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梁建章

　要維持中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乃至中華文明的薪火相傳，必須果斷地180度的調整現行的生育政策，盡快開放生育和推出大力鼓勵生育的政策。

　　由于出生人口銳減，中國的人口結構將會面臨倒金字塔式的老齡化問題，這一問題已經引起學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在倡導“創新養老理念和實踐”中提到：“有人認為，在一個老齡化社會，社會的創造性會下降，而沒有創新能力就沒有發展的光明前景。我覺得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政治上不正確，經驗上也找不到依據。不能因為要論證生育政策改革的必要性，就尋找各種不符合客觀事實的論據。有各種各樣的事例都可以證實，從個體上看，年齡提高了創造力絕不降低，例如，諾貝爾獎的獲獎年齡多年來一直是提高的；從社會層面看，老齡化也不意味著整體創造力下降。”

　　針對這一議題，我們基于多年深入研究的觀點是：老齡化會拖累創新，創業，從而拖累經濟。 當然，我們說老齡化拖累創新，并不是說在老齡化時代，創新力就一定會下降。即使在老齡化時代，由于其他因素比如教育水平提升、經濟實力增強、技術積累發力以及伴隨城市化的人口聚集，整個創新力依然可能進一步提升。在這種情況下，老齡化拖累創新則體現為，如果沒有老齡化這個因素或老齡化不那么嚴重，創新力將會提升得更快。

　　蔡昉教授是中國人口學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其觀點具有很大的政策影響力。鑒于他的說法與我們研究的結論相去甚遠，我覺得有必要通過這篇文章來回應他的說法。

　　要分析老齡化是否會影響中國創新，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中國老齡化的原因。導致老齡化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人均壽命延長，二是生育率走低。相比其他人均壽命相似的國家，中國的老齡化程度要更高，而且在未來要高得遠為更多。所以中國老齡化的重要原因是我們生得太少。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80后、90后、00后的數量分別是2.19億、1.88億、1.47億。90后比80后少了3100萬人，00后又比90后少了4100萬人。

　　而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后，中國年出生的人口在2017和2018已經連續兩年下降，而今年有望進一步下降。等到80后步入退休年齡，中國的老齡化程度將比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還要更加嚴重。而且，中國總人口在未來幾年就會開始萎縮，最初比較緩慢，但會逐步加速。如果不能將生育率大幅提升大更替水平附近，中國人口最終將進入持續性的快速萎縮。按目前的自然生育率趨勢，中國人口到本世紀末可能跌至六億多。

　　伴隨著人口的快速老齡化，中國的年輕人口乃至總人口規模將迅速減少，這對中國的創新力和國力有巨大的負面效應。我在《人口創新力》一書中對創新力的規模效應已經進行了充分論證。中國之所以現在能夠在還不富裕的情況下就成為科技強國，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功于世界最大的人才和市場規模。中國具有世界上品類最齊全的制造業，擁有可以與美國抗衡的互聯網產業。在數據為王的前沿人工智能等科技領域，中國科技企業的人才和數據優勢令其他國家羨慕不已。

　　令人痛心的是，出生人口的大幅減少正在嚴重削弱中國的這種規模優勢和未來潛力。考慮到美國遠超中國的生育率以及其吸引全球高科技移民的優勢，如果不能走出超低生育率陷阱，中國針對美國的人口規模優勢將在兩三代人內就消失殆盡。盡管創新的規模效應已經得到了經濟界和科技界的普遍認可，但蔡昉教授在其講話中對涉及人口和創新的這個重要因素卻避而不談，這點令人遺憾。

　　蔡昉教授提出老人也可以創新并且提倡通過推遲退休年齡來緩解老齡化的問題。他甚至認為，將老齡化與社會創新力下降聯系起來是政治不正確，經驗上也找不到依據。我不知道分析老齡化對創新的影響與政治有什么關系，也不認為給某種結論貼上政治性標簽是一種科學和求實的態度，但我相信人口趨勢是影響中國未來經濟乃至國運的頭等大事，在這方面的任何分析和研究都必須尊重事實，有理有據。

　　在老齡化與創新的關系方面，我恰好做過深入研究。雖然五六十歲的科學家也會有很多創新，但是大量的數據顯示，最具顛覆性的科學研究大部分是由年輕科學家完成，雖然他們可能要等到七八十歲才會獲得諾貝爾獎。而最具顛覆性的高科技企業通常也是由年輕企業家創辦的。比如，全世界市值最高的20家高科技公司幾乎都是由當時的年輕人創辦的。去年我和斯坦福的EdwardLazear教授和北大的王輝教授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發表的一篇論文，就分析了多國的人口和經濟數據，其結論是：在老齡化社會，不僅年輕人少了，而且每個年輕人的活力會大打折扣。

　　延長退休年齡，當然是解決財政負擔的不得已為之的措施，但老人占據更多的領導崗位和話語權，反而可能進一步壓制年輕人的活力。最近二十年，日本企業在IT產業，互聯網，人工智能，芯片和手機產業的敗退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盡管日本高科技產業相對競爭力下降背后有很多因素，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長期低生育率帶來的嚴重老齡化和人口萎縮是一個基礎性因素。

