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馮侖

　　任何一件事情，要解決問題，診斷是第一位的。我們說看病、治療、健身，你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毛病，找對你的毛病，然后才能夠‘對癥下藥’，或者按中醫的說法，叫‘辨證施醫’。

　　健康問題是纏繞人一生的難題。每個人自從出生，爺爺、奶奶、父母就對他寄予一個期望，希望他健健康康地長大。到了懂事的年紀，總會覺得自己一生中其他的事都是 0，而健康是 1。這個時候，健康的身體又變成了活下來的依據和活下來的目標。因為沒有了健康，其他的這些都會成為空中樓閣。

　　為了健康，人們發展出了健康產業。健康產業又衍生出很多和健康有關的器械、課程、方法，等等。這些課程、方法的目的，除了讓人活得明白，精神上健康，更重要的是活得結實，活得舒展，活得舒服，活得自如，也就是身體健康。

　　為了達到健康，我們想出了很多辦法。其中，在室內健身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些天悶在家里，除了看書，我也拿出一些時間來健身。在健身的過程中就想起了很多跟自己的健康有關的事兒。一邊健身一邊想，到底健康依賴于什么？健康是怎么得到的？健康應該怎么保持？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是我有切身的體會。曾經有兩件事，讓我跟健康這件事形成了生死的交集。一個是癌癥誤診，1993 年，我被誤診患癌，折騰了 3 個月；之后在 1997 年，我又被丙肝病毒感染，和病毒纏斗了 20 年。通過這兩次特別的人生經歷，我對健康有一些感悟，同時也知道了該怎么樣關照自己的身體。

　　癌癥誤診

　　先說第一個事。1993 年的時候，我們剛剛在北京發起設立萬通股份公司，住在保利大廈，忙得不亦樂乎，每天不停地開會。特別忙的時候，從早到晚都吃方便面，一箱一箱地吃，有時候還喝大酒。在這期間，突然有一天，后半夜的時候，我感到左邊的小腿腫脹，非常的疼。

　　我一看，不僅紅腫，而且鼓起來，小腿皮膚緊繃、發亮，當時非常著急。一個同事說認識積水潭醫院的人，他連夜把我拉到積水潭醫院，并且當時就找來了醫生，去拍片子。看了片子以后，有一位值班的醫生摸了一下紅腫的地方，馬上就判斷這極有可能是癌癥，必須住院治療。

　　我當時一下子就懵了，怎么撞到癌癥了？但是也沒辦法，第二天在潘石屹（當時是北京萬通總經理）和其他同事們的幫助、安排下，住進了積水潭醫院。

　　住進積水潭醫院之后，就開始檢查。這個過程非常痛苦。為了看到小腿上長的這個東西到底是什么，要最后確診是不是癌癥，還要打加強液，5 公分直徑粗的大針管，一管一管地把藥物打進身體，靠顯影劑來看清楚小腿上的這個腫塊。打針之后，頭昏腦脹、熱。這么折騰了兩天之后，醫生說，‘沒辦法，一定要做手術。’

　　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不斷地給我和家人灌輸一個觀點：如果把手術做了，腿鋸了，大概還能活兩三年。

　　很有意思的是，人在苦難和痛苦面前，接受和妥協是一個逐步的過程。如果當下就死了，很多時候，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所以我們經常會看到這樣的情況，一個人突然遭遇橫禍的時候，家人會崩潰，會得精神病，甚至會跟隨之而去。但是如果把這個事，每天說一點，每天說嚴重一點，于是他就每天接受一點，到最后，對死亡的接受就變成了一個心理暗示，覺得這是不可避免的，反應反而不會那么大。

　　類似的，在這次肺炎疫情來的時候，一開始，很多家庭不太能接受親人去世之后不能告別這個事。隨著對疫情的了解，大家慢慢形成了一個共識，也就在心里接受了這個事實——因為這是傳染病，沒有辦法告別，一定要等幾個月以后才能拿到骨灰——如果染病被送進醫院，然后去世了，就得在三四個月以后拿到骨灰。

　　我當時的心理狀態也是那樣：在恐懼中逐漸地接受，最后同意了鋸腿。

　　有意思的是，一開始，我能接受的是從小腿關節以下截肢，這樣子能保住生命，然后做個假肢。當時甚至有假肢廠來給我推薦假肢。三四天之后，要進手術室之前，醫生看了病情之后說，‘發展得有點快，光鋸小腿可能還不行，有可能大腿也保不住。’醫生還叮囑家人千萬別告訴我，免得增加我的心里負擔、影響手術。家人為此陷入巨大的糾結和痛苦中。

