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郭周明（中國商務出版社社長、中商智庫執行理事長）、劉靜知（中商智庫副秘書長）

　　智庫的核心競爭力是人才，不僅要招得來人留得住人，更要持續主動為智庫的未來吸引人才。

　　一、何謂智庫專家

　　何為智庫專家，至今沒有其專屬定義，一般意義來說被認為是在智庫（think tank）工作的，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對廣泛的政策問題進行跨學科研究，在政府、企業和公眾密切相關的政策問題上提出咨詢的研究人員。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而在進行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實踐時，最核心的就是人才問題。當今中國，無論是官方智庫、半官方智庫還是民間智庫，都面臨著從業人員文化背景過于單一、薪資待遇有待改善、建言激勵與保障機制有待健全等現實問題。加強智庫從業者梯隊的建設，成為當前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痛點難點問題。

　　智庫專家與經院派教授的內涵并不完全相同，智庫專家更強調需要擁有戰略性、實踐性與政治參與性的思維。在進行具體問題的研判上，智庫專家需要更加深入社會基層，更加考量實操性，而不能僅僅流于紙面和理論基礎之上坐而論道；智庫專家與一般意義上官員的不同在于，由于其所屬機構性質關系，研究的結果相對更加客觀公正，同時也避免了后者由于其所處站位而導致過度揣摩上意，按照已有政策進行腳注和論證的流弊。中國所需的智庫專家，應兼具學者與官員之長，除具有較高理論創新水平外，還需注重問題導向與實踐操作落地，具有獨立研究思考能力，有較強政治參與性。當然，承續傳統“士大夫”經世濟民的理想和悲天憫人的家國情懷亦應是新時代智庫從業人員的題中之義。

　　二、智庫專家與傳統士大夫精神

　　何為士大夫精神？《論語·子路》篇中有云，“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之士矣”。孔子對“士”的定義為：知廉恥，出使各國能完成國君的囑托。前者是對個人品德修養的要求，有所為有所不為，有為人處世的道德標準；后者則是對個人能力的要求，行走于四方，忠于使命，圓滿履職。這兩者相結合才能達到孔子所說的“士”的標準。在先秦諸國中，國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級官員，大夫有封地，可世襲。然而“士”的社會地位并不高，從“禮賢下士”這個成語中，可窺一斑。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逐步發展，政府所需管理人才急劇增多，從魏晉時期由士族門閥把持的通過家世和品行評定人才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之后相對公平的寒門士子也可參加的“科舉制”，“士”逐漸成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代名詞。從“入仕”、“辭官”再到“出仕”，成為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旋轉門”，亦如孟子所云“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大夫”則從周朝起則是官員的泛稱，到秦漢時，則成了高級官員的稱號。湖南大學教授朱漢民認為“士大夫合起來就是身兼知識分子與行政官僚兩重身份，所以英文將其翻譯為“學者-官僚”（ scholar-official）”

　　士大夫所在的階層決定了其文化和道德水準。以東漢魏晉時期為始，政局動蕩、興亡交替、無情戰亂、百姓勞苦，使得士大夫階層與西方以個人身份與榮譽感為基礎，崇尚武力的“騎士精神”有所不同，有著濃厚東方特色的民族觀、國家觀、世界觀，成為能夠為理想和抱負獻身的群體。

　　北宋時期，張載將士大夫經世濟民的抱負和理想濃縮為“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明朝在“程朱理學”的發展下，士大夫重視名節更甚于生命，乃至出現了“文死諫，武死戰”的風氣。通明一代，忠諫在口頭筆端都給予了極大的褒獎，無論是權力結構的設置還是政治文化的生態，在當世可垂范，在青史可留名，使得言官有了極大的進諫動力。當然，在當時特定的歷史局限之下，為了實現“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美政理想和政治理念，不少士大夫甚至不惜個人生命以堅守心中的信仰和使命。

