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任澤平

　　東北應積極參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東北亞開放合作，以優勢產業為先導，支持企業采取并購投資、聯合投資等方式，推進國際產能合作，打造產能合作集聚區。

　　導讀

　　東北曾被稱作“共和國長子”，但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地位不斷下滑，特別是近年來經濟持續低迷、城鎮化進程明顯放緩、人口持續外流。根據恒大研究院4月報告《中國城市發展潛力排名：2019》，東北有30座城市位列全國200名之后，占本區域地級單位個數的83.3%。東北怎么啦？“投資不過山海關”？如何走出頹勢？

　　目錄

　　1    歷史上的東北崛起：從白山黑水到重工業基地   

　　1.1  建國前的東北：工業發展和人口大遷徙 

　　1.2  改革開放前的東北：共和國長子，輝煌的三十年

　　2    改革開放40年的東北：從輝煌走向衰落    

　　2.1  傳統產業逐漸衰落，經濟地位持續下降 

　　2.2  常住人口走向負增長，老齡化日趨嚴重 

　　3    東北為什么會衰落？    

　　3.1  計劃經濟慣性大，營商環境較差

　　3.2  過度依賴資源和傳統重工業，新興產業發展不力

　　3.3  老齡化日趨嚴重拖累財政經濟   

　　3.4  地緣位置影響對外開放，氣候寒冷制約經濟發展

　　4    如何打破路徑依賴，破解東北困境？

　　正文

　　1    歷史上的東北崛起：從白山黑水到重工業基地

　　1.1 建國前的東北：工業發展和人口大遷徙

　　歷史上，東北是少數民族的聚居地，地域遼闊，資源豐富，但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清軍入關后，視東北為龍興之地，乾隆五年清政府正式發布對東北的封禁令。東北的發展始于清末實施弛禁開放和大規模開發政策。梳理東北19世紀中葉以來發展史，可以將其大致分為清末、奉系軍閥統治時期、偽滿時期、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五個階段。2007年《東北地區振興規劃》將東北范圍劃定為遼寧、吉林、黑龍江和內蒙古呼倫貝爾市、興安盟、通遼市、赤峰市和錫林郭勒盟等，考慮到統計的方便，本文對東北的地域界定限于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

　　1）清末東北開禁放墾、大規模人口闖關東；并且隨著列強資本流入，東北工業萌芽并呈現出外資勢強、官資不足、民資弱小格局；1860-1911年東北人口從不到400萬大幅增至約1840萬人。東北豐富的土地、森林、礦產等資源決定其成為東亞、北亞各大勢力的必爭之地，但1860年前東北人口稀少、僅不到400萬。列強的虎視眈眈使清政府從1860年開始逐步對東北開禁放墾，鼓勵關內民眾移民實邊。為躲避內地戰亂和饑荒，大量關內人口流入東北，大規模的“闖關東”由此開始。隨著1895年《馬關條約》、1896年《中俄密約》、1898年《中俄旅大租地條約》等不平等條約簽訂，俄、日、德、美等外國資本進入東北，投資鐵路、工礦等企業，官辦工業和民族工業也相繼興起。東北逐漸形成以油坊業、面粉業、燒鍋業等輕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同時煤炭、金屬礦業也有一定程度發展。在此期間，由于列強操縱資金、交通以及重要資源，官辦企業技術不足但有政府后臺，民族資本發展有限。根據《中國人口史》（侯楊方，2001年）， 1911年東北已有約1840萬人，占全國的3.3%。