　　這個過程非常恐怖。我內心也有些恐懼，每天都想知道自己的結果。就像是一個犯了死罪的人，在等待判決時仍有一絲希望，盼著這個罪沒那么重，我能夠活。這時候，已經不會在乎能不能出獄了。當然，更多的時候是覺得既然已經要死了，那你就告訴我個準信，別老嚇我。究竟我還能活兩年還是三年，你給我個準信兒，我就決定接受了。

　　那個時候孩子特別小，才一歲半，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講。我就覺得，如果就此與世別過，那我要寫一本書，把所有我想做還沒做的事，想說的話，想交代的事，寫下來。甚至給書取好了名字，一個非常樸實簡單的名字，叫《寫給小小》。

　　我想完這些以后，還得面對手術這件事。在面對這件事的過程中，就得跟主刀醫生溝通，主刀醫生是個女醫生。據說手術做得成功，鋸得好的話，之后裝上假肢會比較方便、舒服一些，如果鋸得不好，裝假肢就有困難，或者裝上了不舒服。

　　為了能讓之后的裝假肢方便一些，我就在積水潭附近最好的一家餐廳（三釜火鍋店）請主刀醫生吃飯。我在輪椅上坐著，把腿架在輪椅扶手上，因為一放下就非常疼。我就這樣陪著他們吃飯。

　　當時在‘三釜火鍋’吃飯是非常有面子的。我昨天偶爾看到一個數字，1980 年的 1 萬塊錢，相當于現在的 225 萬元人民幣。那么我在 1994 年請主刀醫生吃飯，花了 8000 塊錢，至少也相當于現在的十幾萬塊錢。

　　主刀醫生也不客氣，招呼來麻醉師、相關的護士，甚至有家屬，一共來了將近 10 個人。

　　當時我心里非常難受。我就想起了在清朝末年實施酷刑，凌遲的時候，要從人身上一片一片地割肉。行刑前，犯人得行賄劊子手。行賄劊子手做什么？就是請他在一刀一刀割肉之前，或者是剛開始時候，趁人不注意一刀扎在心臟上，把自己扎死。這個時候再割肉，一刀一刀剌的時候，就完全沒感覺也沒痛苦。

　　我當時就感覺請這些人吃飯，我就相當于即將要受刑的人，我請他們先捅死我，然后再剌肉。有這樣一種感覺。

　　吃完這餐之后，我只能由他們來擺弄。先是備皮。因為可能要從大腿根上鋸，所以護士得把左大腿根以下的腿毛刮得干干凈凈，然后消毒。備完皮之后，醫生把手術的詳細方案告訴了家屬，因為擔心增加我的心理負擔，依舊瞞著我。第二天一早，家屬簽過字，我被推進手術室，實施麻醉，瞬間失去了知覺。

　　等到我再醒過來的時候，第一件事情就摸腿，結果發現腿還在，我一下子又懵了，恍如夢境，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周邊的人，都是真人，活著的，于是我意識到還沒鋸，就問他們怎么回事。

　　他們說，‘推進手術室以后，發現你的小腿紅腫得厲害，是一種非常嚴重的炎癥，按照手術的要求，這么重的炎癥是不能做手術的，一定要消完炎再做。所以決定推回來先消炎，等炎癥消除了再手術。’

　　聽到這個消息之后，我感覺天旋地轉，就好像是自己被拉到了刑場，‘崩’，聽到一槍響，我以為自己已經死了，結果沒死，又給拉了回來，于是不知道自己是活在現實還是活在陰間。

　　就這樣恍惚了幾天。期間每天都打一種高濃度的廣譜抗菌素。每天打著藥，我半昏迷半清醒著。知道打好了也是要鋸腿，就像從刑場上撿回一條命，雖然沒被處決，雖然每天還有人喂兩頓飯，但最終還是要被槍斃，就是這種感覺。

　　幸運的是，很奇妙的事情發生了。消了四五天的炎之后，小腿上的腫塊居然沒有了，別的癥狀也消退了。

　　這樣一個意外讓所有人都感到很吃驚。主刀醫生和主任都感覺到很奇怪，認為要不要再鋸腿，還得要再觀察一段。怎么觀察呢？就是讓我繼續住院。

　　在住院的過程當中，他們也不能馬上給出結論還鋸不鋸腿。就像是在刑場上把人拖回來，突然有人發現他不是殺人犯。那他犯的到底是什么罪呢？于是就開始重新審案子。

　　我的腿仿佛也要經歷這樣一個過程。醫生也要搞清楚這個腫塊怎么就沒有了，要甄別我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腫瘤科室，形成了兩派，一派以主任為首，認為是腫瘤；還有一派，一個主治醫生認為開始診斷錯了，這就是個炎癥，不是腫瘤。

