健（1981）從中國水稻、玉米、牛羊肉、水產品等產量和營養水平出發，測算出如果總和生育率為1.5，百年內營養水平達不到美國目前水平；如果總和生育率為2，百年內整個民族將一直處于不良式供應狀態。因此要想百年內達到美國和法國目前的營養水平，適度人口規模應該在6.8億以下。田雪原（1981）認為減少人口有利于控制就業，百年后中國適度人口數量應穩定在6.5-7億間。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開啟了以獨生子女為核心的計劃生育政策，而“適度人口論”為其論證了合理性和必要性，成為了其堅實的理論基石。

　　我們認為，第一，“適度人口”只是抽象概念，測算需要諸多長期假設，從歷史情況看很難測準。法國人口學家阿爾弗霍德·索維（1982）曾直言，“人口學界可以把適度人口作為一個過渡性的工具來使用，就像數學家使用虛數一樣”。宋健、田雪原等人的研究以當時情況或發達國家情況簡單外推未來，對長期變化預測不足，稍微更改假設結論便大不相同。比如宋健（1980）在預測百年中國人口規模變化時，以當時3.0的總和生育率直接外推未來，忽略了總和生育率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趨勢降低的規律，才得出如不控制人口，中國人口可能達43億的結論，事實上2000年后總和生育率已基本降至1.6以下。田雪原（1981）認為，工業技術裝備程度=工業固定資產/工業勞動人數，參考發達國家的情況，他假定工業固定資產的年平均增長率為5.5%-6%，工業勞動者技術裝備的年平均增長率4%-5%，因此要想達到發達國家的工業技術裝備水平，2080年中國的工業勞動者最多只能有0.6億，再通過比例估算出農業和服務業勞動者的最大規模，得出2080年中國的適度人口為6.5-7億的結論。但是，如果將固定資產年增長率增加1%，2080年中國適度人口就會遠大于7億。實際上，1992-2018年中國第二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速為19.6%，遠超田雪原1981年的假設。

　　第二，人口承載力隨著技術進步不斷提高，不存在靜態、絕對的適度人口。20世紀中后期“人口爆炸”思潮盛行，1948年英國學者福格特提出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最大承載力是22億人口，超過人類將面臨滅頂之災；1968年斯坦福大學的Paul Ehrlich在《人口爆炸》中提出，當時的全世界人口約35億人已超過地球生態環境的承載力，并預測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將爆發不可收拾的饑荒和動亂。當前全球人口接近76億、且總體有序，資源枯竭、環境崩潰并未發生。資源環境對人口的承載力隨技術進步明顯提升。如隨著人類對原油、天然氣的不斷勘探，1980-2017年全球原油儲采比（剩余儲量/當年產量）從約30年升至50.2年，不減反增，天然氣儲采比也從49.9年波動至53.6年。通過對太陽能、水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人們變“非資源”為資源。根據世界銀行數據，1960-2015年全球化石燃料消費比重從94.1%降至79.7%，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費比重從2.7%升至13.4%。以色列的人均淡水量僅中國的4%，卻依靠海水淡化等技術緩解水資源不足問題。此外，消費和生活習慣也影響人口承載力，如果是大手大腳浪費的生活方式，一定的土地和資源能養活的人就較少；如果是精打細算節約的生活方式，同樣的資源能養活的人就較多。