　　2）奉系軍閥統治時期，東北初步形成了以鋼鐵、煤炭為中心的重工業體系，以紡織、食品工業為中心的輕工業體系；1930年東北人口增至2703萬，占全國的6.4%。奉系集團統治時期，當局除鼓勵發掘荒地邊地、積極發展農業外，還大力進行工業建設，采礦業、機械制造業、紡織業、面粉業、航運業等得到空前發展，東北初步形成了以鋼鐵、煤炭為中心的重工業體系，以紡織、食品工業為中心的輕工業體系。具體來看，采礦業方面，建成阜新煤礦、鶴崗煤礦、黑松林錳礦、實馬川金礦等；鋼鐵與機械制造方面，建成大亨鐵工廠、東三省兵工廠、皇姑屯修車廠等。根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許滌新、吳承明，2003年），1931年東北共有鐵路5584千米，其中自有鐵路1718千米，占全國自有鐵路的18%。沈陽成為東北鐵路樞紐，五條鐵路通向朝鮮、蘇聯、北京、阜新和大連。工業快速發展使東北成為熱土，對勞動力的需求日益增加，大量人口繼續流向東北。根據《中國人口史》，1930年東北人口增至2703萬，占全國的6.4%。

　　3）偽滿時期，直接服務于日本殖民掠奪和戰爭資源供應的重工業畸形崛起；到1947年，東北人口再增至約3700萬人，占全國的8.6%。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帝國主義炮制了偽滿傀儡政權，為將東北經濟捆綁在其侵略戰車上，全力推動軍事工業的發展，并將其定位經濟發展的“重點主義”。日偽1937年啟動第一個產業開發五年計劃，重點發展軍需工業，并加強對鐵、煤及有色金屬等資源掠奪，在總投資24.7億元中重工業達12.9億元，占比超過52.2%。之后，重工業比重繼續上升，1940年為75.4%，1942年為78.5%，1943年為79.2%。根據《東北工業化研究》（石建國，2006年），1943年東北以占中國11.1%的土地和10.0%的人口生產了占全中國49.5%的煤、87.7%的生鐵、93%的鋼材、78.2%的電和66%的水泥。該時期，大量關內人口繼續流入東北。《中國人口史》雖未公布1945年東北人口數據，但公布1947年約3700萬，約占全國總人口的8.6%。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日本對東北工業進行了有意識地破壞，蘇聯擊敗日本關東軍后也大肆拆運工礦設備回國，但東北依舊保留了一定的工業基礎。

　　1.2 改革開放前的東北：共和國長子，輝煌的三十年

　　改革開放前，由于前期工業積累、資源豐富及毗鄰蘇聯等，東北逐漸發展為中國的重工業基地，成為“共和國長子”，形成遼寧以鋼鐵、機械制造為主，吉林以化學工業為主，黑龍江以機械、電力工業和軍事工業為主的產業格局。東北盡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飽受摧殘，但仍有較為完整的重工業體系，加之石油、煤礦、森林等資源豐富，依托毗鄰蘇聯的地緣條件在建國后享受了足夠的政策傾斜和資源投入，戰爭中遭到破壞的經濟迅速恢復，成為了“新中國工業的搖籃”，被譽為“共和國長子”。“一五”計劃期間，中央將蘇聯援建156個重點項目中的57項安排在東北三省，其中遼寧24項、黑龍江22項、吉林11項。“156工程”最終實施的項目為150個，實際完成投資196.1億元，東北完成投資占44.3%，逐漸形成了遼寧以鋼鐵、機械制造為主，吉林以化學工業為主，黑龍江以機械、電力工業和軍事工業為主的產業格局。1960年代，大慶油田的發現和開采極大地推動了東北石油、化工業發展，一批大型石化企業、鐵路和輸油管道網由此興建。布局在東北的鋼鐵、能源、重機械、化工、汽車等重工產業，奠定了我國工業化的基礎，代表國企有鞍山鋼鐵、長春一汽、沈陽機床、哈爾濱汽輪機廠等。