　　于是就開始了一場爭鋒和討論，怎么討論呢？就是每天早上查房的時候，主任帶著一撥人，包括學生，來看看我的腿，摸一摸，最后覺得還是腫瘤，走了。之后，這位主治醫生又帶一幫人，也是十幾個人，包括學生，男生女生都來摸一下我光溜溜的小腿。他們這一組就圍繞炎癥話題開始討論。

　　就這樣，持續了將近一個月。我就想起有一些文物，比如石雕的大象、獅子，有些關鍵部位都被人摸得發亮了。我感覺自己的小腿也被摸成了這樣子，但醫生們還是沒有結論。我又有點懵，每天聽他們討論，感覺就像是一個待判的罪犯，有人說應該無罪釋放，有人說該判死刑。

　　大家不斷地說，就這么煎熬著我。他們全然不顧我的感受，每天在那爭論這個事。后來我一氣之下，就說，‘你們別在我這爭論，我支持你們做個研究，就拿我的腿研究，到底是炎癥還是癌癥，把我研究清楚了，對別人也是個幫助。’

　　他們接受了我這個建議，真的去研究去了。但是，兩三個月以后，仍然沒有讓我去鋸腿，但也沒有把我放出來。最后給我一個建議：在醫院再住一段時間，就當炎癥治，萬一再不復發，那可能就是炎癥，因為腫瘤不可能跑了，找不著了。

　　而且，抗菌素也給我用了，沒有什么別的辦法。怎么辦呢？醫生說，‘拿點中藥泡泡。’于是就開始每天用一桶中藥泡我的小腿，泡了一段時間以后，沒有復發，腫塊沒有回來，紅腫也沒有了，于是只好不了了之。醫生說，‘你回家觀察’。醫院也做不出結論，就把我放回去了。

　　放回去以后，感覺就像是，‘雖然放了我，但又沒有說我無罪，隨時可能又把我拉回去，定我死罪。’我也很納悶。

　　在這種心情下過了兩三個月，實在沒辦法。剛好那個時候陜西咸陽出現了‘三神’：神針、神圈、神功元氣袋。我回西安時，有朋友介紹，說，‘有神醫，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我那時候就抱著‘死馬當活馬醫’心態，說，‘那就看一下吧。’

　　朋友告訴我，我要去見的神醫是‘三神’中的‘神圈’。我當時和很多人一樣，在西醫沒有結論的時候，找中醫就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于是我就到了咸陽。在我想象中，神醫應該是在一個高宅大院里住著的仙風道骨的老者，就像小說里描寫的那樣。可是，到了神醫家，我發現他住在樸素得有些簡陋的居民樓里，年齡大約七十來歲，穿著一件特別不起眼的舊棉襖。他聽完了我的講述，號了脈、查看了小腿曾經腫脹的部位，然后進到里屋，拿出一個大大的玻璃罐子和一把不銹鋼餐刀，外加一沓子 16 開大小的馬糞紙。馬糞紙就是用稻草等作為原料，做成的很粗糙的黃板紙。他把紙攤開，不緊不慢地在上面涂滿自制的黑糊糊粘稠的膏藥，把我從背到肚腹、以及兩條腿都貼滿了。

　　我很訝異，問：‘我是腿上的病，你貼我的肚皮和后背做什么？’

　　他說：‘你身上積了三十多年的病，我給你一起治了吧。’又說：‘回去后不能洗澡，哪兒的病嚴重，哪兒的膏藥脫落得慢。’

　　我心里就開始嘀咕：‘我才不過三十五歲，你說我的病已經三十多年了，這也太不靠譜了吧！’

　　我就這樣帶著滿滿的將信將疑離開了神醫家。

　　幸虧是冬天，那時的西安家里沒有暖氣，半個月不洗澡還是很容易做到的。一個多禮拜以后，肚腹部分的膏藥已經剝落了；大約到了第十天，最后的一片膏藥從曾經腫脹的小腿脛骨外側脫落，我細細察看，發現了一個小指甲蓋大小的痂，顏色黑黑的。

　　我的腿病就這樣好了，到今天為止，再也沒有腫脹過。

　　直到五六年以后，我有一天在機場碰到醫院的主任，主任還問我，‘你的腿沒有復發嗎？’我說，‘你們沒有研究明白嗎？’他說，‘還沒有，你這個情況還沒有弄明白。’我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沒有復發，顯然不是癌癥。’

　　后來，我跟積水潭的醫生再談起這個事情，他們說，誤診的事實際上也偶有發生。他們還給我講了一個醫院里曾經發生的事情。一個婦女做手術，做了以后，主刀醫生把一團棉紗給留到肚子里了。醫生就說，‘也可能你這就是誤診。’就這樣給我一個調侃式的解釋，就算把我給打發了。

