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洪偌馨

　　‘下沉’不管是從政策導向、角色分工還是商業層面考量都是融資擔保公司，尤其是大量民營擔保發展的必然趨勢。

　　最近，一份判例使得沉寂已久的融資擔保行業突然又頻頻出現在主流視野。

　　這起事件本身其實并不復雜：借款人向出借方深圳平安普惠小額貸款有限公司借款14萬元，隨后違約，而為該筆貸款提供擔保的平安普惠融資擔保公司在履行代償責任后，向借款人追償并提起訴訟。

　　由于在消費金融、普惠金融領域‘貸款+擔保’的模式非常普遍，這類追償訴訟并不鮮見，而從過往各地法院的判決結果來看，類似的擔保代償案件，99%都是以擔保公司勝訴收場，偶有例外也是擔保公司在業務操作或合規上出了紕漏。

　　但此次徐州中院將其判定為‘涉嫌經濟犯罪’，并將案件移送給了公安機關處理，上升到了刑事性質。無疑對這種業務模式，甚至融資擔保行業都帶來了巨大影響。

　　事實上，作為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產物，融資擔保行業從商業模式到行業監管都難有可借鑒和效仿的對象，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這個行業都是處于一邊發展、一邊調整的狀態。

　　在過去26年的發展歷程中，擔保行業幾經起落：它經歷過漫長的探索、成長的困境、野蠻的亂象；也曾數次‘逆流而上’，在民營經濟發展最迫切，小微金融服務最薄弱的時期挺身而出。

　　所以，盡管融資擔保公司的商業模式存在巨大挑戰，但因為它在中小企業融資過程中的獨特價值而在始終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近幾年，它又隨著銀行‘下沉’服務，和金融科技發展的大趨勢迎來了一波新的發展。

　　但此次徐州的判例是否會引發各地跟風？非銀金融領域的這次‘黑天鵝’事件會對融資擔保行業的未來造成多大的影響？目前還尚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命運坎坷的行業可能又將迎來一段漫長的至暗時刻。 

　　最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發布了一份名為‘通過融擔促進普惠信貸研究報告’（下稱，報告）提到了融資擔保公司的價值與挑戰、困境與轉機， 也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去理解這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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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流而上

　　如果從1993年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公司（中國投資擔保有限公司的前身）的出現算起，這個行業已經走過了26年的時間。

　　這個創新金融工具是當時破局中小微企業融資難題的一次大膽嘗試，也是民間金融陽光化的一次積極探索。由于這個特殊的使命，擔保行業的每一個‘高光時刻’幾乎都出現在民營經濟、小微金融轉折的關鍵的時期。

　　復盤擔保行業的發展歷程，它的第一次重要轉折應該是在1999年。彼時，亞洲金融危機的陰霾剛剛散去，中國民營經濟大潮萌動，中小微企業亟待全面復蘇，解決融資難問題迫在眉睫。

　　同年6月，原國家經貿委發布《關于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試點的指導意見》，逐步建立了以政策性擔保機構為主體、商業性擔保和民間互助性擔保并行，全國、省、市、縣分級組建各類小微企業融資擔保機構為一體的小微企業融資擔保體系。

　　再加上前一年央行剛剛頒布了的《中小企業融資管理辦法》，要求在貸款企業沒有足額抵押物的情況下，必須通過第三方提供擔保，銀行才能向貸款企業發放貸款。擔保公司就此迎來了發展契機，產品日益多元化、公司數量也迅速增長。

　　根據2008年底的統計數據顯示，當年全國已有擔保機構4247家，擔保余額7221億元，擔保機構數量為2000年的20倍，累計服務企業90.7萬戶，累計擔保額約1.75萬億。

　　到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尚在發酵，中國政府出臺了一些保增長、擴內需和調結構的政策措施，擔保行業也再次‘逆流而上’迎來了它的第二次重要轉折。