　　2   提高人口素質才是關鍵，人口數量沒那么重要？

　　在當前社會，人力資本重要性愈加凸顯，加之人工智能將大量替代人工，人口數量還有那么重要嗎？

　　2.1 3億人美國強于14億人中國，人少一點也可成為大國？

　　反方觀點1：國力主要由人口質量決定、而非人口數量，如3億人的美國比14億人的中國更強大，李小平、程恩富等學者認為人少一點人均GDP更高。西方發達國家即便人口不再增長，經濟仍在持續發展，說明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是“創新”而非“人口增長”。靠人口數量堆積的GDP是低質量的GDP，無助于人們獲得實際的幸福感。人口紅利的終結恰恰可以推動中國走到靠創新帶動經濟增長的正確軌道，因此關鍵不在于人口數量，而在于提升國民素質。李小平（2004）認為，中國如果要趕上美國的人均GDP，在超過13億人口的情況下GDP規模需要達到52萬億，超過了目前全世界GDP總量、無法實現，因此只能通過減少人口來實現。因此他提出了兩個百年人口目標，即100年內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之間，200年內降到3-5億之間。程恩富（2010）則認為只有實行較嚴格的“一胎化”的政策，使總人口“先控后減”，即總人口先控制在15億左右，后逐漸減至5億左右，才能盡快趕上歐美日韓等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我們認為，第一，人口數量和質量共同影響國力。簡單說，國力=人口數量*人口質量*其他。一方面，人口眾多是一個國家的優勢而非劣勢，1978-2018年中國GDP與美國的比例從6%升至63%，據國際金融中心（IFS）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28年前后超過美國。如果當前中國僅3-7億人，與美國差距將遠大于現實，民族復興之路更為遙遠。另一方面，人口大幅減少會導致大量城市萎縮甚至消亡，大量產業凋敝乃至消失，使國力嚴重受損。如1960-2015年日本“煤都”夕張市人口從10.8萬人萎縮至8843人，65歲以上老年人1980-2015年從9.1%升至48.6%，2006年財政破產。在當前趨勢下，2018-2100年中國人口將從13.95億萎縮至7.5億，占全球比例2015-2100年將從19%降至10%。而美國長期鼓勵生育、引進高素質移民，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憑借安定環境吸引了大量人口和人才，1900-2018年美國人口從7621萬持續上升至3.3億，聯合國預計2100年將達4.3億，這對美國大國地位的形成與鞏固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人口不僅是消費者，更是生產者，人口眾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場，供給端提供充足勞動力和更多人才。人少一點人均GDP更高的觀點只看到了人口對經濟的消耗，忽略了人口對經濟的創造。對人均GDP來說，人口不僅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且作用更基礎、更長效。沒有任何歷史經驗可以證明人口總量與人均GDP呈負相關關系，現實中沒有哪個國家或地區可以通過減少人口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相反，包括日本、歐洲諸國在內的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均在鼓勵生育，力圖保持人口增長。

　　從需求端看，大市場的利潤空間使企業形成更大研發投入；大市場企業主體更多，可以細化分工、提高生產效率，且企業競爭更激烈，創新動力更強。人口眾多有利于促進創新，在大市場中微小的需求也可以形成市場，細小的技術創新都得以生存。人們總認為人多導致地鐵擁擠，但事實上人少的城市可能連地鐵都不會建。正因為人口眾多，截至2019年末中國高鐵里程達到3.5萬公里、穩居世界第一。同時中國也是美國、歐洲之后第三個自行研制民用大飛機的地區，當前世界上只有美國、歐洲、中國有足夠大的市場來滿足大飛機產業所需要的規模。由于巨大消費市場，中國的互聯網經濟發展引人矚目，電商、移動支付、共享經濟、人工智能等子行業發展迅速。根據CB Insight的數據，2018年末中國獨角獸企業數量和估值分別占全球的38%、42%，2013-2018年中國每年新生獨角獸企業數量從1家上升至32家，美國從15家上升至53家，中美差距在快速縮小。

　　從供給端看，人口是人才的基礎，人口眾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創新能力才可能更強，中國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人口已接近2億，為世界各國之首。人口眾多意味著人才儲備庫巨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我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人力人才資源，這是創新發展的最大‘富礦’”。1982-2015年中國大專以上人口規模從604萬人升至1.71億，占總人口比重從0.6%升至12.4%，中國的人才總量居世界各國之首。根據世界銀行數據，1970-2018年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占相應年齡人口的比重）從12.9%升至50.6%，1971-2017年美國從47.3%升至88.2%，差距逐漸縮小。2001-2018年中國高校畢業生數從104萬增至753萬，增長了約627%。高質量人才成為中國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得益于一支龐大且高學歷的工程師隊伍，中國逐漸實現了在部分領域的領先。