　　可是我后來又想，我這到底算什么病呢？有一天我跟我父親說這個事，我父親說，‘可能你這就叫流火，在浙江老家，有一種病，就叫流火。’什么叫流火？我又問那些醫生，他們說在中國北方，這個病有時候叫丹毒，還說丹毒中醫也能治。我想，大概我這就是丹毒，咸陽那位神醫的膏藥大概就是治丹毒的。這是我給我自己找到的一個解釋，算是把這事從心里放下了。

　　通過這件事情，我就發現，要保持健康，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治療的前提都是診斷，如果不能夠精確地診斷，后邊的治療都是瞎掰。

　　我被‘癌’了幾個月，這么折騰，起因就是一上來就給定性為癌癥，如果一開始就確診為丹毒，那就消炎，從西醫的角度，消完炎就結束了。

　　所以說，任何一件事情，要解決問題，診斷是第一位的。我們說看病、治療、健身，你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毛病，找對你的毛病，然后才能夠‘對癥下藥’，或者按中醫的說法，叫‘辨證施醫’。

　　通過得這個病，我悟到一個做事的方法，每處理一件復雜的事情，我都當做是看病，一定先診斷清楚這是個什么事，然后再去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所以，得了這次病，讓我在處理具體問題上的思考方法改變了，我的能力應該說得到了加強。

　　另外，生了這個病，我也得到一個很好的教訓。得病期間醫生就跟我講，其實所有的病都不是治好的，是檢查好的。任何病，發病都有一個時間，你只要檢查得早，檢查得準確，就能在病的初期把它解決掉，而不至于釀成后邊的大病。而且病在初期的時候，人是沒有癥狀的，所以怎么解決呢？就是靠體檢的密度。三十歲前后，應該一年查一次；四五十歲期間最好半年查一次；六十歲以后爭取每隔三個月查一次。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免疫力在下降，病的生長速度會加快，你就要更密地篩查，然后及時在早期把它處理掉。總結起來，就叫‘花錢花時間體檢，省錢省時間看病’，這是保持健康的一個重要方法。

　　醫生又告訴我，很多人看著很長壽，他不是沒病，而是他有條件來保證隨時體檢，體檢的密度很大，很早發現問題，就及時把它處理。所謂保健醫，不是他的方法能把你治好。如果得了絕癥，再偉大的保健醫也治不好。保健醫只是像個健康教練，在你跟前不斷地告訴你什么時候要體檢，什么時候吃什么，這樣的話，保證你的身體狀況完全在醫生的掌握之中，他隨時告訴你有什么小問題要處理，這樣子才能夠健康，而且長壽。

　　纏斗丙肝

　　我第二次被健康問題困擾，是不幸地被丙肝病毒感染，并因此和這個病毒纏斗了 20 多年。

　　被丙肝病毒感染是一個偶然的事。九十年代中期，在我的腿傷痊愈兩年之后，我們公司在上海有項目。當時公司為了照顧員工，每年安排有體檢。有一次我正好在上海的時候，趕上公司安排員工體檢，我也就決定加入。

　　在體檢的前一天，有一個好朋友結婚，辦婚宴，我被邀了去，由于是特別好的朋友，我就告訴他，‘我明天體檢，不能喝酒。’但是他不斷地勸酒，說，‘沒事’，又說，他新婚的太太就在醫院工作，‘你明天別跟你們公司一塊去體檢了，你喝了酒以后，等酒醒了，什么時候要體檢，到我老婆醫院去體檢就行了。’

　　我一想也是，于是就喝了一點。我記得第二天是中午起來的，然后下午按照朋友給我的地址，去了他太太工作的醫院。到了才發現，那是一個區級醫院。那個時候，區級醫院實際上很小、很破。但是，當時沒那么大眼界，也沒有保健意識，又礙于人情，想著既然已經到了，那就體檢吧，又不是看病，醫院小就小吧。沒想到，抽血的時候，他們用了一個鐵針頭，不是一次性針頭。后來才明白這樣抽血是極其危險，可是當時我不知道，抽完了血，體檢完了，我就走了。

　　過了半年左右，突然感覺到特別疲乏，渾身無力，而且面色發黃，臂膀上出現一些黑斑，覺得好奇怪，也很難受。就去了醫院，醫生一看就說，這是肝炎。

　　我說，‘我怎么就肝炎了呢？我啥也沒干啊。’他就問，‘你有沒有跟肝炎病人在一起過？’我說，‘我沒跟肝炎病人在一起。’他又問，‘你有沒有什么地方破過皮？’我說，‘沒有。’他又問，‘你最近輸過血沒有？’我說，‘我沒輸過血。’