　　1952-1978年東北GDP份額從12.4%增至13.2%，遼寧、黑龍江GDP長期位列全國前十，其中遼寧GDP長期位居全國前三、一度位居第一；雖然該時期人口流動受限，但東北依然成為全國人口集聚的核心，1949-1978年人口占比從7.1%增至9.0%。經濟方面，1952-1978年東北GDP從84億元增至486億元，GDP份額從12.4%增至13.2%，遼寧、黑龍江GDP一直位列全國前十，其中遼寧GDP長期位居前三、甚至在1954-1959年位列全國第一。到1978年，遼寧、黑龍江、吉林GDP分別位列第3、8、18位，長春、哈爾濱、沈陽、大連GDP位列中國內地城市前十。人口方面，改革開放前中國人口流動受限，但因重工業布局，東北仍然成為該時期全國人口集聚的核心。1949-1978年，東北人口從3851萬增至8673萬，人口占比從7.1%增至9.0%。這段時期，東北取得了偉大成績，但是政企不分、預算軟約束、吃大鍋飯、效率低下等計劃經濟體制弊端也日益嚴重，給改革開放后東北衰落埋下了種子。

　　2   改革開放40年的東北：從輝煌走向衰落

　　2.1 傳統產業逐漸衰落，經濟地位持續下降

　　改革開放后，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率先發展，而東北則逐漸衰落；1978-2018年，東北工業總產值份額由18.3%下降至5.6%，GDP份額由13.2%下降到6.3%。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首先于1980年在深圳、珠海、廈門、汕頭設立“經濟特區”，1984年批準14個沿海開放城市中東北只有大連入選。當深圳從小漁村逐漸崛起，上海借助浦東開發大步發展，東北則逐漸衰落。1978-2018年，東北工業總產值份額由18.3%下降至5.6%；其中，原煤、成品糖、氮磷鉀化肥、硫酸、水泥等工業品2018年產量份額不足改革開放初期的1/3。曾被稱作“東方魯爾”、“共和國裝備部”的沈陽市鐵西區是東北傳統產業逐漸衰落的一個縮影，1970年代沈陽市99家大中型國企中的90家都集中于此；1980年代后期鐵西區逐步衰退，1986年沈陽防爆器械廠破產倒閉，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布破產的公有制企業。1990年代大量國企虧損、裁員、倒閉，出現工人“下崗潮”；其中，1998-2000年東北下崗職工數合計達504萬人，占當時全國總下崗人數的約1/4。

　　2003年開始的東北振興戰略讓之后十年的東北經濟有所回暖，但由于經濟數據擠水分、資源價格暴跌、去產能等，2013-2018年東北名義GDP年均增長率僅為0.7%，遠低于全國的8.7%。2003年國家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戰略，通過《關于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強調“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以改革開放促調整改造”；2009年國務院出臺《關于進一步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優化經濟結構，建立現代產業體系”；2012年國務院通過《東北振興“十二五”規劃》，強調“堅持把產業轉型升級作為推動東北地區全面振興的主攻方向，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2013年國家發改委印發《全國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規劃（2013-2022年）》，其中包括東北27個城市及地區，占全國的22.5%；2016年國務院通過《東北振興“十三五”規劃》，強調“要堅持把著力完善體制機制作為治本之策”。

　　上述舉措讓東北經濟在之后十年有所回暖，但并未挽回頹勢。2003-2012年，以煤炭、鋼鐵、汽車制造等為主的東北GDP份額由9.3%波動上升至9.4%，名義GDP年均增速為16.5%，略高于全國的16.4%。2011年之后，在經濟增速換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長逐漸放緩，但東北經濟明顯失速。2013-2018年，東北GDP份額由9.2%驟降至6.3%，名義GDP年均增長率僅為0.7%，低于全國的8.7%。2018年，遼寧、黑龍江、吉林GDP分別下滑至第14、23、24位。實際上，2013年以來東北經濟失速除了與煤炭等資源價格暴跌、去產能有關外，還與經濟數據擠水分有關，“如果不是當初吹得高，現在也不會掉這么厲害”。以最早公開確認數據造假的遼寧為例，2014年中央巡視組首輪巡視遼寧時指出，“遼寧全省普遍存在經濟數據造假問題”。東北經濟數據擠水分涉及GDP、固定資產投資、財政等。從財政收入看，2014-2015年遼寧地方財政收入與GDP比例由11.2%驟降至7.4%；從固定資產投資看，東北2015年下降11.2%，2016年下降23.5%，在2017年實現2.8%的增長。