　　三、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身上的“智庫精神”寶庫

　　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可謂是中國真正意義上“智庫專家”的早期代表，智庫專家應有的高尚德行、資政智慧、謙遜姿態、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以及經世報國之心在近代知識分子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1930年，章太炎為鄒容《革命軍》作序，因《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而遭到清政府抓捕被判刑三年。鄒容遇害后，章太炎特地在家中掛了一幅鄒容遺像，每月初一、十五敬香一次。魯迅在《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寫道：“考其生平，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陳寅恪精通20多種語言文字，學貫東西，博古通今，被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鄭天挺稱作是“教授的教授”。除了魏晉南北朝以及唐史，陳寅恪在宗教、語言學、人類學、校勘學、文學、敦煌學等學科也建樹非凡。然而學術造詣名揚四海的他為人卻異常低調謙遜，在學校要求教師填寫的“研究專業范圍”一欄里，陳寅恪只簡單填寫了“中國中古文史學”，履歷表上“外語”一欄，也只寫了“德語”二字。陳寅恪的一生，除了筆耕不輟，堅持教書育人之外，也在用生命捍衛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幾個字。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后，陳寅恪父親絕食而亡，陳堅決不為日本人及漢奸所脅迫利用，拒絕日本人的邀請留任教書，決定不做視網膜脫落手術，導致右眼再無復明機會。1941年陳寅恪被困在日本所占領的香港，生活艱難。日方鑒于其在國際上的影響，不僅以禮相待，還常常送去各類食物。然而陳寅恪寧可挨餓三天，也不吃嗟來之食，讓夫人將日本人送來的面粉扔出門外，自己以衣物換食。1946年后，年逾五十的陳寅恪在北京生活窘困，無錢取暖買煤。胡適知道后表示要贈與陳寅恪一筆美元，陳堅決不收，推辭再三后，決定將家中珍藏的的佛經及其他中亞古代語言的珍貴藏書以極低的價錢賣給胡適用于購煤，所購之煤且僅僅夠一間屋子生火取暖。

　　北大教授錢穆的經世報國之決心，在幼時就顯露端倪。正如其在《中國文化精神》序言中所言，“當我幼年，在前清時代，就聽有人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在我幼小的心靈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這種反抗之心，便成了錢穆后來治學的動力。在“9.18”事變后，錢穆毛遂自薦主講《中國通史》一課。他在上課時時常將現實與歷史聯合起來，鼓舞學生們的愛國之情，鼓勵大家要堅持抗戰。“書生報國無他物，唯有手中筆做刀”，南遷至西南聯大不久后，錢穆決定撰寫一本新版《國史大綱》，為抗戰盡自己的綿薄之力。“國人值此創巨痛深之際，國人試一翻我先民五千年來慘淡創建之史跡，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必有淵然而思，憬然而悟，揪然而悲，奮然而起。” 1944年，錢穆又撰寫了一篇《中國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青年從軍報國，產生了極大的反響。晚年的錢穆仍然懷著拳拳報國之心。1986年時，92歲的錢穆發表《丙寅新春看時局》，堅持認為“歷史傳統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國統一的基礎，和平統一是國家的出路”。

　　胡適在1928年全國教育會議時曾說到，“政府希望學者們出來做建設的事業，這個擔子我們不敢放棄，但同時我們對于政府也有三個要求：‘第一，給我們錢；第二，給我們和平；第三，給我們一點點自由’”。這是近代知識分子救國救民社會責任的擔當，同時也是他們追求學術自由的艱難探索，這對當代智庫專家同樣具有重要啟迪。

　　中國知識分子中，出現了一大批無論是學識、品格，還是經世濟民情懷，都堪為國家典范的精英。梁啟超先生曾言“夫一國之命運，其樞紐全系于士大夫”。而中國最近代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楷模，就是承續了中國傳統士大夫精神的這樣一批有理想、有抱負、有信仰、有擔當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當時社會地位較高，社會影響力十足，經濟能力也較為優渥，這不僅為其施展智識提供了物質保障，也因這種極高的社會尊重賦予了他們跟多的堅守和的擔當。

　　據1927年6月23日南京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公布的《大學教員薪俸表》規定：國立大學一等教授每月500銀元，二等教授每月450銀元。普通大學講師每月260銀元至200銀元不等，私立大學參考該薪俸表斟酌實行。同一時期，北平平民五口之家，月用度14塊銀元，黃包車車夫月收入10銀元，住家保姆（包食宿）4-6銀元。在月薪之外，教授們還有大量的稿費、演講費、研究費等等費用，像胡適等學界名人平均月收入在1500銀元左右。

　　1934年民國部分高校基本月薪狀況

　　民國知識分子們在社會活動中非常活躍，對政治有著普遍的熱情，高舉“賽先生”旗幟進行學術研究，弘揚“德先生”旗幟投身議政參政。政局動蕩，國家制度不完善，從某種意義上，也給知識分子創造了更多空間來參與國家治理。他們中很多人通過辦報辦刊針砭時政，影響政策走向，更有甚者棄文從政，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引領國家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以《獨立評論》為例，其創刊于1932年5月22日。初期社員包括了胡適、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任鴻雋等人。在《獨立評論》5年內出版的244期刊物中，中國近代“智庫專家”的雛形已然明顯。他們往往都具有海外留學背景，身在高等學府或研究機構從事學術研究工作，通過創辦刊物、舉辦學術研討會等方式發表自己對時局政局的觀點、看法、建議和批評，甚至有的直接參政。胡適除了身為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之外，還兼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陶希圣作為北京大學政治系教授，還出任中華民國宣傳部副部長；顧毓琇在任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外，還兼任了教育部政務次長；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何廉同時還是《新經濟》的創刊人，行政院政務處處長、經濟部次長；燕京大學代理校長周詒春，同時也兼任民國實業部常務次長、農林部部長、衛生部部長。