　　他又說，‘抽過血嗎？’我說，‘我抽過血。’他問，‘抽血的環境怎么樣？’我說，‘是在一個小醫院里，那個針好像是個鐵的針頭，扎針的時候挺疼的。’他說，‘問題肯定就出在這針頭上。’

　　于是就給我做進一步的檢查，最后確診為丙肝，也就是丙型肝炎。

　　我以前不懂，后來慢慢了解了。關于肝炎，最早是甲肝，甲肝變形成乙肝，乙肝變形成丙肝，后來又有了丁肝、戊肝，現在有五種肝炎。

　　確診以后，從 1997 年開始，就不停地折騰，去治這個丙肝。為了治丙肝，我也找到很多的文獻，翻閱了很多的資料。因為自認為讀了點書，可以研究，包括周圍的人也都在幫我研究。

　　研究的其中一個結果，是我的一個發小告訴我，‘沒事，能治，用干擾素能治住。’于是我就趕緊去研究干擾素，然后找到醫生說，干擾素可以治。醫生也說干擾素治丙肝沒問題，給我開了藥。

　　當時剛好趕上我出差在美國，我就吃干擾素。干擾素非常難吃，服用時要把它放在舌頭下面，含著，讓它自然化了以后，從那里吸收。舌頭下邊有血管，不知道是血管比較密，還是從那吸收得更快，總之一定要含在舌頭下邊。

　　干擾素有點甜，還有點苦澀。但是，我含著干擾素的時候經常著急，就喝一口水把它咽下去了。不知道是不是服藥方法不對，沒有效果，我就放棄了。

　　因為朋友、同事們知道我有丙肝，也給我找民間偏方。

　　我們公司的監事長王魯光，還專門從山東一個村里找了一個偏方，帶了一個 30 多歲的‘神醫’，給我弄了一些藥，我出差的時候也拿著這個藥，加熱之后喝，喝了大概有小半年時間，也沒效果。

　　這期間我又去了臺灣，在臺灣的時候，我又打聽。別人告訴我臺灣的‘國醫’很好，所謂‘國醫’就是中醫，他們把普通話叫‘國語’，那么中醫叫‘國醫’。說你看一下‘國醫’，然后就去了一個胡同，一個干干凈凈的房子，有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

　　看了以后，他很有把握地說，‘可以治。’然后給我開了個方子。我就在臺灣拿了中藥。拿藥是在診所邊上的一個像 seven11 一樣的地方，他會把藥煎好，定期去拿就行。我在臺灣有一周多時間，我就拿了一周的藥。

　　回到北京后，我就拿這個方子在北京的藥房抓藥，連續喝了半年多，再去檢查，結果沒有任何改善，我就有點要放棄了。

　　有人建議，‘是不是去國外看看？’我也想，‘在文獻上、書上、資訊上都說能治，可是我在國內用了這么多辦法，都治不好。為什么？是不是國內的技術不行？’

　　這之后，我就開始到國外去治，同時，由之前癌癥誤診得出的經驗，我不停地查，最后把體檢變成了一個特別的心理安慰。每隔半年我就去查一次。所以從 1997 年以來，我就不停地體檢，23 年來，體檢了將近 50 次。

　　醫生說，‘花錢花時間體檢’，無非就是要監測我這個肝到底壞到什么程度了。如果發現壞的趨勢不能控制，那就早點換肝，就只有這個辦法。

　　每次查要做 B 超，要抽血，抽血以后要做生化檢測，越來越復雜。國內的醫療檢查慢慢地也復雜了。所以我一方面在國外找治的辦法，另一方面，在全球各地出差的時候去體檢，通過復雜的體檢，讓我了解到自己這個病的問題到底在哪？而且這個病最終可不可以治？可不可以治好？未來的趨勢是什么？

　　就這樣，檢查的足跡遍及國內外的一些醫院。當時在國內，海軍醫院是我做體檢最多的一個單位，后來又到了協和、北京醫院，等等，反正國內各種醫院，臺灣的榮總、星光，還有高雄的義大，我都去查了，然后在日本也查、去韓國也查，去美國也查。在美國的梅奧診所就查了兩次。可是查來查去，我始終是丙肝病毒攜帶者，陽性，這個帽子摘不掉。只是有的時候轉氨酶高，醫生就告訴我，‘有點危險，你要休息一下。’轉氨酶高，也就是肝在發病期。

　　最好的情況是轉氨酶接近正常，也就是說這個病毒在身體里，但是并不活躍，這種情況下我就屬于健康帶菌者了。這給我一點安慰。

　　最有意思的是，大約是在 1998 年夏天，我在美國斯坦福醫療中心遇到了朋友力薦的肝病專家 Doctor Keef，他竟然建議我放棄治療！

　　他聽了我的描述，看了我的檢查報告，查看了我胳膊和背上的蝴蝶斑，然后非常開心地說，‘首先，祝賀你。’