　　近年來東北經濟持續低迷、城鎮化進程明顯放緩、創新能力弱，尚未找到可持續的經濟驅動力，疑似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經濟增長方面，2018年遼寧、黑龍江、吉林GDP實際增速分別為5.7%、4.7%、4.5%，在31個省份中分別位列第27、29、30名，明顯低于全國的6.6%。在財政收入方面，2018年遼寧地方財政收入增速為9.3%，高于全國的6.2%，但黑龍江、吉林分別為3.2%、2.5%，位列第27、28位。在城鎮化進程方面，東北城鎮化率從建國初至2000年多數時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0-15個百分點，而2005年以來東北城鎮化進程明顯放緩，2005-2018年遼寧、黑龍江、吉林城鎮化率分別年均提高0.7、0.5、0.4個百分點，慢于同期全國的1.3個百分點；2018年遼寧、吉林、黑龍江城鎮化率分別為68.1%、57.5%、60.1%，而全國為59.6%。在創新方面，2018年遼寧、黑龍江、吉林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分別為1.8%、0.8%、0.8%，分別位列第13、24、26名，低于全國平均2.2%；2018年遼寧、黑龍江、吉林每萬人發明專利授權量分別為1.7、1.1、0.9件，低于全國平均3.1件。

　　2.2 常住人口走向負增長，老齡化日趨嚴重

　　人隨產業走、人往高處走，東北沒落還體現在了“用腳投票”的人口上：東北戶籍人口、常住人口分別在2010、2015年陷入負增長，2011年以來小學生數大幅負增長；1978-2018年東北常住人口占全國比重由9.0%下降到7.8%，且老齡化日趨嚴重。東北經濟衰落、企業效益下滑，員工工資低，對人的吸引力不足。從人口普查及小普查資料看，1982-2018年，黑龍江、吉林人口持續凈流出，遼寧2010年后人口開始凈流出。1978-2018年東北常住人口由8673萬增至1.1億，但占比由9.0%降至7.8%，2015年開始東北常住人口陷入負增長，其中黑龍江、遼寧、吉林先后從2014、2015、2016年開始負增長。在縣級層面，東北人口流出地區個數占比從2001-2010年的68.4%激增至2016-2017年的97.7%。東北戶籍人口從2010年開始減少，其中遼寧、吉林、黑龍江先后從2010、2010、2012年開始減少。2018年遼寧、吉林、黑龍江經濟份額與人口份額比值分別為0.80、0.86、0.67，意味著東北人均收入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未來人口將繼續凈遷出。

　　從人口自然增長看，因城鎮化水平較高、計劃生育執行嚴格、年輕勞動力外流等，東北三省生育率長期顯著低于全國水平，這也是東北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陷入負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從未經修正的總和生育率看，1982年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別為1.77、1.84、2.06，低于全國的2.58。隨著年輕勞動力持續往外流出，東北生育率繼續快速下降，2000年破1.0，2015年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別為0.74、0.76、0.75，低于全國的1.05。遼寧、黑龍江自然增長率分別在2011年、2015年由正轉負，吉林僅略大于0；2018年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別為-0.10‰、0.36‰、-0.69‰，遠低于全國的3.81‰。

　　從人口結構看，東北老齡化嚴重，小學生數明顯負增長。由于年輕勞動力流失、生育率超低，東北人口老齡化速度、程度均快于、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00-2018年東北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由6.6%上升到13.4%，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別由7.9%、6.0%、5.6%升至15.0%、12.4%、12.2%，而同期全國從7.0%升至11.9%。2011-2018年東北小學生數年均增速為-2.86%，分別低于全國、東部、中部、西部的0.58%、2.66%、-0.59%、-0.10%。中國小學生數經歷了1960年、1975年、1997年三次高峰，此后由1997年的13995萬逐年下降到2013年的9361萬，后回升至2018年的10339萬。2011年以來東北小學生數明顯負增長一方面是因為年輕人口大量流失、東北出生率低，另一方面是因為在外工作的年輕人把小孩遷出東北。

