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任澤平、羅志恒、馬家進、馬圖南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被授予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位經濟學家，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研究領域作出的突出貢獻。他們的主要經濟思想體現在哪些方面？對中國的精準脫貧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有哪些政策意義？本文對此做全面綜述。

　　核心觀點

　　1、在當前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貧富差距擴大、民粹主義興起的背景下，諾獎頒給致力于全球減貧的發展經濟學，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近兩年諾獎更關注現實問題，且與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聯系緊密，今年的發展經濟學對應“精準脫貧”，去年的內生增長理論對應“高質量發展”、環境經濟學對應“污染防治”。經濟學是經世致用之學，以解釋、解決時代的重大問題為使命。學術研究強調理論解釋，公共政策研究強調解決方案，商業研究強調前瞻性判斷。這就是我們一直倡導并不斷踐行的“實戰經濟學”。

　　2、發展經濟學一度成為顯學，但是由于脫離實際而逐漸沒落。班納吉、迪弗洛和克雷默使其重新煥發生機，基于實驗的新方法更是大大提高了我們抗擊全球貧困的能力。

　　1）研究方法：創新研究范式。深入發展中國家的鄉村，進行田野實驗，在經濟學分析中引入生物醫學中常用的隨機對照試驗方法，將研究對象隨機分組，比較不同政策措施的效果差異，進行科學評估。

　　2）研究內容：教育、健康、采用新技術、小額信貸等方面的減貧政策。結論：a）許多低收入國家教育的主要問題并非缺乏基礎教育資源，而是教學內容無法適應學生需求。一旦教學內容適應了學生需求，教學效果便會明顯提升。對于提高貧困國家的教育水平而言，僅僅加大投入是不夠的，應當開展適應學生需求的教學改革，嚴格教學紀律，不斷改善學校治理。b）窮人對預防性保健的投資價格極為敏感，服務質量差是貧困家庭在疾病預防上投入很少的另一重要原因。因此應提供免費的藥物和醫療保健，建立流動疫苗接種站并確保工作人員時刻在崗，接種完疫苗后贈送小禮物，以此提高接種率。c）人們是有限理性的，具有“即時偏差”，盡管投資會帶來長期福利改善，但是人們習慣拖延決策。因此臨時性補貼要好于永久性補貼，一項有嚴格限制的優惠政策將會降低延遲投資的動機。d）在印度、波黑、埃塞俄比亞、摩洛哥、墨西哥和蒙古等國的實驗發現，小額信貸的作用被夸大，其對貧困家庭幫助有限。

　　3）對公共政策產生深遠影響。例如，關于補習的研究為大規模的助教計劃提供依據，目前已惠及超過500萬印度兒童；關于寄生蟲藥物的研究發現驅蟲為學童帶來顯著的健康益處，但是父母對價格非常敏感，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建議向8億多學齡兒童免費分發驅蟲藥物；發現印度政府為治理政府雇員無故曠工而設計的一套生物信息識別系統在設計上存在缺陷，可以偽造記錄，因此及時叫停該系統在全國范圍內的推廣，節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

　　3、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全球最早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實施大規模扶貧開發，使7億多農村人口擺脫貧困，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精準脫貧”是三大攻堅戰之一，2020年要實現全面脫貧、建成小康社會。

　　三位諾獎得主的經濟思想對中國的脫貧工作和經濟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和政策意義：

　　1）全面客觀評估政策效果，提高政策制定執行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今年諾獎得主研究的方法具體到中國就是“局部試點-全面鋪開”。中國的脫貧工作已進入攻堅階段，亟需更有針對性、效果更顯著的政策措施。在實踐中也出現了部分過于理想化、急功近利和一刀切的行為，“度”未能掌握好，如側重“輸血”而非“造血”功能培育，不僅未達成目標，反而浪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隨機對照試驗的實踐就是“局部試點-全面鋪開”，這是黨和政府在過去幾十年實踐中總結歸納并廣泛使用的工作方法。

　　2）吸收借鑒諾獎研究成果，從教育、醫療保健角度入手改變貧困思維，加強人力資本建設，推動貧困地區教改、教師隊伍激勵機制和基礎教育質量改善、醫療保健健全等，真正讓貧困地區脫貧。例如推進貧困地區的教學改革，加強農村教師的激勵約束；為貧困家庭提供免費的疫苗接種，并提供小額獎勵等。中國也應總結推廣實現7億多人脫貧的成功經驗，承擔大國責任，為消滅全球貧困貢獻力量。