　　2.2 人工智能時代逐漸來臨，我們還需要那么多人嗎？

　　反方觀點2：人工智能可以取代許多人的崗位，大量人口將成為負擔而非勞動力。人工智能的發展將導致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就業都可能成為問題，不應鼓吹“人多力量大”的舊思維。

　　我們認為，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傳統產業崗位的同時，也會催生新經濟新產業更多的就業需求。歷史上每一次科技進步都導致傳統產業單位產出的勞動力耗費降低，卻沒有減少總就業，核心就在于同時創造了新的更多的工作崗位。如汽車的出現導致馬車夫失業，但卻創造了諸如客車和卡車駕駛、汽車研發、制造、修理等職位，汽車行業的從業者要遠多于以前馬車行業。歷史經驗顯示，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業勞動力不斷減少，“失業”的農民進入工廠從事制造業；隨著工業生產率不斷提高，工人不斷減少，“失業”的工人進入服務業。1989-2018年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從1806萬降至1281萬、下降29%，但服務業就業人數從1883萬上升至12931萬人、增加587%，總就業不降反升。

　　未來20年人工智能或取代26%的工作崗位，但也可能增加38%的崗位。普華永道2018年發布《人工智能和相關技術對中國就業的凈影響》預測，未來20年人工智能將為中國創造12%的凈增崗位，相當于增加約9000萬個就業崗位。其中，人工智能將取代26%的崗位，尤其是在工業和農業領域分別將取代36%和27%的崗位，同時人工智能將創造38%的崗位，尤其是在服務業和建筑業將創造50%和48%的崗位。人工智能對就業不僅有替代效應，也有收入效應，即人工智能更節約成本，導致公司產品價格更低、消費者實際收入更高，促進消費，進而促進公司擴大生產、公司雇傭更多勞動力、創造更多工作崗位。

　　并且，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的消費功能，人口減少導致的需求萎縮將拖累經濟發展。供給和需求同時對經濟發展起作用，人不僅通過生產促進經濟發展，也通過消費拉動經濟。沒有供給就沒有產品和服務，沒有需求也就沒有生產的必要。人工智能或許可以替代人的部分生產功能，提高勞動力的單位產出，但不能取代人的消費功能。當人口規模萎縮帶動消費需求萎縮，生產也將隨之萎縮，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3   是否應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

　　近年關于要不要全面放開生育的討論十分激烈，2019年11月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優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質量”，較之前的“完善生育政策”有所改進，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政策框架。

　　3.1 全面放開會導致“越窮越生”嗎？

　　反方觀點1：全面放開生育會造成富裕階層和農村多生、中產階級少生，不利于社會公平，且農村出生人口或爆發式增長，人口素質將下降。全面放開后只有生得起養得起的富裕階層和只管生不管養的農村貧困階層才會生三胎四胎，城市中產階級因成本高不敢生。現實中農村生育積極性高于城市，但他們生育后不好好教育、無法做到優生優育，增加的只是創造價值有限的底層勞動力。

　　我們認為，生育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生育權應回歸家庭自主，全面放開是對所有家庭一視同仁的公平尊重。1968年《德黑蘭宣言》規定，父母有自由負責地決定子女人數及其出生時距的基本人權，1969年聯合國的《世界進步和發展宣言》充分肯定了這一原則并規定，父母有自由而負責地決定其子女的數量和出生間隔的專有權。生不生、生幾個本應由家庭自主決定，但在中國卻格外受政策影響，全面放開只是讓生育權回歸家庭自主。鼓勵生育也絕不能和限制生育一樣采取強制性措施，只是構建生育支持體系，讓一切想生育的人顧慮少一點、負擔輕一點，愿意生的可以多生，不愿意多生的也可以不生。而且，相比此前對不同民族和城鄉采取有區分的生育政策，全面放開生育可以構建更加公平的生育政策環境。

