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程實

　　如果將視野擴展至政治、歷史和社會范疇，根本原因在于南歐具有鮮明的二元特征。二元化的南歐，已成為風險的策源地和復蘇的短木板，持續加劇后危機時代歐洲政治經濟的脆弱化。

程實：南歐已經成為復蘇的短木板

　　“冰炭不同器，寒暑不兼時。”5月24日以來，意大利民粹主義政府組閣一波三折，與西班牙的不信任投票形成共振。南歐政治危機的升級不僅在當前引發全球市場恐慌，亦有可能在未來阻礙歐元區結構性改革，進而加劇歐洲債務壓力。事實上，縱觀近年歐洲危機演化，一個有趣的地理特征鮮有人提及，歐豬五國中，除了愛爾蘭外，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均位居南歐，就連小島國塞浦路斯，也屬于南歐。為什么是南歐？

　　我們以為，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經濟學范疇。如果將視野擴展至政治、歷史和社會范疇，根本原因在于南歐具有鮮明的二元特征。二元化的南歐，已成為風險的策源地和復蘇的短木板，持續加劇后危機時代歐洲政治經濟的脆弱化。

　　首先，南歐具有二元政治文化。一種是殘留的威權型政治文化，另一種則是新興的公民型政治文化。在以流血革命的方式告別君主制后，南歐國家并沒有一步踏入民主社會，而是普遍經歷了一段極權統治的時期，1922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1926年薩拉查在葡萄牙，1936年麥塔克薩斯在希臘，1939年弗朗哥在西班牙先后建立了獨裁政權，直到1975年弗朗哥去世，南歐才真正翻過極權統治的一頁，民主進程和公民社會建設得以加速推進。

　　君主制和極權統治殘留的威權型政治文化一方面使得南歐民眾普遍存在根深蒂固的“服從”心理，缺乏監督政府的意識和行動；另一方面使得各國地方當局習慣了“服從但不執行”的應對策略，政策落地缺乏效率。而由于公民型政治文化并不成熟，南歐民眾在參政、議政過程中往往也欠缺足夠的經驗和理性。

　　正是受到二元政治文化的深遠影響，危機爆發前，南歐政府的透支風險和債務風險在積累過程中未能得以充分暴露，有失審慎的政府行為也沒有受到民權的有效制約；危機爆發后，長期結構調整政策和財政鞏固政策難以得到有效執行，民眾在危機過程中的表現也較為激進，不僅增加了危機治理的難度，也加劇了危機引致的社會動蕩。

　　其次，南歐具有二元社會結構。南歐國家的社會結構普遍呈現出精英階層和大眾階層對立并存的二元特征。人數較少的精英階層在資源配置和規則制定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人數眾多的大眾階層則居于從屬地位。聯系兩個階層的主要是恩從關系，強調起點公平和機會均等的公民社會發育不良。

　　南歐的精英政治本身是十分脆弱的，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缺乏經濟穩定的基礎，二元社會結構下南歐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大眾階層享受福利，但不擁有財富的主體，經濟增長缺少中堅力量的長期支撐，南歐國家一旦陷入危機，就很難像極具韌性的美國經濟那樣快速走出衰退。

　　二是缺乏制度穩定的保障，二元社會結構下南歐雖然擁有較為健全的現代法律體系和社會制度安排，卻缺少美國和中北歐那樣的權力制衡，使得制度健全的外衣之下，充斥著權力尋租、庇護關系、黑幕活動等暗疾。

　　三是缺乏社會穩定的環境，南歐國家是高福利國家，但高福利并不意味著社會公平，根據《社會民主之再思考》一書中沃爾夫岡?默克爾所做的實證研究，從貧困、教育、就業、福利和收入分配五個維度比較歐美19個主要福利國家的社會公平，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臘的加權得分分別為-2.58，-2.71，-2.96和-3.09，和愛爾蘭一起排在了最末五位，二元結構引致的社會不公使得大眾階層對精英政治的不滿和憎惡長期積蓄，這正是危機治理過程中南歐社會動蕩加劇，甚至出現反精英政治潮流和無政府主義抬頭現象的深層原因。

　　第三，南歐具有二元黨群格局。不健全的政黨和不理性的民眾共同構成了南歐國家的黨群格局。由于直至20世紀70年代，極權統治的陰霾方才散盡，因此南歐民主社會中的政黨形成時間并不長，精英政治使得這些政黨充滿了“派系”色彩，政黨競爭則變成了精英階層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的爭斗，競爭過程并不是政治綱領的理性比較，而是恩從關系下施恩政策的利益比較，處于被施恩地位的民眾也缺少對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命運的充分考量。

　　競爭的結果往往是某一派系的短暫勝利，隨之則是這一派系在執政過程中對自我利益的強化。不健全的政黨體系使得南歐國家的政局缺少長期穩定性，短期看，政黨競爭往往會陷入僵局，就像2013年意大利大選那樣；長期看，基本沒有哪個政黨能夠長期獲得民眾的多數支持，政黨輪替執政較為頻繁，施恩政策的連番強化讓南歐國家背上了愈來愈沉的債務負擔。