　　3）宏觀減貧與微觀減貧相結合，打好打贏脫貧攻堅戰，綜合運用財政、稅收和金融等手段支持調動企業的積極性，給予企業扶貧方面的稅收優惠、融資貼息等，發揮企業扶貧尤其是產業扶貧作用。中國7億多人脫貧主要依賴于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增長，屬于宏觀減貧；三位諾獎得主的政策實踐則更關注扶貧政策對貧困人群的影響，屬于微觀減貧。中國應繼續堅持宏觀減貧，加大改革開放力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維護宏觀經濟穩定，在發展中解決問題；也要做好微觀減貧，深入基層，調動貧困人群主動脫貧的積極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4）用科學規范的研究方法，講述中國故事，闡釋普遍的經濟學規律。近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學研究水平與國際快速接軌，但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成果還很少。三位美國經濟學家在非洲印度研究發展中國家問題取得卓越成果，中國作為快速變革的最大發展中國家，卻缺乏相應的理論貢獻，經濟學研究方法或需更加遵循國際規范，或許這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目錄

　　1  三位諾獎得主生平簡介

　　2  主要經濟思想與理論貢獻

　　2.1  通過田野實驗方法評估減貧政策效果

　　2.2  具體研究了教育、健康、采用新技術、小額信貸等方面的減貧政策

　　2.3  對公共政策產生深遠影響

　　3  對中國的啟示

　　3.1  對中國脫貧工作的啟示

　　3.2  對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啟示

　　正文

　　1  三位諾獎得主生平簡介

　　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福特基金會國際經濟學教授。1961年出生于印度孟買，曾就讀于印度加爾各答大學、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1988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發展經濟學分析研究局主席、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計量經濟學會會員、古根海姆基金會及艾爾弗雷德·斯隆基金會研究員、世界銀行和印度政府等多家機構的榮譽顧問，獲得2009年印孚瑟斯獎等多個獎項。

　　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阿卜杜勒·拉蒂夫·賈米爾扶貧與發展經濟學教授。1972年出生于法國巴黎，曾就讀于法國巴黎高等師范學院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1999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獲得2009年麥克阿瑟“天才”獎學金、2010年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等多項榮譽。其中克拉克獎被稱為“小諾貝爾經濟學獎”，僅頒發給40歲以下的美國經濟學家，41位得主中有13位榮獲諾獎，其余亦是熱門候選人。迪弗洛是第二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得主，也是最年輕的得主，年僅46歲，而平均獲獎年齡為67歲。

　　埃絲特·迪弗洛的博士生導師是阿比吉特·巴納吉，二人也是麻省理工的同事，共同育有一女，但并未結婚，可謂是“一門雙諾獎”。班納吉和迪弗洛合作緊密，共同發表大量學術論文，合作出版暢銷書《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么擺脫不了貧窮》，并于2003年聯合創建阿卜杜勒·拉蒂夫·賈米爾貧困行動實驗室（J-PAL）。J-PAL確保扶貧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學依據，其研究和政策拓展工作遍及從肯尼亞到印度尼西亞再到法國等多個國家，惠及超過4億人。

　　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發展中社會蓋茨教授。1964年出生于美國，曾就讀于哈佛大學，1992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任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獲麥克阿瑟獎學金和總統學院獎學金，被提名為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青年領袖。幫助制定了疫苗的預先市場承諾（AMC），以刺激對疫苗研究和發展中國家疫苗分發的私人投資。于2010年成為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發展創新風險投資（DIV）的創始科學總監。

　　2  主要經濟思想與理論貢獻

　　班納吉、迪弗洛和克雷默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們抗擊全球貧困的能力，其基于實驗的新方法使發展經濟學蓬勃發展。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各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謀求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作為專門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道路的學科曾煊赫一時。但由于過于側重理論分析，“主義”色彩濃厚而對具體問題關注不夠，其在各國的實踐效果差異很大，因此80年代之后關注度顯著下降。90年代以來，以今年三位諾獎得主為代表的一批年輕經濟學家改變了發展經濟學過于宏觀的缺點，將研究對象轉向微觀主體，即發展中國家的人，使其更具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發展經濟學也得以重回主流經濟學圈。

　　2.1  通過田野實驗方法評估減貧政策效果

　　三位得主的最大貢獻是基于田野實驗（field experiment）研究發展中國家的減貧政策。他們深入發展中國家的鄉村，通過設計實驗并分析相關數據，評估和比較不同減貧方法的政策效果。三位得主在經濟學分析中引入生物醫學中常用的隨機對照試驗方法（Random Controlled Trial），將研究對象隨機分組，比較不同政策措施的效果差異，進行科學評估。在過去的20年中，這一開創性方法深刻改變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成為發展經濟學的標準方法，優秀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

　　2.2  具體研究了教育、健康、采用新技術、小額信貸等方面的減貧政策

　　1）教育一直是消除貧困的有效方式之一，但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政策制定者都面臨下述問題：在教育資源整體十分稀缺的背景下，什么方法才能最有效地提高教育水平？是增加學生的課本數量，還是給學生提供免費午餐？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克雷默和同事們一起開始在肯尼亞西部的農村地區開展相關研究。克雷默將當地學校隨機分成兩組，一組提供更多的課本，另一組提供免費午餐，結果顯示，免費午餐并不能顯著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而課本也僅僅只對最優秀的學生有效。