　　農村總和生育率雖比城市略高，但依然低迷，農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農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質人口。2015年人口小普查數據顯示，全國、城鎮、鄉村未經修正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05、0.91、1.27。農村計劃生育執行不如城市嚴格，加之“越窮越生”觀念深入人心，有觀點認為農村家庭普遍生四五個孩子，實際上農村總和生育率僅比城市略高，農村育齡婦女平均只生不到1.3個孩子。2010-2015年中國未經修正的農村總和生育率從1.4降至1.27，下降明顯，意味著當前農村的生育意愿同樣呈快速下降趨勢。農村家庭也很重視孩子教育，而非傳統觀念認為的只生不養，將農村出生人口等同于低素質人口而加以限制，是沒有任何證據支撐的偏見。

　　3.2 生育政策調整應謹慎還是加快？

　　反方觀點2：政策調整應該謹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勵二胎生育，或有條件地放開三四胎生育。政策不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可以更大力度鼓勵二胎生育，或是逐步放開三四胎生育，如對高學歷人口、雙獨家庭、經濟條件好的家庭、生育率較低的城市等放開，采取有區分的生育政策。

　　我們認為，生育政策已被人為延誤太久，不可繼續拖延。獨生子女政策原本就計劃執行30年，但翟振武等人曾估計“全面二孩”將使出生人口峰值達到4995萬，屢屢拖延政策調整時機。1980年9月，以獨生子女為核心的計劃生育政策開啟，政策設計之初就以30年為期限，“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然而在21世紀初關于人口政策的激烈討論中，保守派占據上風，生育政策調整屢屢被拖延。宋健等人（2007）認為1990年以來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8左右，建議“十一五”保持生育政策穩定，后中央出臺文件要求“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翟振武（2014）測算，如果2012年立即放開“全面二孩”將導致總和生育率峰值達到4.5，出生人口峰值達4995萬人，建議推遲“全面二孩”政策。翟振武（2015）測算，“單獨二孩”將使未來4-5年內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30-160多萬人，共計將新增出生人口的總量約為660萬人。2013年11月中央決定實施“單獨二孩”政策，但2014年出生人口僅比2013年增加47萬，2015年甚至比2014年減少32萬。翟振武（2016）又測算，“全面二孩”政策將使未來5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60-470萬。2015年12月中央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但2016年出生人口僅比2015年增加131萬，2017年比2016年減少63萬，2018年甚至比2017年大幅減少200萬。盡管翟振武的預測較之前大幅調低了，還是遠高于現實水平。一直以來保守派對政策的影響更大，中國的生育政策調整沿著“雙獨二孩——單獨二孩——全面二孩”的步驟謹慎推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效果明顯低于預期后，仍有計劃生育領域的官員稱“全面二孩已滿足大多數家庭的需求，如果配套措施完善未來仍有釋放潛力”（詳見恒大研究院2019年8月報告《要不要放開生育？——中國人口大論戰》）。

　　當前人口形勢嚴峻，正處于第三波嬰兒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2013-2028年20-35歲主力育齡婦女將大幅下降31%，越晚調整越將事倍功半，應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第三輪嬰兒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處于35歲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齡，特別是1990年后出生的人口尚處于25-29歲最佳生育年齡。一旦錯過第三輪嬰兒潮，未來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則將事倍功半。出生人口=15-49歲育齡婦女規模*總和生育率。其中，主力育齡婦女大幅下滑是當前出生人口大幅跳水的重要原因。2013-2028年20-35歲主力育齡婦女下降31%，帶動2017-2028年出生人口下降38%、降至1100萬以下。隨著2028年后主力育齡婦女下降速度放緩，出生人口將在2028年進入十年左右的平臺期。因此全面放開宜早不宜晚，必須盡快，等主力育齡婦女降至平臺期再調整則為時已晚，效果不大。此外，離結比攀升、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也進一步削弱生育基礎。2013-2018年離結比（離婚對數/結婚對數）從20.9%升至37.6%，2019年前三季度進一步增至43.5%。同時，衛健委稱2018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保持在50%左右，仍然偏高，這是“全面二孩”政策后多年累積的二孩生育意愿的集中釋放導致的，隨著生育堆積效應進一步消退，總和生育率將繼續快速下降。