　　我問，‘祝賀我什么呢？’

　　他說，‘你得的，的確是丙肝，但是丙肝好過甲肝、乙肝。因為甲肝、乙肝的發展趨勢，隨時可以不經過肝硬化、肝浮腫、肝纖維化，直接從肝炎到癌癥。丙肝呢？如果沒有肝硬化、肝纖維化、肝腹水這些癥狀的時候，是不可能有癌癥的。你現在離肝硬化都還遠，所以祝賀你。’

　　我說，‘這真的就是我常說的喪事當喜事辦。那今后怎么辦？’他說，‘我們現在的藥，干擾素，打針和口服，只對 70% 的人有效。不幸的是，你是 30% 那一撥的，所以你再打針，再吃干擾素，也沒用。但是，按照前面講的這個邏輯，既然你離肝硬化還早，你就回去吧，該干嘛就干嘛，想干什么干什么，不影響的。等到有一天，肯定是你活著的時候，或許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就會有人發明出一種藥，你只要打一針就完全徹底好啦！’

　　我心說，‘我來看個病，你就告訴我一件事，就是死的順序，得丙肝會是怎么死的？’那就相當于說，人老了以后會死，一定是免疫力衰退、記憶力衰退，各種器官衰退，又出現并發癥，最后死掉。當然，這樣的說法，給我的安慰也是不言自明的。反正人最終只有一個去處，就是死亡。醫生只是告訴我，在這個過程中，能看見的風景不同。

　　我也明白了，從丙肝到肝癌，要經過肝硬化、肝浮腫、肝纖維化，按照這樣的路徑來一遍。只要還沒硬化，咱就不擔心。我也接受了醫生的說法，也感謝他。我明白了，就不會稀里糊涂了事。我會明明白白地死。另外，醫生也告訴我，不用再看了，讓我省錢，也省時間了。我就注意體檢，只要是還沒硬化，我都不管了。

　　也能給人心理安慰

　　之后差不多有 10 年時間，我就抱著這個心態，每次體檢，就看一個指標，有沒有硬化？

　　其中有一段時間，可能比較辛苦，也比較勞累的時候，發現不舒服，有點隱隱作痛，我就揣測是不是不好，是不是快要快硬化了？

　　然后就到一個隸屬于軍隊的專科醫院去檢查。醫生說，要看硬化沒硬化，得穿刺。穿刺就是拿著一個帶著又粗又長的針頭的器械對著肝所在位置的肚皮，捅進去，然后取一點肝的組織出來。穿刺的時候把我疼得夠嗆。之后化驗，化驗完以后說沒有硬化。我心說，‘Doctor Keef 說過，沒硬化就還早，所以不要緊。’

　　但是醫生也說，‘轉氨酶有點高。’我就問，‘那怎么辦？’

　　醫生說，‘現在有一種新的干擾素，你要不要試試？’我說，‘斯坦福的專家說，我是 30% 那一撥的，干擾素沒有用。’他說，‘新的干擾素比原來的效果好，你可以試一試。’我說，‘怎么試？’他說，‘這個就是有點辛苦。一種是一個月打一次針，效果慢一點；另一種是一禮拜打一次針，效果強一點。’

　　我說，‘來打針沒問題。除了打針，還有什么辛苦？’他說，‘要有一個心理準備，每打一針，會有 2 到 3 天低燒，大概 38 度。不過你不用緊張，時間過了體溫就會退下來。’我一想，既然能治，那我就咬牙認了。我說，‘那我就打吧。’

　　就這樣，我就開始了為期一年的打針之路。我無論出差到哪里，無論多早多晚，我都按時按點打針。我記得是每次是在禮拜五，上午 10 點左右到那去打這一針。打完以后，利用周末時間發兩天燒，然后禮拜一、二正常上班。如此折騰一年整，我累計發燒了130天。一年的療程結束后，我如釋重負，心想這一年里發燒這么頻繁，我竟然還沒死，自己的這個肉身還真是非常的皮實呢！

　　然后我就跟醫生說，‘咱趕緊看看，這病毒怎么樣？還有沒有？’于是做了一個詳細的檢查，抽了十幾管血。查到最后，醫生很高興地告訴我，‘轉陰了。’轉陰就意味著病毒沒了，好了。

　　我心說，‘真好！’我特別高興，對醫生說‘謝謝’，和治愈相比，這一年的發燒，也不算什么了。

　　我還是按照習慣，半年體檢一次，到了體檢的時候，我告訴醫生，要重點查我的肝，我得過丙肝，同時我告訴他，‘我已經打過干擾素，應該是好了，但你們再給我查查。’不幸的是，干擾素打完以后的半年，接著一查，又轉陽性了，病毒又回來了。

