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朱睿

　　米勒的“家庭獨立計劃”表明，擺脫貧窮可以有另一種選擇——關注控制權、選擇權和社群，激發一種內生動力。

　　67歲的美國人毛里西奧?利姆?米勒（Mauricio Lim Miller）一輩子都在和貧窮打交道，盡管在別人眼中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是曾經有一度，他并不是很篤定自己是不是真的知道怎么戰勝貧窮。1999年，時任美國總統的比爾?克林頓在國情咨文演講中還特別提到了他。在20多年的時間里，他因為帶領公益組織亞洲鄰里設計（Asian Neighborhood Design）成為一個全美知名的社區脫貧模范而備受推崇。但當白宮邀請他出席那個活動的時候，出于這樣的顧慮，他先是婉言謝絕了白宮的邀請，直到在太太的勸說下才答應下來。

　　米勒的工作是幫助人們擺脫貧窮，但是他對自己的工作到底是否有效心存懷疑，因為他不時地看到那些經過他幫助的家庭過一段時間，又出現在他眼前，因為他們又回到了困境之中，這讓他開始懷疑自己的努力。直到2000年的一天，晚餐的時候，他接到了加州奧克蘭市市長杰瑞?布朗（Jerry Brown）打來的電話。這個電話本身并沒有什么激動人心的地方，但是它直接導致了兩件事的發生：亞洲鄰里設計項目的終止和家庭獨立計劃（Family Independence Initiative，以下簡稱FII）的發起。

　　而FII的成功，讓米勒在去年8月份出版了專著《另一種方法：我們關于貧窮的大部分認知都是錯的》（The Alternative： Most of What You Believe About Poverty Is Wrong）。對于致力于幫助低收入群體脫離貧困的專業人士和政策制定者來說，這本書值得一讀。因為對于貧窮，我們有太多的誤解。如果我們不能完全準確地了解貧窮的本質，我們的工作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對于向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邁進的中國，亦是如此。

　　在電話里，市長對米勒的疑慮表示理解，他深有感觸地說：在過去30年里，我們一直在和貧窮做斗爭，但是，我們所有的努力只是讓貧窮變得更加可以忍受。現在，假設所有的問題都不是問題，如果讓你來做，你會怎么做？米勒承認自己并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是他意識到，其實他自己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作為墨西哥移民的兒子，他的母親，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一路是如何拼命工作并最終把他送進了伯克利大學的校園的。

　　幾天之后，米勒走進市長辦公室，對市長說：“我不知道該怎么做，但是我媽媽弄明白了，就是她讓我擺脫了貧窮。我想其他的母親和父親們也許有他們自己的法子。我要去問問他們，讓他們告訴我該怎么做。”

　　從自身的經歷開始反思，從母親與貧窮苦苦斗爭的經驗中找到頭緒，2001年，米勒發起了FII計劃。在他看來，公益領域廣為盛行的關于貧窮的核心假設很可能是錯誤的，比如低收入家庭需要大量的資助、指點和來自專業人士的激勵才能擺脫貧窮。FII就是來挑戰這些誤解的。FII不提供任何服務、不直接提供任何指點。FII曾經解雇過四名員工，就是因為他們違反規則，直接向受助家庭提供了建議。米勒認為脫貧不是通過某個項目來達成的，也沒有免疫的疫苗。脫貧的發生一定是自然而然的過程，推動這個變化的不是外力，而是內在的動力，是每個人心底那種想要掌控自己命運，改變現狀，讓世界變得更好的強烈愿望。

　　所謂另一種方法，米勒提出應從以下三個方面關注貧困家庭：控制權、選擇權、社群。控制權指的是，那些試圖來干擾貧困的外部力量應該盡可能靠邊站，因為他們的社會地位雖然賦予他們對點子和資源的控制，但是這削弱了貧困家庭的主動性。因此，非常重要的一步是讓貧困家庭自己建立起一個小目標，讓他們對自己的生活重新恢復控制權。選擇權之所以重要，因為大部分貧困家庭之所以會做出糟糕的決定，就是因為他們缺乏選擇，而我們一直無視這一點。那么匹配的資金應該由貧困家庭自己來主導，這樣他們可以對自己的選擇和承諾負責。最后，社群對于脫貧至關重要。歷史證明，擺脫貧困絕不是靠個人的努力，而是需要集體的行動。我們需要尊重、支持貧困家庭組成的社群，讓他們在相互支持中找到脫貧的方向和智慧。

　　關于社群這一點，FII通過技術的手段成功地幫助參與到他們項目的家庭進行連接。FII給每個家庭提供一臺電腦，用來記錄他們都做了什么并且要求受助家庭每個月和社群里其他家庭做一次溝通。米勒認為數據是一種社會信號，數據就是背后的驅動力。“我們要做的就是收集數據然后再給到你們，你們得自己找法子。”他總是這樣說。當人們看到和他們一樣的家庭做了什么事成功了，他們也會跟著去做，因為它會讓人產生嫉妒，靈感，對錯失機會的擔憂。此外，FII會視情況提供不超過2400美元的現金資助。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操作，但是這個操作可以讓那些貧困家庭發現到底什么東西對他們來說能賺到錢，一旦找到之后，他們會分享和效仿那些成功的做法。

　　到現在為止，FII已經和全美十個城市的超過2000個家庭開展過合作。這些家庭的報告顯示，他們在收入、教育程度和互助方面有驚人的提高。平均而言，在和FII合作的兩年中，家庭月收入增長了23%，從2157美元增長到了2645美元。FII大家庭里，有19%的創業者，而美國的平均水平為13%；90%的學生成績是優秀、良好或者提高了成績；相對初始的2400美元投資，FII家庭的年收入增長了2.2倍，資產增長了2.3倍。FII的成功讓人們意識到，時下流行的脫貧的做法其實恰恰抑制了人們走出貧困的能力。擺脫貧窮可以有另一種方法，即激發人們的內生動力，并且讓它在組織中自發地擴散。

　　脫貧是他們的事兒，也是我們的事兒，但歸根結底是他們的事兒。米勒會對參與FII計劃的家庭說：“我們的作用不是來幫助你，你是你自己生活的專家。”在15年里追蹤了數百個家庭之后，FII發現，那些在貧困中徘徊的家庭并不是缺少改變的意愿，恰恰是那些抱著善意出臺的政策和慈善活動限制了他們的自力更生。

　　因為母親與貧困的不懈奮斗，才有了今天的米勒；因為母親對擺脫貧困的理解和對人性的洞察，才有了今天的FII。也許正是這個原因，這本書的封面不是米勒領獎的巔峰時刻，而是幼年的他依偎在母親身邊的一張合影。

　　也許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類社會不可能真正消滅貧窮，但是米勒這本書給了我們一個全新的起點：脫貧，從重新認識貧窮開始。

　　(本文作者介紹：長江商學院市場營銷學教授、EMBA項目副院長、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明尼蘇達大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