　　3  東北為什么會衰落？

　　東北逐漸衰落的原因在于陷入了“計劃經濟慣性大——營商環境差——民營和新興經濟發展不足、年輕人口外流——經濟不振、財政緊張——營商環境差……”的負向循環。

　　3.1 計劃經濟慣性大，營商環境較差

　　由于進入計劃經濟最早、退出計劃經濟最晚、執行計劃經濟最徹底，東北計劃經濟慣性大、體制機制包袱重，導致營商環境較差，低效國企占據大量資源、民營經濟發展不足，人們觀念趨于保守，制約經濟活力。

　　1）由于東北最早解放、毗鄰蘇聯，計劃經濟體制最先在東北扎根；改革開放前期為保證從計劃調節到市場調節的平穩過渡，實行價格雙軌制，大部分地區工業品價格逐漸放開，但東北主產的煤炭、原油、基本化工原料等仍由國家統一調配；直到1993年除了電力、通訊等少數實行政府定價的產品，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才完成從雙軌價格向單一市場價格體制的過渡。在長期計劃經濟模式下，東北成為全國執行計劃經濟最徹底、體制堅冰最深厚的地區。

　　2）東北計劃經濟慣性大、體制機制包袱重。從企業角度看，過去國企大辦社會，對職工的生老病死全面負責，涵蓋家屬區“三供一業”（供水、供電、供氣及物業）、教育醫療服務、離退休人員社會保障和企業職工安置等，加之政企不分、預算軟約束、吃大鍋飯、效率低下等計劃經濟體制弊端，導致國企負擔重、競爭力弱。從政府角度看，一些政府官員“官本位”觀念根深蒂固，講究行政級別和層級，長官意志、權力至上觀念和依附意識及其現象較嚴重。從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占工業總資產的比例看，2005年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別為67.1%、78.9%、84.1%，高于全國的55.4%、江蘇的26.7%、浙江的25.0%；經過一系列國企改革，到2018年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別為54.5%、71.9%、73.2%，依舊高于全國的48.7%，更遠高于江蘇的22.4%、浙江的23.5%。

　　3）一些地區一度“吃拿卡要”，低效國企擠占民企發展需要的大量要素資源，營商環境與沿海發達地區差距明顯，部分輿論稱“投資不過山海關”。一方面，國企與政府關系密切，享受政策傾斜，例如政府采購和市場準入等；另一方面，國企受政府隱性擔保，金融機構也愿意為其提供充足且廉價的資金支持，客觀上對民企造成擠出，加劇民企融資難、融資貴，尤其是民營中小微企業處于企業規模和融資身份歧視雙重劣勢。從企業法人與機關事業法人數量比例看，2017年遼寧為13：1，吉林為6：1，黑龍江為7：1，遠低于江蘇的43：1、浙江的39：1、廣東的30：1以及山東的28：1。從民間投資占全國份額看，東北由2015年的8.1%下降到2017年的5.7%。

　　根據普華永道等機構發布的《2018中國營商環境質量報告》，東北整體排位靠后，前30名東北只有4個城市上榜，排名最為靠前的哈爾濱位列全國第22名，沈陽、長春、大連分別位列第23、24、30名。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18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中，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別有5、2、1家，遠低于浙江的93家、江蘇的86家、山東的73家以及廣東的60家。民營經濟發展不足在潛移默化中對東北人的社會心理、工作期望等產生了深遠影響，人們觀念趨于保守，經濟不振導致大家更加偏好“體制內”的“鐵飯碗”。