　　我就特別好奇，專門找專家問，我說，‘怎么回事啊？打了一年干擾素，最后說轉陰了，怎么又轉回來了，又轉陽了？這不是白打了？花錢且不說，關鍵是折磨身子。’

　　這個藥當時在國內也算貴，打一年要 20 多萬。更重要的是，把身體折騰垮了，一年當中近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發燒，最后卻沒效果。我就有點搓火，覺得醫生明知道打不好，還鼓搗我去打，是不是騙錢？醫生怕我誤解，就耐心地給我講解這個病毒是個怎么回事。

　　講了半天，我也沒太聽明白。最后醫生說，‘按通俗的講法，病毒就像小偷，打干擾素，強度很大，就是嚴打。在嚴打高壓下，這些小偷就躲桌子底下，躲在犄角旮旯里，躲在洞里不敢出來了。所以你往街上一看，天下太平，沒賊了。等到你不打這個針時，等于嚴打過去了，這些小偷又伸著脖子出來了，因為它得吃喝，得活下去，于是它又出來禍害。所以要想把它摁住，你還得再打。’

　　我說，‘那怎么行？打一輩子，我剩下的幾十年天天發燒？我寧愿讓這幫小偷跟我一塊兒混了，只要它們偷東西時不殺死我，我就不跟它斗爭了，我也不見義勇為了，就這么著吧。’他說，‘那就只能是這樣了，你得注意身體，多鍛煉，增強免疫力。’

　　經過這事以后，我就想起斯坦福這個醫生說的，他告訴我要等到特效藥，特效藥出來，也許一針就能解決問題。如果沒有特效藥，也就別治了。我就覺得，斯坦福這位教授是非常誠實的，而且他查得非常清楚，我是屬于那 30% 一撥的，所以就不要那么折騰。

　　從那之后，我再也不在醫院討論治療丙肝的問題，我仍然關注的是，每次體檢時看肝臟有沒有硬化，轉氨酶是不是高？只要硬化的征兆一點沒有，轉氨酶也沒有高起來，我就不管了，然后繼續做事情。轉氨酶一旦高了，我就停下來，稍微調養一段時間，然后讓它降下來。

　　就這樣又混過了幾年，直到三年前，我開始轉運，轉什么運呢？就是亞布力夏季論壇在西安組織一個大健康的論壇，我邊上坐著一個吳總，是一個博士。在發言中，我得知他是專門研究丙肝特效藥的。

　　作為一個老丙肝，我就特別興奮，就抓住他問，‘到底能不能治？’我把我得病和治療的過程跟他講了以后，他說，‘能治，但我們的藥現在在國內還沒有上市，如果你能等個半年一年，我們的特效藥（戈諾衛）上市以后，我第一時間給你，我相信能治好。’我說，‘國外有這藥了嗎？’他說，‘國外已經有這個藥了。目前看，這個病不是不治之癥了，已經可以治了。’

　　我說，‘這回是真的嗎？以前斯坦福的專家說我是屬于 30% 的，沒法治。’他說，‘現在不管是 30% 的，還是 70% 的，這藥都能治。’

　　我問，‘國外是怎么治？’他說，‘國外，你要是沒有保險的話，就得自費去到醫院看，拿了處方，很容易就可以拿到藥。大概得吃兩三個月的時間，花費 10 多萬美金，大概 100 萬人民幣左右就 ok 了。’

　　我說，‘那好，那我是去國外看呢，還是等你的藥？’

　　他說，‘我聽你說下來，你現在基本上是健康帶菌，病毒含量不高。’我說，‘為什么呢？’他說，‘如果你是輸血染上的病毒，含量會非常高，會很難治，你也不能活到今天。但你是抽血時染上的，那么你的病毒含量相對比較少，而且你也治療過，抑制了一下。所以的話，你現在的病毒含量也不會高，一年以后治也沒問題。’

　　我說，‘那我就相信你了。’

　　到去年年初的時候，吳總告訴我，‘我們已經拿到新藥的銷售許可了，你可以來吃藥了。’

　　我太高興了，于是在吳總的安排下，他的同事輔導我怎么吃藥。其實就是藥片，服用也很簡單。吃了 50 天之后，我一查，真的就轉陰了。而且之后半年我再查，沒有轉陽，真的治好了。

　　我非常感謝吳總，和吳總成了好朋友。我是最早吃他藥物的幾個病人之一，也是受益者之一。所以我非常慶幸，去年三四月份在吳總的新藥的幫助下，丙肝病毒沒有了，去根了，也就‘摘帽’了，活回來了。