　　因為角色特殊，擔保公司的主管部門曾輪換過多次。從最早的央行、到財政部、經貿委，再到發改委、工信部等先后在不同時間段里牽頭起草相關文件，主導推動該行業的發展。

　　直到2009年，國務院印發《關于進一步明確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職責的通知》，決定由原銀監會牽頭，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商務部、人民銀行、工商總局、國務院法制辦聯合組建融資性擔保業務部級聯席會，擔保業的主管部門就此落定。并進一步加強了牌照化、合規化監管。

　　很快，擔保行業演變出了融資性擔保公司（2010年‘3號令’后正式發放牌照，受前述‘部級聯席會’管理）和非融資性擔保公司兩大類。其中，前者需要在地方監管部門注冊登記并取得行政許可，而后者則尚未實行準入管理。

　　從業務上來看，融資擔保又包括銀行融資擔保和非銀行融資擔保；非融資擔保主要包括工程履約擔保和訴訟保全擔保等。從公司屬性來看又分為政策性擔保公司和民營擔保公司。

　　很快，擔保行業便迎來了一個發展的巔峰，截至2011年末，全國融資性擔保公司已經增至8402家，同比增長39.3%。其中，國有控股1568家，民營及外資控股6834家。

　　從這個角度來看，最近幾年新金融行業在零售貸款，尤其是小微領域的延伸，正在成為融資擔保行業重新活躍的契機。小貸+擔保的模式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它成為了不少融資擔保公司轉型求生的重要方向。

　　在金融強監管的趨勢下，新金融機構紛紛加快了‘合規化’的步伐，通過獲取各種金融、類金融牌照間接被納入監管的體系內，而融資擔保牌照因為與業務的天然契合，自然成為了最受關注的一類。

　　與此同時，行業的逐步規范也為其發展進一步奠定了基礎。

　　2019年10月23日，銀保監會聯合各部委發布了《關于印發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補充規定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進一步規范了融資擔保公司的業務經營，明確了展業范圍，這些都對下一階段融資擔保行業的發展掃清了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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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之困

　　在融資性擔保公司中又以銀行貸款擔保為主。其商業模式并不復雜：一端對接中小微企業，一端對接銀行等資金方，通過為借款方增信助其獲得資金，并從中收取1%-3%的擔保費。

　　但在實際操作中，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商業模式卻存在極大的硬傷，因為它們只收取少許的服務費，但卻要承擔100%的風險。一旦借款方違約，它們將第一時間為其代償給銀行。所以，擔保公司也素有‘保一賠百’的特點。

　　這什么概念呢？以一家注冊資本金3億元的擔保公司為例，如果按服務費的上限3%來算，這家公司年營收為900萬。如果按5倍杠桿來算，營收4500萬，刨去經營成本和代償，利潤往往所剩無幾。

　　而事實上，絕大多數的融資性擔保公司很難做到5倍杠桿，更別提政策允許的杠桿率上限10倍（三農和小微業務可到15倍）了，這一方面有自身能力的問題，另一方面在于授信額度握在銀行手中，一般非政策性擔保公司連獲得銀行授信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前述國發院的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融資擔保行業的平均杠桿不到2倍。事實上，在行業發展的巔峰時期——2011年，全國融資性擔保機構的平均放大倍數也僅為2.1倍。這帶來一個直接的后果就是，擔保公司難以實現商業可持續發展。

　　報告顯示，2017年全國融資擔保機構的營業利潤總體呈下降趨勢，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已低于1%。除了部分規模較大的融資擔保機構，多數融資擔保機構盈利能力較弱，處于微利或虧損狀態。其中，民營融資擔保機構面臨的經營壓力更大。

　　報告認為，造成這這種局面主要有幾方面的問題：一是融資擔保公司風控能力不足，且過于參照銀行的風控模式，難以起到互補的價值并做到‘風險可防控’；

　　二是業務模式需要改進，擴大業務覆蓋范圍，以提升杠桿倍數；三是缺乏創新能力，全國融資擔保機構的平均員工數量 不到15人，絕大多數機構的資本、技術、人才都難以支撐技術創新。