　　3.2 過度依賴資源和傳統重工業，新興產業發展不力

　　東北產業過度依賴資源和傳統重工業，新興產業發展不力，區域經濟抗風險能力差。由于煤炭、石油等資源不可再生，隨著資源開發規模及強度的提高，東北不少地區資源已大幅萎縮或臨近枯竭，后續增長難以接續。2008年以來我國已經分三批界定了69個資源枯竭城市及地區，其中包括東北24個城市與地區，占全國的34.8%。在工業結構方面，以遼寧為例，2000年，遼寧規模以上重工業占工業總產值比例為85.2%，高于浙江的45.9%、山東的67.1%；到2017年為86.2%，高于浙江的62.2%、山東的52.3%。東北重工業企業多為國有，資本、原材料等高度集中，對新興產業發展形成擠壓。從高新技術企業工業總產值份額看，2017年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別為1.9%、0.8%、0.7%，在31個省份中分別位列第18、23、24名，處于中下水平。并且，以資源型產業、傳統重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抗風險能力弱。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2008年“四萬億計劃”對拉動全社會投資和穩定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導致中國鋼鐵、煤炭、水泥等六大行業產能過剩，東北情況尤為突出。

　　在國際上，與中國東北情況類似的有美國五大湖附近的“鐵銹地帶”。以“汽車之城”底特律為例，隨著20世紀初福特、通用與克萊斯勒美國三大汽車制造商在底特律的發展壯大，底特律一度成為美國第四大城市。但是底特律長期以來把汽車工業作為城市發展的重要支柱，新興產業發展不足。1970年代以后，隨著日歐經濟崛起、全球競爭加劇，汽車工業對美國經濟的引領地位逐步讓位于電腦、互聯網和現代通訊技術，直接導致底特律從輝煌走向沒落。

　　3.3 老齡化日趨嚴重拖累財政經濟

　　老齡化加重政府養老負擔，嚴重拖累財政、制約經濟活力；2018年遼寧、吉林、黑龍江財政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比分別為27.5%、16.7%、21.9%，遠高于全國的12.3%。2018年遼寧、吉林、黑龍江養老金撫養比（在職人數/退休人數）分別為1.53、1.42、1.27，遠低于全國的2.55，意味著全國大概每2.6個在職人員供養1個退休人員，而東北大概每1.5個在職人員供養1個退休人員，負擔較重。黑龍江、遼寧、吉林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分別于2013、2015、2015年開始入不敷出，2016年黑龍江的累計結余轉負；2018年遼寧、吉林的累計結余可支付時間位列全國倒數5名內，分別為2.8、5.2個月，遠低于全國的13.8個月。老齡化嚴重拖累財政，2018年遼寧、黑龍江、吉林財政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比分別為27.5%、21.9%、16.7%，明顯高于全國的12.3%。

　　3.4 地緣位置影響對外開放，氣候寒冷制約經濟發展

　　除自身產業發展問題外，東北出海口有限、俄羅斯經濟長期低迷且遠東地區開發程度低、中日韓自貿區推進不力等制約東北對外貿易；東北氣溫遠低于國內大部分地區以及世界同緯度地區制約生產活動開展。改革開放后，由于東北地區出海口有限，發展對外貿易的機會減少。進入1990年代，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經濟長期低迷，1991-1999年GDP占全球比例由2.2%下降到0.6%，2018年為1.9%、約相當于中國的廣東；根據俄羅斯官方資料《2000年1月1日遠東聯邦區人口數字》（布拉格維申斯克，2000年），其遠東人口由1991年的810萬降至2000年的720萬。中日韓自貿區談判自2012年啟動以來，因多方利害關系錯綜復雜，目前談判仍未結束。由于朝鮮封閉狀態，與中國的經貿合作有限。從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份額看，遼寧、黑龍江、吉林由2000年的4.2%、1.0%、0.6%逐漸下降到2018年的2.3%、0.2%、0.2%。從2015-2018年合計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份額看，黑龍江、遼寧、吉林分別為2.6%、2.0%、0.5%，在31個省份中分別位列第16、18、24名，處于中下水平。

　　受寒流影響，東北氣溫遠低于國內大部分地區以及世界同緯度地區，2018年遼寧、吉林、黑龍江日均最高氣溫和日均最低氣溫皆位于全國倒數6名以內。盡管東北在中蘇蜜月期發展尤為迅速，但更多的是受地緣政治和國家政策影響，寒冷氣候制約經濟發展的事實依舊不能忽略。