　　此外，由于精英政治下南歐的社會團體數量較少，不同“派系”缺少相互調和的社會生態，因此，南歐的政黨競爭更像是“多極”間的慘烈碰撞，而非“多元”間的互促發展，呈現出非你既我的排他性特征，這正是政治聯盟稀缺，南歐政黨競爭往往引發流血等極端事件、甚至變成社會動蕩引爆器的根源所在，同時也是危機之后南歐政府在危機治理上乏善可陳的深層原因。

　　第四，南歐具有二元勞動市場。南歐勞動力市場里，政府力量的絕對水平超出歐洲整體，工會力量的相對增強超出歐洲整體。根據卡爾?艾金格和阿洛伊斯?古格在《歐洲社會經濟模式》中的測算，南歐勞動力市場的政府管控指數為3.0（指數越高管控力度越大），是歐盟的1.24倍，而歐盟指數則是美國的3.39倍。

　　根據德國伊弗研究所的數據，2000年南歐勞資談判覆蓋率從1980年的70%升至80%，是歐盟的1.03倍，歐盟則是美國的5.57倍。這種二元結構導致南歐勞動力市場的僵化程度更高，也更易發生勞資沖突，市場供給和需求更難相互匹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南歐福利政策具有后向型特征，正如費雷拉在《照護層面的歐洲》中所言：“只有當不良后果產生的時候，社會完全網才會得以激活，這些政策僅僅是緩和了貧困和失業的打擊，但沒有預見產生貧困和失業的危險”，“授之以魚，而非授之以漁”的福利政策導致南歐勞動力的能力建設相對不足，短期失業很容易演化為長期失業，根據德國伊弗研究所的數據，南歐兼職就業人群中“找不到全職工作”而非“沒有中意的全職工作”的比例高達29.4%，是歐盟整體水平的1.53倍。

　　二元勞動市場和后向型福利政策的結合，使得南歐就業市場一旦惡化，其改善將是長期而曲折的過程，這也是危機沖擊下南歐各國難以快速擺脫經濟衰退和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

　　最后，南歐具有二元對歐情節。對于歐洲，南歐各國普遍存在二元情節，既渴望全方面融入歐洲，又缺乏足夠的歐洲認同。正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霍華德?威亞爾達主編《全球化時代的歐洲政治》中所言：“1500以來的大部分年代里，南歐一直處在歐洲核心地區的邊緣。羅馬帝國衰落，基督教分裂為東正教和天主教后，歐洲的中心重新轉移到北方，南歐卻落在了如新教改革、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以及加速的社會變遷和民主化進程等所有創造現代世界的偉大革命的后頭”，長期落于人后的南歐始終渴望融入歐洲，分享歐洲一體化的成果。但在融入歐洲的過程中，南歐國家始終擺脫不了“被輕視”的感覺。

　　這種感覺既由來已久，又不斷更新，西方歷史學之父羅多德曾在《歷史》中感嘆：“歐洲的邊界模糊不清”，這種邊界模糊往往變成了輕視的起源，拿破侖在攻占馬德里后就曾輕蔑地宣稱：“歐洲止于比利牛斯山”。即使在歐洲一體化迅猛發展的最近十余年里，其他歐洲強國對南歐的輕視也很容易察覺。例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前院長吉登斯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世界上最好的模式”，該模式集結了十個歐洲國家的優點，但這十個國家不包括葡、希、西和意中的任何一個。

　　更重要的是，在受到輕視之余，南歐各國融入歐洲的過程甚至還伴隨著利益受損。以意大利為例，2000-2017年，意大利逐漸喪失了其領先優勢，經濟發展質量明顯劣于歐元區。以2010年不變價計算，2000年意大利的人均實際GDP較歐元區高出800歐元，至2005-2006年，這一差距由正轉負并不斷惡化，至2017年，意大利人均實際GDP已經落后歐元區4000歐元，并且不及2007年危機前自身水平。同時，歐洲貨幣一體化對意大利外貿的提振作用也相對較小，2000-2017年，意大利出口年均增長2.68%，明顯低于歐元區同期5.28%的均值水平。

　　此外，對于南歐精英階層而言，融入歐洲也給其利用施恩政策和暗箱操作謀取集團利益帶來了外部約束；而對于南歐大眾階層而言，由于南歐各國在歷史上均有過輝煌時期，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也讓他們對融入歐洲過程中德法表現出的傲慢充滿了敵意。

　　正是基于這種二元情節，危機爆發后，即便急需歐洲援助，南歐精英階層和大眾階層均對核心歐洲表現出反抗情緒。在2013年塞浦路斯危機以及當前的意大利、西班牙危機中，“反歐元”、疑歐、退歐浪潮此起彼伏。這種二元情節使得危機救助和危機治理更趨困難，單純的金融市場指標也已經難以反映歐洲危機作為復合型危機的演化內涵和趨勢所向。

　　(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