　　所以，在2011年之后，擔保行業經歷了一場巨大的危機。

　　受宏觀經濟波動，房產調控政策等因素影響，潛滋暗長多年的民間金融風險加速暴露。從北邊兒的鄂爾多斯，到民間借貸發達的溫州，再到中小微企業聚集的珠三角等地，無一幸免。

　　而擔保行業，尤其是民營擔保機構由于業務根基不穩又野蠻生長多年，在多重壓力之下風險頻發，行業進入長達數年的洗牌期。一方面監管提高準入門檻，另一方面鼓勵擔保公司通過移交、重組、變更、注銷等方式良性退出。

　　到2018年9月末時，全國融資擔保企業減少到 6313 家，而這個數字到2019年初便迅速縮減到不足6000家。其中，雖然民營擔保公司在數量上更多（約有六成），但在業務占比上遠不足政策性擔保公司。

　　前述報告認為，融資擔保機構尤其是大量的民營擔保機構，目前主營業務中服務大中型企業，單戶授信 1000 萬以上貸款的對公擔保業務占比極高。與政策性擔保機構沒有形成差異化定位，也沒抓住市場的巨大空間，更難以達到普惠的目標。

　　所以，‘下沉’不管是從政策導向、角色分工還是商業層面考量都是融資擔保公司，尤其是大量民營擔保發展的必然趨勢。

　　報告為民營融擔機構發展指出方向——在商業可持續前提下，進行業務模式創新，主營業務從對公擔保（單戶授信1000萬以上的中小企業）向 ‘零售擔保’轉型。

　　報告在業內首次提出‘零售擔保’概念，即服務于單筆授信低于銀行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口徑（目前為單戶授信總額1000萬元及以下）、普惠信貸人群（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自雇人士、三農為主）信貸需求的擔保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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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型謀生

　　報告認為順應商業銀行‘下沉’發展和金融科技應用加深的大趨勢下，擔保行業有望迎來新一輪發展。

　　首先，通過將融資擔保服務幫助銀行覆蓋既有服務渠道無法滲透的長尾部分人群，使信貸服務更具普惠性，同時健全完善其中的商業可持續機制。 

　　其次，融資擔保機構可為銀行提供風控輔助功能。向普惠金融服務滲透時，銀行所面臨的關鍵問題是信息不對稱，通過傳統業務模式難以有效識別、管理信用風險。而在機制上，銀行又不如擔保機構靈活，后者可以更快地完成金融科技化轉型。

　　再次，融擔公司可發揮資產處置優勢，幫助銀行處置不良資產。由于銀行監管指標體系對不良率等問題高度敏感，需要及時處置不良資產。 

　　事實上，報告提到的這個方向已經在2019年初見端倪。盡管今年以來，融資擔保公司的成立數量創下新低，但一個重要的新趨勢是：一大批金融科技公司逆勢布局融資擔保牌照。

　　一個重要的背景是，在金融科技轉向to B服務的大趨勢下，融資擔保公司與之在業務上有天然的契合。據馨金融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已有滴滴、搜狗、360金融等互聯網和新金融巨頭布局融資擔保牌照。

　　金融科技公司積累的技術能力和業務經驗（主要是零售信貸，包括小微和個人業務）正好與融資擔保公司的轉型需求和商業銀行的業務發展方向相契合，也是一個多方共贏的結果。

　　過去一段時間的發展也證明了融資擔保公司與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確實在推動小微金融服務、消費金融業務過程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這也是為什么，徐州高院發出的這份裁定書在業內掀起軒然大波。

　　可能一個亟待明晰的前提是：這到底是商業模式本身存在問題，還是一些前置的業務規范、收費模式、合作流程缺乏更加細致的準則。如果是后者，它可能會影響很多正規的企業，讓它們在普惠金融的道路上前行艱難。

　　在我國‘十三五’規劃中，中央明確提出：發展普惠金融和多業態中小微金融組織。推動民間融資陽光化，規范小額貸款、融資擔保機構等發展，這一行業發展的趨勢是不可逆的。

　　繼1999、2009之后，2019年的融資擔保行業能否迎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我們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介紹：洪偌馨，資深財經記者、主持人，自媒體“馨金融”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