　　除了醫生、藥物，心態也很重要

　　除了感謝吳總，我在每次體檢的時候，還發現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每次都問別人，為什么我的肝還不硬化？也就是，萬一硬化了，我會著急，不硬化，我也著急。就跟癌癥患者一樣，擴散了著急，不擴散也著急。其實就是想要個結論，到底好了沒好？如果好了，當然很高興，如果硬化了，我就認命。總之就是想要個結果。

　　這期間，我也總跟醫生交流，醫生說，在他們看來，我染上這個病毒 20 年，基本上后邊 10 年是健康帶菌，沒影響做事情，還活蹦亂跳地折騰著，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是吃得好。

　　有一次，我在臺灣的一家醫院體檢，我就告訴醫生我有丙肝。他說，‘我知道，我看你過去的體檢數據，一直都有丙肝，但是你現在好像什么癥狀都沒有。’我說，‘那是為什么？’他說，‘我看了一下，你吃得好，營養夠，而且營養夠了也不亂吃。正常的營養你都夠，而且長期吃得好，免疫力就能夠提高。’

　　他還說，‘在特別貧困的地區，人免疫力下降和食物結構有關。如果吃得特別簡單，特別粗糙，吃食物僅僅是維持在生存線上，沒什么營養的話，免疫力就不好。而城市的人，由于經濟發展，所以吃得好，營養夠，免疫力就能提高。’這是一個解釋。

　　第二是工作忙。

　　還有一次，我去體檢，我用同樣的問題問醫生。醫生看了以后說，‘看得出來，你是坐飛機坐得很多的人。’我說，‘怎么看得出呢？’他說，‘飛機里邊的空氣不一樣，長期坐飛機的人，從影像學上能看到會在肺上留一個陰影什么的，飛行員、空姐、空乘都有這玩意。你肺上也有一點點。’他說，‘一看就知道你很忙的一個人。’我說‘是。’他說，‘這個是好事。’我問為什么？

　　他說，‘忙，你就需要跟外部環境競爭，你越忙，其實壓力越大，壓力大，就會調動你身體內的細胞、身體內的免疫系統去應對這個環境，就需要戰斗。所以的話，越應對身體越強，相當于越在野外跑，你的筋骨、皮膚、心臟、呼吸系統就越能適應，機能就越強。你越忙，免疫力越增強。反過來，你天天就在家里呆著，哪怕屋子里的空氣百分之百的干凈，什么都沒有問題，你天天呆著，什么事都不做，免疫力也是會下降的。’

　　我一聽，這也是一個安慰。忙沒問題，只要吃得好，忙還能夠提高免疫力，幫我對付丙肝病毒。

　　第三個原因，想得開，樂觀。

　　有一次醫生對我說，‘你都得這個病 20 年了，你還這么拼命干活，你一定是個樂觀主義者。’我說，‘是，我從來把喪事當喜事辦，我很開心。’他說，‘樂觀情緒也會提升你的免疫力，讓你的生命、活力去抵抗外部的傷害。’

　　我之所以能夠和丙肝病毒纏斗 20 年，終于等到吳總的特效藥，除了耐心，死扛，主要就就靠這三件事：吃得好，干得歡，想得開。經過這 20 年，我算明白了，要想提升免疫力，就得靠這三個硬道理。

　　同時，對病毒也不能心存僥幸，一定要準確地了解這個病毒。病毒就是這樣子，跟小偷一樣，當沒有發現特效藥的時候，只能暫時把它摁住。如果內生免疫力不夠強大，那就會出現一時摁得過，之后還可能復發，再傷害到你的情況。如果你生活態度積極，吃得好、干得歡、想得開，免疫力又足夠強，其實可以健康帶菌，也不用太害怕。

　　聯想到現在的新冠肺炎病毒，我想，未來可能也會在一些人身上重復我跟丙肝病毒纏斗的經歷。這個病毒可能反彈，哪怕是暫時摁住了，治好了，像我打了一年的干擾素一樣，當你免疫力特別糟糕的時候，之后也可能會反彈。

　　反過來，你生活態度積極，吃得好、干得歡、想得開，加上適當的藥物抑制，病毒即使在身上沒有清干凈，你仍然能夠健康帶毒活著。等到特效藥出來那一天，就能像斯坦福醫療中心的教授當年所預見的那樣，只要一針就 OK 啦！我們就期待著，等著吳總這樣的專家再次出現，就是這樣一種選擇。

　　有了跟丙肝病毒纏斗 20 多年的經歷，我對新冠肺炎未來在一些人身上可能發生的故事，有了一個預判，也有了一個關于如何面對未知的建議。我覺得這個體驗、這個經歷，是一個非常獨特，也非常有意思的生命體驗，值得同大家分享。

　　(本文作者介紹：萬通地產董事長，自媒體“馮侖風馬牛”出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