　　中國老齡化速度前所未有，人口萎縮不可逆轉且未來呈加速狀態，不可繼續通過有條件地放開拖延改革。由于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嚴格執行，中國生育率下降速度和老齡化速度前所未有。中國的老齡化速度甚至比日本還快，從老齡化（65歲老年人口占總人口超過7%）過渡深度老齡化（超14%），日本用了24年（1970-1994年），中國預計將用22年（2001-2023年）；從深度老齡化到超級老齡化（超20%），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國預計將用9年（2024-2033年）。人口萎縮不可逆轉，且呈加速狀態。按照總和生育率1.4左右的發展趨勢，我們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22年前后見頂，2050年中國人口將較2022年減少僅9%，2075年中國人口將較2050年減少22%，2100年中國人口將較2075年減少25%，即降至約7.5億。如果不采取最大力度的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措施，繼續通過所謂的“有區分的鼓勵生育政策”來拖延改革，將更難阻止人口大幅萎縮的態勢，等到人口已經開始快速萎縮時再鼓勵生育則為時已晚。全面放開生育并鼓勵生育雖不能避免人口萎縮的命運，但可以放緩人口萎縮的速度。人口規模變化相比于總和生育率變化有時滯，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后20-40年人口總量才開始負增長。即便通過努力將總和生育率拉高至更替水平以上，人口總量也將在20-40年后才會回升，那時人口規模基數已經大幅減少，人口總量回升更難（詳見恒大研究院2019年1月報告《中國生育報告：2019》），何況現實中至今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在總和生育率低于2.1后成功將其拉回更替水平。

　　我們建議，盡快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構建生育支持體系。未來十年育齡婦女規模快速下降不可避免，但可以通過政策調整提升總和生育率水平。一是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經濟補貼政策，覆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務供給，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從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對隔代照料實行經濟鼓勵。三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并對企業實行生育稅收優惠，加快構建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四是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五是加大教育醫療投入，保持房價長期穩定，降低撫養直接成本。

　　參考資料

　　1．胡保生等．關于我國總人口目標的確定[J]．人口與經濟，1981（05）：17-20，66．

　　2．宋健，于景元，李廣元．人口發展過程的預測[J]．中國科學，1980（9）：102-114．

　　3．宋健，孫以萍．從食品資源看我國現代化后所能養育的最高人口數[J]．人口與經濟，1981（2）：2-10．

　　4．田雪原，陳玉光．經濟發展和理想適度人口[J]．人口與經濟，1981（03）：14-20．

　　5．阿爾弗雷·索維．人口通論[M]．商務印書館，1978．

　　6．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M]．商務印書館，1981．

　　7.Ehrlich P R.The PopulationBomb[J]．New York Ballantine，1970，12（2）：94-96．

　　8．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生育控制與農村社會經濟問題的綜合治理[J]．戰略與管理，2004（03）：40-52．

　　9．程恩富，王新建．先控后減的“新人口策論”——與六個不同觀點商榷[J]．人口研究，2010（06）：80-93

　　10．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J]．人口與計劃生育， 2007（3）：4-9．

　　11．翟振武，張現苓，靳永愛．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學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02）：5-19．

　　12．翟振武，李龍．“單獨二孩”政策的回顧與展望[J]．人口與計劃生育，2015（03）：10-12．

　　13．翟振武，李龍，陳佳鞠．全面兩孩政策下的目標人群及新增出生人口估計[J]．人口研究，2016，40（4）：35-51．

　　(本文作者介紹：恒大研究院院長助理、首席城市研究員。清華大學博士、社科院博士后，副研究員職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