　　除了兼任政府職務，近代的知識分子還參與著當時為數不多的學術基金會，為中國近代學術機構的發展和教育事業的發達作出了艱苦卓絕的探索和奉獻。1924年成立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用于接收與管理美國庚子賠款的第二筆退款。正是由于胡適、趙元任、蔣夢麟和蔡元培等人的不懈爭取，堅決反對以其他理由“垂涎攫取”該項賠款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維持了經費獨立、專款專用與行政自主。從1924年到1949年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共計補助了大專院校233次、研究機構139次、教育文化事業團體147次，還幫助建立了國立北平圖書館，解決了北大財務危機。

　　四、西方智庫建設之借鑒

　　與具有“士大夫”精神和強烈民族主義家國情懷，愿為理想和抱負獻身的近代中國智庫專家不同的是，西方智庫專家一貫秉承著西方的“騎士精神”，在不斷進行學術研究的同時，每個人都在尋求個人英雄主義式的精神獨立、人格自由和極具潛力的上升空間。

　　西方智庫專家從專業、文化背景、教育到工作經歷都非常多元化。美國蘭德公司的研究人員，超過一半以上具有博士學位，學科占比也非常豐富。多元化的人員和背景構成，使得智庫能具有綜合的、跨領域的、全球化的視野，保證了其研究成果能覆蓋全域，且達到獨立創新、嚴謹客觀的目標。極具包容性這一特點，在西方智庫也尤為突出。在同一個智庫內，同一個領域內也會有觀點完全不同的若干個專家，只要其學術觀點可以自洽，能夠有足夠的理論與事實依據支撐，都是可以并存，并且可以對外發聲的。

　　與中國古代士大夫“入仕”，“辭官”，“出仕”類似，西方智庫的“旋轉門”制度，使得頂級智庫專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自由在學者與官員之間的身份來回切換。“旋轉門（revolving door）”最初是指在政治領域內立法者與執法者之間角色轉換的行為，后來逐漸演變成為私人部門與政府部門之間人員的角色轉換。在美國主要指的是每四年換屆選舉后，不少卸任官員加入利益集團作為院外活動家，或選擇前往智庫成為政策研究者，反之亦然。

　　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先生為例，基辛格先生自1954年哈佛博士畢業留校任教后，在校外他擔任過多個政府機構和智庫的顧問，其中包括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局（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美國國務院和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同時基辛格還作為納爾遜·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顧問，支持其參選1960、1964和1968年共和黨候選人。在1969年后，基辛格進入尼克松政府任職，出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在長達8年的任職期間內，基辛格作為白宮的外交智囊，1973年兼任國務卿，參與訂制美國外交政策，執掌外交大全，穿梭于世界各地，權傾朝野，名噪一時。全面推行以現實主義權力觀為基調的、“均勢”與“實力”相呼應的外交戰略。在這一期間，基辛格制定了對蘇聯的緩和政策以求緩解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兩度秘密訪問中國，為中美關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石；完成了結束越南戰爭的談判，并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第四次中東戰爭停火談判中，要求以色列放棄部分領土以換取埃及承認以色列獨立和長久的和平……

　　基辛格在1977年退出政壇后，于1982年自創“基辛格咨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這位外交巨搫同時也是一位生意天才，基辛格咨詢公司作為一家營利性智庫，由基辛格親任董事長，利用“旋轉門”機制雇傭了一批美國退休官員，其中包括前駐華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前美國國務卿伊格博格（Lawrence Eagleburger）等人。基辛格咨詢公司收費高昂，但業務興隆，生意主要對象是中國。面對于有意于和中國做生意的跨國大企業，基辛格要價毫不手軟，如要他親自打電話與北京相關機構接洽，收費常三萬至五萬美元；如要他親自飛往北京一趟，除了提供私人飛機之外，另收費十萬美元以上”，在創造了個人年收入800萬美元輝煌記錄的同時又出版了7本專著。

　　除了基辛格之外，美國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在入主國務院大樓之前，曾是斯坦福大學最年輕的教務長，卸任國務卿之后，又重返斯坦福大學擔任政治學教授，并在胡佛研究所任高級研究員，同時還加入了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而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前世界銀行行長保羅·沃爾福威茨在進入政壇之前也曾在耶魯大學任助理教授。

　　西方頂級智庫作為智庫專家的“孵化器”，不僅為自身源源不斷造血輸送高質量的研究人員，同時也為美國培養了未來的政壇明星。這些智庫通過各類獎學金計劃，乃至設立研究生院，招攬年輕且具有研究潛力的學者參與其相關研究項目，并通過“旋轉門”機制輸送至政壇并反哺該智庫。而這些年輕的智庫專家也非常珍惜在頂級智庫工作乃至實習的機會，通過積累難得的經驗和寶貴的人脈助力其旋轉進入國會乃至白宮。

