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賈康

如2020年能以6%左右的經濟增幅，對接再往后面的中國發展目標，我們要看到承前啟后的一個歷史性考驗——以6至10年時間內的“中高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坐上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進而在2035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

　　日月如梭，2020年這個國家“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和“全面小康”目標兌現之年，已經來臨。中國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的戰略目標，在鄧小平當年規劃的“三步走”的前兩步（“翻兩番”）提前實現之后，黨中央針對跨時半個世紀的第三步，明確提出了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節點目標。從當下看，除了以“精準扶貧”的社會政策托底任務在2020年要完成之外，“全面小康”的總量任務指標——國內生產總值折為人均在2010-2020年間翻一番，據初步測算，最后一年所需要的年度保證速度是5.94%的增幅。概略地說，2019年第三季度我國經濟增速所呈現的自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的新低——國家統計局口徑的6%，也就是2020年較完滿兌現“全面小康”目標的保證速度水平。

　　6%左右經濟增速是“全面小康”的保證速度

　　鑒于自2010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穩中求進”中的總態勢，是經歷“三期疊加”、“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經濟下行過程，新的下行壓力使經濟增速擊穿了2015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6.7%-6.9%的平臺狀態的底線，表現出比較明顯的新下行壓力，那么，在2020年應以什么樣的速度水平目標引導年度宏觀經濟運行，可否按上述全面小康保證速度6%為量值？這便成了一個帶有敏感性也必然引發爭議的問題。

　　我贊成以6%左右，作為2020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增速的引導性目標。我的基本觀點是：宏觀經濟調控的當務之急，應是以有效投融資擴大內需，穩定增長。考慮中國2020年及其后一個時期的宏觀經濟運行與調控，一個不可回避的主題就是“擴大內需，穩定增長”，面對復雜形勢和不確定性的困擾、明顯的經濟下行壓力，要基于我們的“確定性”因素及時采取有力的積極應對措施——中國經濟的成長空間結合著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還有極大的潛力，對此所說的韌性、回旋余地不是虛言，我們現在理應充分運用它，而且實際上在貿易戰大兵壓境的情況之下，擴大內需別無選擇。我愿強調，在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提高的原則方針指導之下，當務之急，是要以擴大有效投融資，結合著機制創新，來改善預期、帶動消費，進一步完成“新常態”由新入常的“L型轉換”的確認，達到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狀態。近來聽到有人說，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可以降低到5.5%-6%，我個人認為過于悲觀了。在2019年給出的6%-6.5%的目標水平上，新的一年可往下把重心落一落，但我認為只應是落到“6%左右”——這個是“全面小康”的保證速度，它帶有一定的政治含義是要高度重視的，而且關鍵在于，我們經過努力，完全可以達到6%左右。

　　要以“有效投融資”擴大內需

　　我十分贊成鄭新立提到的很多措施，包括鄉村整治、農民工進城落戶、老城區改造等等。我們應看到這些擴大內需的切入點和可用空間，是實實在在的。實際上，中國“有效投融資”的項目俯拾皆是，而且我們已經有了多年積累的經驗，完全可以在“財政過緊日子”的情況之下以貼息、政策性信用擔保、產業引導基金，特別是PPP（而且尤其是連片開發、綜合開發的PPP）來利用這個空間。

　　除了前面說到的這些措施之外，我還想補充這樣一些很現實的例子：

　　第一，以北京為代表的中國一系列中心城市，要加快建設軌道交通網，這別無選擇。紐約和東京的居民機動車擁有率比北京都高得多，為什么這兩座城市的居民不必搖號抽簽？根本原因是我們缺乏有效的公共交通體系供給。這個事情是非做不可的，北京如此，其他的很多城市，上海、深圳、廣州等等，無一例外。就全國而言這個事是再往后做十幾年都做不完的，但一定得做，當下正應加緊做，不做還何談什么現代化？

　　第二，中心區的停車場、停車位必須建立體車位。中心區的這些停車場、停車位的建設是很有講究的，如當年北京不惜成本設計建造的平安大街，作為與長安街平行的一條東西貫通的大街，為什么它的兩邊人氣上不來，這些年引出來的經濟效果并不太好？因為兩邊根本就沒安排停車位，車停不下來。早已有企業提出方案，一個車位面積，上面、下面加在一起是提供10個車位，放大10倍，最高位置和最低位置的車調到路面開走，可在50秒之內。這種停車場、停車位完全可以PPP方式來做，因為它有現金流，政府給一個好的規劃罩著，給出已經有經驗的規范化的PPP制度配套，這個事情就做起來了，使老百姓受益、經濟生活繁榮，讓各方面的需求潛力、供給潛力進一步釋放。