　　進一步的研究表明，許多低收入國家教育的主要問題并非缺乏基礎教育資源，而是教學內容無法適應學生需求。一旦教學內容適應了學生需求，教學效果便會明顯提升。班納吉和迪弗洛在孟買和瓦都達拉兩個印度城市研究了針對性補習輔導的效果。他們隨機選中部分學校，為這些學校的學生提供針對性輔導，解答學生問題，并將教學結果與對照組進行比較。結果發現，無論在短期還是中期，針對性輔導均顯著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成績。

　　三位得主總結了許多貧困國家教育的幾個核心問題：課程和教學與學生需求不符，教師缺勤率很高，教育機構普遍薄弱等。在他們的努力下，許多學校開始有針對性地加強對學生的輔導。針對老師缺勤普遍的問題，三位得主比較了降低學生/教師比例（增加每個學生和老師接觸的機會）和縮短教師的合約期限（增加教師的緊迫感）對教學結果的影響，結果發現，短期合同制的老師所帶學生的考試成績顯著提高，而降低學生/老師比例的做法對學生成績沒有顯著影響。因此對于提高貧困國家的教育水平而言，僅僅加大投入是不夠的，應當開展適應學生需求的教學改革，嚴格教學紀律，不斷改善學校治理。

　　2）健康領域：克雷默和合作者研究了政策制定者在貧困地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藥物和醫療保健是否應該收費？如果需要的話，又該如何定價？克雷默研究了藥物價格對是否服用治療寄生蟲感染的驅蟲藥的影響。結果發現，當藥物免費時，75%的父母會給孩子服用藥物。然而當費用僅有微小上漲，即價格漲至低于1美元的價格時，選擇服用藥物的比例驟降至18%。許多類似的實驗得到了類似的結果。這說明窮人對預防性保健的投資價格極為敏感。

　　除了價格以外，服務質量差是貧困家庭在疾病預防上投入很少的另一重要原因。班納吉和迪弗洛研究發現，盡管貧困地區設有疫苗接種站，但工作人員經常脫崗，導致貧困地區的人們難以信任疫苗接種。為解決這一問題，二人建立了流動疫苗接種站，接種站在隨機選定的村子中流動，并確保接種站中始終都有工作人員在崗。結果發現，服務質量改善后，疫苗接種率變為原來的三倍，從6%增長到18%。如果接種完疫苗還能獲得一個小禮物（一包扁豆），居民的接種率將進一步上升至39%。

　　3）采用新技術：在疫苗實驗中，盡管改善服務后接種率明顯上升至39%，但大多數人（61%）仍然不愿接種疫苗。因此研究者推測許多貧窮國家的疫苗接種率低可能還有其他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人們并不總是完全理性。

　　迪弗洛和克雷默研究證實人們是有限理性的。他們在非洲南部地區的實驗表明，當地農民對于新技術通常持懷疑態度，例如許多農民不愿采用化肥而堅持原始肥料，盡管化肥對農作物的好處顯而易見。他們對此的解釋是“即時偏差”（present bias），即現在占據了人們意識的很大部分，因此人們傾向于延遲決策，而當明天到來時，再次面臨相同問題，并再次選擇延遲投資。長此以往，人們便形成了不對未來進行投資的惡性循環。如果“即時偏差”存在，那么從政策角度來看，臨時性補貼要好于永久性補貼，一項有嚴格限制的優惠政策將會降低延遲投資的動機。實驗證實，與永久性補貼相比，臨時性補貼對化肥的使用產生了更大影響。

　　4）小額信貸：班納吉和迪弗洛對小額信貸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近年來，小額信貸一直被認為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居民獲得金融資源、改善生活水平的有效手段，其主要開創者穆罕默德·尤努斯還獲得了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但二人對小額信貸有效性提出質疑，研究了小額信貸對印度城市海得拉巴居民的影響。他們將受試家庭隨機分成兩組，一組提供小額信貸資源，另一組不提供。結果發現，僅有約四分之一的受試家庭使用了小額信貸；隨著時間推移，部分家庭償還了債務，另一些也只是繼續滾動續借，并沒有擴大規模，因此整體借貸規模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同時，實驗組和對照組家庭在一些關鍵指標，如人均支出、健康狀況、婦女平權、子女教育等問題上并未體現出顯著差異。不同研究者在波黑、埃塞俄比亞、摩洛哥、墨西哥和蒙古等國家均開展了類似實驗，得到相似結果。

