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王永利

　　脫離資源貨幣化、經濟發展、融資結構等影響因素，簡單地講貨幣總量多長時間翻番，或者用翻番的時間大大縮短來說明貨幣嚴重超發，并將貨幣總量（M2）增長速度與物價指數（CPI）提升速度完全等同，進而說明很多投資或資產的收益率都難以跑贏印鈔機，是非常不嚴謹。

　　23日，一則發自一位很有影響力人士的微博短文被很多人廣泛轉發，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博文內容為：

　　“2020年1月廣義貨幣M2突破200萬億，真是具有歷史意義，2013年（3月）才100萬億，不到七年翻了一番，我們測算發現：過去四十年，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年均增速15%，從各類資產價格表現看，絕大部分的工業品、大宗商品、債券、銀行理財等收益率都大幅跑輸，只有少數的一二線地價房價、醫療教育等服務類產品、股票市場上的核心資產等收益率跑贏這臺印鈔機。”

　　這則博文應該是對他人博文的評論，因為其下還附帶了一段文字：

　　“2020年1月的廣義貨幣M2首次突破了200萬億，達到了202.31萬億，同比增幅8.4%。這也算是一個比較標志性的歷史深刻。人民幣突破100萬億，是2013年的3月。從1955年幣制改革，當時人民幣的M2只有175億元，到破100萬億，花費了58年時間。而100萬億到200萬億，則只花費了不到7年。”

　　這樣的博文，又引發了很多人對中國貨幣嚴重超發，造成物價大幅上漲，并讓很多投資遭受很大損失的議論、抱怨或指責。這類說法早已有之，但實際上這種脫離資源貨幣化、經濟發展、融資結構等影響因素，簡單地講貨幣總量多長時間翻番，或者用翻番的時間大大縮短來說明貨幣嚴重超發，并將貨幣總量（M2）增長速度與物價指數（CPI）提升速度完全等同，進而說明很多投資或資產的收益率都難以跑贏印鈔機，是非常不嚴謹、甚至是不負責任的！

　　我們知道，1955年我國貨幣幣制改革之后，國家長時間推行公有制計劃經濟，在這樣的體制下，大量物資直接實施無償的計劃調配，貨幣與金融的功能與需求被嚴重削弱，大量的金融活動和金融交易被關停，所有金融活動全部集中交由中國人民銀行一家辦理（基于國際金融往來需要，對外保留了“中國銀行”），人民銀行實際上只是國家的“印鈔機”和“出納員”，貨幣金融的基礎極其薄弱。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貨幣總量長時間都低于經濟總量（GDP）。

　　改革開放之后，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商品和勞務等社會資源更多地需要等價交換，資源貨幣化快速發展，對貨幣的需求自然會快速提高。

　　同時，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全面深化住房體制、教育體制、醫療體制改革，推動其產業化發展，以及加入WTO更加融入全球化之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可交易社會財富的規模快速擴張，必然要求貨幣供應大幅增長。

　　另外，我國金融長期以銀行作為主體，全社會融資結構長期以銀行貸款或債券投資等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所占比重遠遠低于發達國家一般水平。這種融資結構也對貨幣投放及貨幣總量產生深刻影響，因為直接融資不會派生貨幣，不會增加貨幣總量，只有間接融資才會派生貨幣、增加貨幣總量。

　　還有，當今社會貨幣投放，更多的依賴于社會增加負債的信用投放，所以，貨幣的數量和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卻決于社會負債的規模與質量，其中，社會擴大負債（加杠桿），將推動貨幣總量的相應擴張；如果社會主體不愿擴大負債，甚至主動收縮負債（去杠桿），貨幣總量將難以擴張，甚至將面臨僵化的通貨緊縮局面難以破解。這種情況下，如果社會負債存在大量呆賬壞賬沒有消除，則意味著貨幣總量中包含了很大的虛假成分，表現為貨幣的真正超發（超出社會可交易財富的實際規模和貨幣需要）。所以，社會負債中的呆壞賬能否及時識別出來并加以消除（欠債必還，資不抵債的借款人以及金融機構，都應及時實施破產清盤或被收購兼并），也會影響貨幣總量的規模和質量。這一點，至今并未得到廣泛認知和有效把握。

　　當然，世界各國的貨幣政策目標，都是追求一定的正的通貨膨脹目標（發達國家一般為1-2%，發展中國家一般為3%，特殊時期還會更高），通過保持一定的通貨膨脹率（同時意味著貨幣一定程度的貶值壓力），推動社會擴大投資和消費，減少貨幣儲備，促進經濟發展。這也是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重要體現。在其他因素不變情況下，由于貨幣政策目標的實施，也會推動貨幣總量不斷擴張。

　　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國廣義貨幣總量增速必然是很高的，突破整數位所花費的時間也會不斷縮短：1956（不是上文說的1995）年貨幣總量175億元，到1975年突破1千億，1988年突破1萬億，1998年突破10萬億，2013年突破100萬億，2020年初突破200萬億。

　　可見，貨幣總量的擴張是受到多重因素影響的，是非常復雜的，作為專家學者，不應該撇開各種影響因素，簡單地用貨幣總量規模的擴張來證明貨幣超發，更不能由此指責或歪曲、阻礙穩健貨幣政策的實施。實際上，我國貨幣總量增速近年來大幅下降，已經從2015年的13.3%，下降到2016年的11.3%，進一步下降到2017、2018年的8.2%、8.1%。2019年盡管略微提高，達到8.7%，仍處于歷史的低位。2020年1月末，盡管貨幣總量突破200萬億，但同比增速也僅為8.4%，比上年末還低0.3個百分點，僅僅根據從100萬億增加到200萬億用時不到七年，就映射印鈔太猛、貨幣超發，實在是難以成立。

　　考慮到國際國內風險因素增多，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特別是從1月開始，新型冠狀病毒快速在全國蔓延，并向海外擴展，對經濟增長帶來新的更大沖擊，更需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充分發揮作用，此時，有影響力的人士發出前述的聲音，實在是非常不合時宜。

　　當然，更不能將貨幣增速等同于物價增速。物價總體上是體現貨幣總量與可交易社會財富總量的比值，受到貨幣總量變化與社會財富規模變化的影響，并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簡單地將貨幣增速等同于物價增速是不準確的，提出“絕大部分的工業品、大宗商品、債券、銀行理財等收益率都大幅跑輸貨幣增速”，這種說法顯然弄錯了對比對象，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本文作者介紹：前中國銀行副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