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機構 蒙格斯（黃守媛 ）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漫天飛舞的疫情新聞中難免魚目混珠。各類虛假新聞充斥著網絡，擠壓準確信息傳播的空間，對防控疫情造成極大的傷害。社會上還不斷爆出由于虛假新聞引致的群體性恐慌事件。比如Twitter上瘋傳是5G導致了新冠病毒傳播的謠言，英國就同期連發兩起移動信號塔被燒的事件；衛生紙與口罩生產原材料相同的謠言，讓世界各地都爆發了廁紙搶購浪潮；再例如中國民間瘋搶的“神藥”雙黃連等等。

　　這就像三人成虎的故事所言，明明誰都知道，大街上不會來一只老虎，可是，說的人多了也就讓人相信了。為什么對于很多明知是假的不合常理的虛假新聞，在社交媒體上的用戶可以無視道德感而去做進一步的分享和傳播呢？而經過社交媒體病毒式的傳播之后，這條虛假信息為何就能演變成主觀性真理，以假亂真且信者如云呢？

　　今天給大家分享一篇2019年11月發表于《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的論文，《錯誤信息與道德：看過的假新聞標題會讓人們發布和分享它們看起來不那么不道德》 （Misinformation and Morality： Encountering Fake-News Headlines Makes Them Seem Less Unethical to Publish and Share）。該研究的作者是Daniel A． Effron和Medha Raj。研究表明，虛假新聞的不斷重復可以加強人在直覺上對假消息的相信程度，并減少傳播及分享它的道德譴責。

　　研究背景

　　14%的美國成年人和17%的英國成年人都承認：他們分享過一些他們認為是假的新聞。技術的發展助推了虛假新聞的快速傳播，不免讓人擔憂虛假信息的傳播已經成為“我們時代主要的道德危機”。有的時候，我們甚至可以為實現某種目的，在道德上去允許虛假信息的傳播。而一旦在道德上允許了虛假信息，它們的傳播就不再遭受強而有力的阻攔，假新聞的發布者也不再被嚴厲追究責任，人們甚至會傾向于親自去傳播這些假新聞。

　　這種情況造成的原因在之前的調查研究中認為，核查事實的新聞假文章往往比真文章更有可能在社交媒體上“病毒式傳播”。當一篇假新聞在網上瘋傳時，人們就會多次瀏覽這條假新聞。不論人是否相信一條假新聞，重復瀏覽可以減少傳播這條假新聞的道德負擔感。此外，重復的信息接觸還可以讓閱讀更流暢，人又往往將閱讀的流暢度和真實性聯系起來，這樣重復信息就為虛假信息創造了一個“真實環”悖論——重復的消息越是在常識上顯得虛假，越有可能被當成真相去傳播。正如心理學上的“假象真理效應”：謊言說多了就仿佛變真了。

　　本研究首次用四個實驗測試了人對虛假信息在后續接觸中的道德判斷情況：測試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當人重復性地暴露于謊言之中，是否會影響其對謊言的道德判斷，是否會逃開真實的道德束縛，凌駕于對真實的信仰之上。

　　研究與方法

　　實驗一

　　實驗對象：150名美國被試者作為目標群體，這是一個在線小組，排除不符合要求的被試者后共138人。其中有75名男性和63名女性；平均年齡34歲；95人傾向于民主黨，22人傾向于共和黨，21人沒有政治傾向。

　　實驗過程：實驗一測試了先前看到假新聞標題四次是否會使傳播它們看起來不那么不道德。實驗者首先需要對12條關于美國政治的假新聞標題和附帶照片進行熟悉和判斷。之后進行一系列測試，包括道德譴責，預期社交媒體行為，真實性信念，理解性檢查。

　　實驗發現：與未瀏覽過的標題相比，被試者認為發布瀏覽過的標題可以減少不道德感；社交媒體行為上，與新標題相比，被試者更可能“點贊”和分享先前看到的標題，也更不可能屏蔽或取消關注發布標題的人；真實性信念結果表明，這種認為瀏覽過的標題具備更少不道德感的傾向，并不是因為更傾向于相信瀏覽過的標題是真的。

　　實驗二

　　實驗對象：亞馬遜Mechanical Turk的800名美國工人，排除不符合條件的被試者后，最后共有796人的9536個觀察結果。其中有467名女性，326名男性，3名非二元性別；年齡M=34歲，SD=12；458人傾向于民主黨，223人傾向于共和黨，115人沒有政治傾向。

　　實驗過程：實驗二及其預實驗在實驗一之前，測試了先前看到假新聞標題一次是否已經足夠減少不道德的感知。與實驗一相同，只是熟悉階段顯示6個標題各一次。

　　實驗發現：結果與實驗一相同，被試者認為瀏覽過的標題會比未瀏覽過的標題帶來更少的不道德感。

　　實驗三

　　實驗對象：實驗為2（標題類型：以前看到的與新的）×2（條件：深思熟慮與直覺性思維）混合型分類設計，從761人中獲得8731個觀察結果。其中有407名男性，345名女性，9名非二元性別；年齡M=33，SD=12；509人傾向于民主黨，147人傾向于共和黨，其余的人沒有政治傾向。

　　實驗過程：在前兩個實驗的基礎上，測試深思熟慮而不是直覺性思考之后，是否會減弱這種影響。熟悉階段與實驗一相同，判斷階段分別介紹了深思熟慮與直覺性思維操作。

　　實驗發現：深思熟慮或許能對于分享先前看到的假新聞標題的不道德感減少的程度降低，但證據不足以支持深思熟慮會改變社交媒體行為。

　　實驗四

　　實驗對象：在排除不符合條件的被試者后，數據集包含了296名被試者的3552個觀察結果。其中有147名男性，147名女性，2名非二元性別；年齡M=34，SD=13；151人傾向于民主黨，142人傾向于共和黨，3人沒有政治傾向。

　　實驗過程：實驗四在控制了標題的真實性、喜愛程度和受歡迎程度后，探討先前看到的標題是否會影響道德判斷。此外，實驗四沒有告知被試者他們在判斷假信息。同時，實驗還檢驗了先前與假新聞的接觸是否會增加實驗情境中實際的分享行為。

　　實驗發現：三個控制變量添加到模型中效果顯著。因此，前期接觸對道德譴責的影響似乎獨立于其對判斷準確性、喜歡程度和受歡迎程度的影響。分享行為測量結果也顯示，被試者更多去分享了他們之前瀏覽過的標題。

　　研究結論及展望

　　本研究通過四個主要的實驗表明，前期不論是一次還是多次重復看到虛假信息的標題，都會減少傳播它的不道德感，增強分享它的意圖和行為可能性。深思熟慮也許會減少這種降低，但并沒有證據可以支持會改變人們在社交媒體上的行為。當控制了虛假信息標題的真實性，喜愛程度和受歡迎程度時，這種道德判斷也沒有絲毫降低。因而處疫情當前的社交媒體用戶，因為疫情原因更頻繁地查閱網絡信息，就增大了重復瀏覽虛假新聞的幾率，和假新聞的重復頻繁接觸弱化了道德譴責，這樣更是進一步助長了疫情期間虛假信息更廣泛地傳播。

　　研究中并沒有直接測試重復虛假信息可減弱道德譴責的機制，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調查原因。

　　(本文作者介紹：國內首家中國宏觀經濟拐點研究和風險研究的獨立智庫機構，對經濟、金融、法律、風險等領域開展量化模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