　　4  如何打破路徑依賴，破解東北困境？

　　作為新中國工業的搖籃和農業基地，東北在國防安全、糧食安全、生態安全、能源安全、產業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推動東北經濟脫困向好，實現新一輪振興，事關全國經濟發展和轉型升級大局，事關區域協調發展全局。客觀地講，與其他地區相比，東北地區也具有一些明顯優勢，發展潛力很大：資源環境基礎好，沿海沿邊，工業基礎好，地區人口過億、市場規模大，國家政策大力支持等。并且，近幾年東北地方政府也在大力改善營商環境，比如2017年遼寧成立全國第一個“營商環境建設監督局”，2019年實施《遼寧省推進“最多跑一次”規定》。

　　為徹底打破路徑依賴、跳出負向循環圈，促進新一輪東北振興，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是轉變政府職能，大力優化營商環境，打造“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經濟發達、創新能力強的地區多是民營經濟活躍、市場化及開放程度高的地區。東北應大力向深圳等發達地區學習，進一步解放思想、大力深化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理順政府和市場關系，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推動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建立健全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制度；加大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力度，深入清理行政審批項目，堅決砍掉各類無謂證明和繁瑣手續。打造“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培育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市場環境，消解民企發展面臨的歧視性限制和隱性障礙。

　　二是深化國企改革，落實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性，引導鼓勵大型民企“投資必過山海關”。深化國企改革，應取消所有制分類的區別對待，強調競爭中性，不要動輒上綱上線、陷入意識形態爭論，要以黑貓白貓的實用主義標準衡量。應繼續推行國企分類制改革，競爭性領域全面放開市場準入、優勝劣汰。推動國有資本向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優勢企業集中；靈活采取引入戰略投資者、推進企業改制上市、允許員工持股、吸引股權投資基金入股等方式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勵地方政府根據當地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自主選擇地方國企改革方式和國有資本配置格局；樹立先進典型，發揮榜樣作用，引導鼓勵民企，特別是大型民企“投資必過山海關”。

　　三是加快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加快東北傳統優勢工業轉型升級。東北要實現高質量發展，既要立足傳統制造業的雄厚基礎，又要依靠創新，把既有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加快構建以企業為主體，科研院所、高校、科技服務機構等參與的產業與技術創新平臺，面向全國吸引優秀人才，開展關鍵技術攻關；采用成果轉讓或許可、作價投資、合作合股等多種市場化方式提高科技成果在本地的轉化率。改造升級“老字號”，有效化解過剩產能，加快推動裝備制造業轉型升級；深度開發“原字號”，依托優勢資源，延伸產業鏈條，提高資源精深加工比重；培育壯大“新字號”，支持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和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壯大，將東北老工業基地打造成為“中國制造 2025”的先行區。

　　四是深化開放合作，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東北亞開放合作，深化國內對口合作。東北應積極參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東北亞開放合作，以優勢產業為先導，支持企業采取并購投資、聯合投資等方式，推進國際產能合作，打造產能合作集聚區。注重與國內其他經濟區的合作協調發展，積極與京津冀、山東半島等區域合作，加強同環渤海地區的經濟互動，加強同東部地區省市對口合作，積極承接產業轉移，培育新的發展動力；加強東北內部合作，形成統一的貿易政策，促進東北貿易一體化。

　　五是高質量推進遼中南、哈長城市群及都市圈建設，優化跨區域資源配置，進一步完善區際利益補償機制。集中力量推進遼中南、哈長城市群建設，加快培育沈陽、大連、哈爾濱、長春等都市圈，大力推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功能互補、互動發展。順應產業遷移和人口流動規律，進一步消除要素流動障礙，促進區域間人、地、錢等要素自由流動，并做好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勞動就業等基本公共服務跨區域流轉銜接。進一步完善區際利益補償機制，包括完善多元化橫向生態補償機制、建立糧食主產區與主銷區之間利益補償機制、健全資源輸出地與輸入地之間利益補償機制等，引導發達地區支持東北地區加快補齊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生態環境、產業發展等短板。

　　南開大學杜光瑜對本文數據整理有貢獻

　　(本文作者介紹：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