　　蔡昉在講話中稱，應該把老年人看作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即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載體、創新創意的源泉。他提到，目前越來越多的研究把16歲及以上的年齡人口都叫做勞動年齡人口，上不封頂，并認為這在經濟學上具有積極意義。我認為，在健康壽命延長的前提下，創造良好環境，讓老年人更大程度發揮作用顯然是合理之舉，但通過調高勞動年齡上限，甚至上不封頂來重新定義勞動年齡人口，對緩解老齡化問題并無助益，更談不上是創新應對老齡化的理念。其實，別說上不封頂，只要把老年人口的標準提到比人均壽命高10歲的水平，那就能在名義上永久性地解決老齡化問題，因為按這個定義的老年人口占比永遠是極小。但這樣做有什么意義呢？

　　中國人口面臨的真正問題，與其說是老齡化，不如說是少子化。作為人口經濟學方面的學者，蔡昉不可能不知道，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長期來看人口規模就會不斷萎縮。因此，要維持群體的延續和可持續發展，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基本前提。如果說延長退休年齡是緩解老齡化問題不得已的苦藥，提高生育率至更替才是最終唯一的出路。我們認為，對人口政策有著重要影響力的學者有責任和義務明確指出這點。

　　但遺憾的是，蔡昉教授這篇幾千字的老齡化主題的演講中對生育政策卻只字未提。我也注意到，蔡昉教授曾多次倡導放松生育限制政策，但他對政策效應以及人口趨勢的判斷卻嚴重失誤。例如，由蔡昉為第一作者的《中國發展報告2011/12：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就預測在全國同步實行“全面二孩”方案會在頭幾年，可能導致總和生育率超過4.4。即便是同步實行“單獨二孩”政策，生育率反彈峰值也將達到2.4。

　　生育率達到4.4意味著年出生人口超過4600萬，而生育率達到2.4意味著年出生人口達到2500多萬人。這種預測之離譜早已經超出了人口學的基本常識，在2013年11月15日，我和黃文政就在財新網的專欄文章中斷言，其可能性基本為零。事實上，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之后，年出生人口高峰僅1786萬，2014年單獨二孩后，年出生人口高峰僅1687萬，遠遠低于蔡昉教授為第一作者的報告的預測。盡管其報告預測對應的年份要略早于政策實施的實際年份，但這完全無法解釋如此之大的預測偏差。

　　盡管之前出現如此重大的誤判，蔡昉教授似乎還是沒有認識到低生育率的嚴重性和提振生育率的緊迫性。蔡昉教授在2013年的文章《生育政策調整的路徑選擇》中提到，“進行較大幅度調整（允許生二胎），盡可能使未來生育率更接近1.8．”首先，要維持人口可持續發展，生育率至少要達到2.1的更替水平，而且因為中國的出生男女性別比高于其他國家，中國所需的更替水平甚至需要2.15。相比之下，1.8的生育率已經顯著低于更替水平，將1.8的生育率作為政策目標本來就毫無根據。

　　其次，蔡昉教授在文中僅建議允許二孩而不是全面放開，這似乎暗示，全面二孩政策就能讓生育率接近1.8。但這顯然過于樂觀了，甚至可以說根本不可能。現在中國年輕人不婚不育的比例在不斷走高。即使扣除15%的年輕人，如果剩下的所有人都生兩個孩子，生育率也才1.7，怎么也到不了1.8，何況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顯示，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75個，而實際生育率通常要比意愿生育率更低。

　　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分析過，即使根據2018年的出生人口估算的生育率僅有1.46，而這些出生人口中二孩的人數甚至比一孩還多，說明其中很大比例是二孩政策堆積生育帶來的。去掉這個暫時性的堆積因素，中國的自然生育率僅1.1左右。如果生育率長期保持1.1，每過一代人時間，出生人口就會減半。所以中國無論如何也應該全面放開，而不只是放開二胎。

　　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很可能面臨著極嚴重的超低生育率危機，這是因為壓在中國生育率之上的三座大山有難以承受之重。第一座大山是房價，中國大城市的房價相對于收入幾乎是世界最高的，第二座山是教育，中國的教育成本和間接支出是相對于居于世界前列。第三座山是中國女性在生育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極其缺乏。而且，在長期的一胎化影響下，中國城市家庭已經把生育一個孩子當成默認選擇，而農村在向城市看齊。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

　　還有一點就是，中國不可能通過移民來緩解老齡化問題。其他低生育率國家如新加坡，韓國都可以吸引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的年輕人移民來補充年輕人口，最近連一向不太愿意接受移民的日本也加大了吸引移民的力度。但中國的體量太大了，周邊和中國文化相似的東亞國家體量相對來說太小了，而且自己也面臨低生育率危機。

　　簡而言之，超低生育率是中國面臨的最大危機。延長退休年齡或許可以部分緩解老齡化對養老體系的沖擊，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人口極度老化以及人口急劇萎縮給經濟、社會、科技各個方面造成的危機。要維持中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乃至中華文明的薪火相傳，必須果斷地180度的調整現行的生育政策，盡快開放生育和推出大力鼓勵生育的政策。我也真誠地希望，蔡昉教授能夠直面中國人口的現實，準確判斷中國未來人口走勢并提出切實可行的應對方案，在推動人口政策合理化的努力中，做出與其地位相適應的貢獻。

　　(本文作者介紹：攜程聯合創始人、執行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