　　2.3  對公共政策產生深遠影響

　　三位得主的研究成果對公共政策產生了廣泛影響。例如，關于補習的研究為大規模的助教計劃提供了依據，目前已惠及超過500萬印度兒童。關于寄生蟲藥物的研究發現驅蟲為學童帶來顯著的健康益處，但是父母對價格非常敏感，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建議向8億多學齡兒童免費分發驅蟲藥物。

　　通過實驗確認諸多無效的政策措施，節省大量資源。在2008年發表的論文中，班納吉和迪弗洛研究了印度政府為治理政府雇員無故曠工而設計的一套生物信息識別系統，發現該系統盡管在實驗初期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隨后效果快速下降，到實驗結束時，該系統對于遏制曠工已經沒有作用。通過私下調查，二人了解到使用者發現了該系統在設計上的隱蔽缺陷，因此可以偽造記錄。該研究使印度政府及時叫停該系統在全國范圍內的推廣，從而節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

　　三位得主的研究改變了公共機構的工作方法，重塑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越來越多的減貧組織開始系統地開展田野調查，評估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以更有效地決策。短短20年間，發展經濟學已成為主要基于實驗、蓬勃發展的研究領域，并助力緩解全球貧困、改善全球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

　　3  對中國的啟示

　　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全球最早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實施大規模扶貧開發，使7億多農村人口擺脫貧困，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7.7億，貧困發生率97.5%。2018年農村貧困人口1660萬，比1978年減少7.5億；貧困發生率1.7%，比1978年下降95.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2.4個百分點。

　　“精準脫貧”是三大攻堅戰之一，2020年要實現全面脫貧、建成小康社會，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確保現行標準下（按2010年價格每人每年2300元）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致力于消除貧困的發展經濟學，對中國的脫貧攻堅戰有重大指導意義；扎根于現實的治學態度與方法，對中國的經濟理論發展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3.1  對中國脫貧工作的啟示

　　第一，全面客觀評估政策效果，提高政策制定執行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今年諾獎得主研究的方法具體到中國就是“局部試點-全面鋪開”。中國的脫貧工作已進入攻堅階段，亟需更有針對性、效果更顯著的政策措施。在實踐中也出現了部分過于理想化、急功近利和一刀切的行為，“度”未能掌握好，如側重“輸血”而非“造血”功能培育，不僅未達成目標，反而浪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隨機對照試驗的實踐就是“局部試點-全面鋪開”，這是黨和政府在過去幾十年實踐中總結歸納并廣泛使用的工作方法。

　　第二，吸收借鑒諾獎研究成果，從教育、醫療保健角度入手改變貧困思維，加強人力資本建設，推動貧困地區教改、教師隊伍激勵機制和基礎教育質量改善、醫療保健健全等，真正讓貧困地區脫貧。例如推進貧困地區的教學改革，加強農村教師的激勵約束；為貧困家庭提供免費的疫苗接種，并提供小額獎勵等。中國也應總結推廣實現7億多人脫貧的成功經驗，承擔大國責任，為消滅全球貧困貢獻力量。

　　第三，宏觀減貧與微觀減貧相結合，打好打贏脫貧攻堅戰，綜合運用財政、稅收和金融等手段支持調動企業的積極性，給予企業扶貧方面的稅收優惠、融資貼息等，發揮企業扶貧尤其是產業扶貧作用。中國7億多人脫貧主要依賴于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增長，屬于宏觀減貧；三位諾獎得主的政策實踐則更關注扶貧政策對貧困人群的影響，屬于微觀減貧。中國應繼續堅持宏觀減貧，加大改革開放力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維護宏觀經濟穩定，在發展中解決問題；也要做好微觀減貧，深入基層，調動貧困人群主動脫貧的積極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3.2  對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啟示

　　近兩年諾獎更關注現實問題，且與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聯系緊密，今年的發展經濟學對應“精準脫貧”，去年的內生增長理論對應“高質量發展”，環境經濟學對應“污染防治”。

　　中國在經濟實踐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為何在經濟理論發展方面建樹有限？屠呦呦實現了中國自然科學領域諾獎零的突破，我們又何時才能獲得經濟學獎呢？

　　用科學規范的研究方法，講述中國故事，闡釋普遍的經濟學規律。近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學研究水平與國際快速接軌，但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成果還很少。三位美國經濟學家在非洲印度研究發展中國家問題取得卓越成果，中國作為快速變革的最大發展中國家，卻缺乏相應的理論貢獻，經濟學研究方法或需更加遵循國際規范，或許這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經濟學是經世致用之學，以解釋、解決時代的重大問題為使命。學術研究強調理論解釋，公共政策研究強調解決方案，商業研究強調前瞻性判斷。這就是我們一直倡導并不斷踐行的“實戰經濟學”。與大家共勉！

　　(本文作者介紹：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