　　五、民族復興呼喚更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智庫專家

　　與中國古代士大夫、近代知識分子，以及國外智庫專家相比，我國加強智庫從業者梯隊的建設，培養智庫專家依舊任重道遠。新時代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進中國全面深化改革，早日建成現代化強國，智庫專家隊伍建設刻不容緩。大國之爭，在于國家戰略之爭；戰略之爭，系于高端人才；人才之爭，智庫人才先行。要培育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頂級智庫專家，讓中國智庫躋身于世界一流智庫之林，路漫漫其修遠。參鑒古今中外，中國智庫需要提升和改進的地方不在少數。

　　一是我國智庫的建言激勵與保障機制有待健全。作為公共政策的研究分析及參與機構，智庫的使命是出真知、辨真理、諫真言，協助決策者作出具有戰略性和明智遠見的政治決策。同時，智庫作為社會的“吹哨人”，在面臨重大社會問題時還應該敢于發聲、敢于預警、敢于提出不同意見，從而起到咨政啟民的作用。不可否認，我國當前智庫建言獻策的激勵機制與保障機制還有待健全，由于部分智庫的資金來源不獨立、機構性質不獨立、人員從屬不獨立等問題，導致了部分智庫過度揣摩上意，過于專注在對現有政策的腳注和解讀之上，缺乏提出更多更有創造性意見和建議的氛圍。應當鼓勵并以制度措施保障智庫專家通過內參形式直抒胸臆，敢于建言，勇于諫言，提出更多具有問題導向和獨立見地，能夠補偏救弊，咨政益民的施政意見和建議，滿足日益增加的決策咨詢需求。

　　二是我國智庫市場化程度有待進一步提升。在以美國為代表，智庫行業充分市場化的國家內，智庫建設需要多方共同參與。以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為例，慈善捐款占年度總收入的57.46%，而來自美國政府的項目委托收入僅占年度總收入的1.33%。其捐贈方及項目委托方除了大型跨國公司以及各國政府機構之外，還有不少個人，項目和經費的來源都非常豐富。在我國，目前依舊是以官方及半官方智庫為主，民間智庫為輔。前者由于財務和人員編制問題，導致了在項目獲得、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上，都對政府產生一定程度的依賴，難以保證客觀獨立。而后者又由于市場的參與程度不足，從一開始的課題委托層面，就無法取得數量和質量的保證，也就無法就研究產出做出控制，從而導致惡性循環。沒有通過市場規律篩選出一批具有高質量，高競爭力的新型智庫，也就無法淘汰相對水平較低，能力較差的智庫。沒有成熟穩定的市場機制，智庫水平良莠不齊，很難形成向好發展和良性循環的智庫生態。

　　三是我國智庫專家福利待遇有待改善。由于我國智庫市場化程度低，我國智庫專家普遍的福利待遇都無法與國外智庫相比，甚至無法與國內其他行業的研究人員相比。如今的智庫專家缺乏“士大夫精神”，專家變“磚家”，與智庫行業收入水平過低，智庫從業者“有尊嚴”地投身智庫事業缺乏保障不無關系，很難靠現有的薪酬水平吸引更有研究潛力、創新能力和理想抱負的新一批研究人員成為智庫專家。孟子云“無恒產者無恒心”，在市場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僅靠理想和抱負，而解決不好智庫專家實實在遇到的福利待遇問題，智庫人才流失就難以避免，而吸引精英青年新進智庫更是一廂情愿。

　　四是我國智庫專家人才培養機制有待創新。智庫的核心競爭力是人才，不僅要招得來人留得住人，更要持續主動為智庫的未來吸引人才。就這點而言，我國半官方智庫（高校及科研院所）相較官方及民間智庫有優勢，然而在系統性培養方面還是無法跟世界頂尖智庫相比。一方面，我國目前雖然沒有“旋轉門”制度，從單向來說，可以將已退休并具有豐富政策研究經驗的專家返聘引入智庫中來，讓他們再度“出仕”，實實在在地參與到智庫政策問題研究中來，將其數十年的經驗積累傳承下去。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未來智庫人才的培養工作，像國際頂尖智庫學習，尊重市場規律，改善并提高智庫專家的收入待遇；設立相關基金、獎學金機制，鼓勵相關專業有潛力、有能力的研究人員加入智庫從業隊伍；增加實習生、助理研究員崗位，讓對行業感興趣的年輕人能切身參與到行業調研和政策建言之中。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博士后，商務部中國商務出版社社長、中商智庫執行理事長、《國際貿易》雜志社社長兼主編、《商業周刊/中文版》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