　　第三，老舊小區改造加裝電梯。在北京，這個事的覆蓋面至少是幾百萬人。一個單元樓門配個玻璃筒子式的電梯，20萬元左右解決問題，除了每家自己出點錢之外，有些小區可以加上PPP，企業進入以后墊資，形成機制，在運營保養期間通過管理費的方式，逐漸把整個投資回報拿完。政府也可以給點補貼，以“可行性缺口補貼”，四兩撥千斤。這個事情做起來在中國調動的增長潛力是直接讓老百姓受益的。

　　第四，要說一下綜合管廊——已說了多年，我認為有關部門要趕快確定：所有的新區，不按綜合管廊設計不許開工，就是要在一開始，把投資打足，把地底下這種綜合管廊做得像模像樣，這是現在提高發展質量追求“升級版”必須作為標配的一個要求。老區的改造當然可以從容些分步來做。

　　第五，海綿城市建設。至少要抵御百年一遇的大雨水，那就得不惜工本，特別像雄安新區這樣，建在白洋淀那邊，按海綿城市建設的要求，要作為千年大計?，F在投入要素都有，又正需要反周期，就應放開手腳——這樣的建設當然要有一個好的規劃罩著它，不能一哄而上。在全中國，海綿城市可先從一些重點的地方做起，一定要把它做到位。

　　第六，冷鏈。是要從農村一直到城鎮的餐館、老百姓的餐桌，涉及所有相關的物流設備、硬件、建筑物等，通盤的這些投資，也是未來多少年在中國應該堅持做好、做出高水準的。

　　第七，特色小鎮。這方面確實能夠在合理掌握的同時大有可為。如果把導入特定產能的特色小鎮按照PPP的連片開發來做，企業為主，就會有效幫助政府來考慮其可行性，控制風險。特色小鎮建設上地方政府沒錢，正好以規范的PPP由企業自愿簽字牽頭來做，形成一個陽光化的機制，這也是個非常好的防范風險的機制，可以把這個潛力空間用起來。

　　此外，還要加強水利設施治理，以及與城市群建設相關的基礎設施。

　　最后一條，是主要直接面對消費的，即一定要放開生育，在中國不要再猶豫了。有專家預測，2019年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增人口最低水平，只有1100萬人出頭。新中國成立之初一年下來還比這個數更高，計劃生育年份中，也從來沒有低到這個水平，生育意愿走低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前幾年放開二孩了，現在應該放開整個的生育控制，沒有必要再限制了。這個事情應該當機立斷，吸取前面我國生育政策調整至少晚了5年的教訓。

　　這些，我覺得都是實實在在可以抓的事情，應合在一起。

　　當下要沖破“官場不為”的沉悶局面 鼓勵創新發展

　　從未來的政策取向來看，中央所說的貨幣政策方面的去杠桿變為穩杠桿和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我認為非常正確，因為不要光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和GDP之比，主要是看物價，物價中的PPI現在已有走向負增長區間的苗頭，它給我們的警示是防止通貨緊縮。最近月度CPI的走高，作為主要影響因素的豬肉供不應求，幾個月之內就可望消化掉，因為這是結構性對策可解決的問題——豬肉的供應不足，主要是我們愿望良好的“環保風暴”做過了頭，地方上一刀切，不許農戶散養和不許小的養豬場生存。

　　當下的實際生活中，要特別警惕：“官場不為”仍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2019年3月中央下發了文件，要求地方一線要以破除形式主義來鼓勵干部做實事，敢擔當，有作為，這顯然是有所指的。官場不作為的沉悶局面，一定要沖破，要鼓勵形成“創新發展”的“第一動力”。

　　如2020年能以6%左右的經濟增幅，對接再往后面的中國發展目標，我們要看到承前啟后的一個歷史性考驗——以6至10年時間內的“中高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坐上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進而在2035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質的要求，是在“穩增長”中在供給側改革主線上實現結構優化的“升級版”高質量發展。2020年，將是我們基于“全面小康”承前啟后力求升級發展的現代化新起點！

　　本文原發于《新京報》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