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徐辰

　　懲罰性行動將給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帶來嚴重后果：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和服務征收額外關稅等同于向美國消費者加稅，貿易政策要最大限度地考慮廣大消費者的利益。如鋼鐵和鋁制品的原材料價格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美國的主要產業如罐裝啤酒和汽車的售價。

　　我想先給大家講個故事。美國獨立后，面臨經濟困境，把振興經濟的希望寄托在與中國的通航上。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首航廣州，標志著美國對華貿易的開始。美國商人通過發掘人參等本土產品，發展自身貿易優勢。1785年8月9日，來自中國的商船“帕拉斯號”抵達馬里蘭州巴爾的摩港，當時的美國報紙進行了報道，這是最早記錄中國人抵達美國的文字記載，船上琳瑯滿目的中國貨包括茶葉、瓷器、絲綢等引起了美國居民的廣泛關注，這其中就包括四年后成為首任美國總統的喬治·華盛頓。華盛頓總統對中國商品表現出濃厚興趣，并專門寫信托人代他挑選價格合適的商品，有點像我們今天的“海外代購”。這封信現藏于美國國家檔案館。到1790年，即華盛頓擔任美國總統的第二年，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已占美國進口商品的1/7；到1792年，美國和中國的貿易總值已經超過荷蘭、法國和丹麥，僅次于英國。可以說，與中國的貿易交往對美國建國初期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到今天，中美已經成為各自最重要的貿易伙伴。美國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僅次于歐盟），第一大出口市場，第四大進口來源地；中國是美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場，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報告顯示，中國企業在美俄亥俄州等“鐵銹地帶”直接雇用超過14萬名美國員工。美中經貿關系直接或間接支持了共 260萬個美國就業崗位。

　　歷史和現實共同表明，中美經貿關系的本質是互利共贏的，雙方經貿合作為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巨大利益。中美經貿關系已成為兩國關系的壓艙石。談到中美貿易，有一個問題回避不了，那就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到底應該如何解讀這一問題？我想借此機會談談我自己的幾點看法。

　　一、美國貿易赤字的內因

　　唯物辯證法的內因外因論指出：事物的發展是內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據，決定著事物發展的基本趨向，外因是事物發展的外部條件，對事物的發展起著加速或延緩的作用，外因必須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正確地理解美國的對外貿易赤字，首先需要找到在美中貿易逆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內在因素。美國逆差問題不是中美貿易所特有的，自1976年以來，美國對全球貿易一直存在逆差。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內需為主的經濟結構或者說是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狀況決定的。近20年來美國一直是高消費、低儲蓄，總儲蓄約占GDP的1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6個百分點，而總消費占到GDP的82%，由于儲蓄低、消費能力強，國內產品不能滿足消費者需要，需要靠大量進口國外商品來補充。這種貿易失衡主要是由于美國消費者對進口商品的旺盛需求所致，最新的減稅政策預計會給居民帶來實際收入的增加，還會更進一步刺激對進口商品的消費。中國的中醫講究“對癥下藥”，如果不遵照經濟規律，而以指令式減少赤字的“藥方”來“治病”，不僅不會有積極效果，反而與美國長期所倡導的市場化原則背道而馳。

　　二、一定程度的貿易逆差是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必要條件

　　當一家歐洲企業和一家巴西公司做生意時，他們很可能會用美元進行交易；迪拜的富裕階層和新加坡的政府投資基金想對外投資時，也會選擇購買美元資產。那么美元從哪里來呢？支付是貨幣的首要功能，要獲得貨幣，只能首先通過商品交換和流通。因此，全球儲備貨幣的供應國需要承受一定程度的貿易逆差，以提供貨幣供應，避免世界金融體系凍結。同時，這些不包含美國在內的國家之間的貿易和投資需求造成的美元需求上升會給美元造成升值壓力，導致美國出口商的競爭力下降，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貿易逆差。

　　盡管成為全球儲備貨幣讓美國付出了一定代價，但它也為美國帶來了很多紅利。比如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份量對美國世界地位的影響。它有助于確保美國能通過美元這樣完全靠美國信用發行的紙幣，而不需要真金白銀來實現其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話語權，并增強抗擊衰退和應對恐慌的能力。經歷危機恐慌的國家會面臨資金出逃，導致本國貨幣貶值、利率升高。然而，當2008年世界金融體系幾近崩潰時，美國卻出現了截然相反的情況：美元從歐洲和新興市場流回美國，一定程度上為美國金融系統注入了流動性，緩解了美國壓力，但增加了其他地區的流動性壓力。這個影響不僅限于經濟領域，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的核心地位，讓美國在全球舞臺上擁有了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匹敵的權力。美國對一些國家和組織實行制裁并要求各國的金融機構落實這些要求的時候，也意味著，世界上一切不配合美國外交政策的國家，都可能被攔在美元這一國際上最主要的支付體系之外。

　　從美國國內來看，通過逆差流出的美元又被世界各國通過大量購買、投資美國國債等渠道回流美國，壓低了國債籌資成本以及銀行貸款利率和房屋抵押融資成本等，使美國長期保持低通脹水平，給美國的企業和消費者帶來了許多實惠。孔夫子說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們所共同生活的地球就好比一個家庭，美國基于其歷史地位，作為一個大國和美元發鈔國以及聯合國總部所在地，在國際事務中應勇于承擔起社會責任和表率作用。在中國文化中，作大哥的是不應該與弟弟妹妹們過多計較的。

　　三、從全球化的角度解讀中美逆差

　　根據古典經濟學派大衛·李嘉圖等人提出的傳統貿易理論，全球貿易是基于各國的比較優勢，即“用葡萄牙生產的啤酒交換英國生產的布”。中美貿易本質上是兩國利用各自的比較競爭優勢進行生產和交換的市場行為，是利用國家各項資源稟賦的有效合作。在全球化時代，這種合作成為生產要素優化配置的內在要求和必然結果。隨著IT和運輸工具的進步，以及資本的逐利性，全球供應鏈體系迅速壯大。遵循生產成本從低到更低的原則，發達國家把價值供應鏈低端和高污染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再通過進口價廉物美的產成品或零配件滿足本國需要，這對發達國家消費者來說是一種紅利。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則付出了能耗大、環境污染、回報率低、產業結構單一、產業鏈條靠前和缺乏可持續發展能力，甚至是國民健康等代價。

　　從全球價值鏈角度看，中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順差是中國融入西方世界所主導的國際分工格局的必然結果，具有集成性和互補性的特點。中美貨物貿易表面上看是失衡的，但從全球價值鏈角度深入分析則并非如此，而是兩國經濟結構互補以及美國企業欲維持其比較競爭優勢的產物。據中國科學院測算，2010-2013年，以增加值核算的美中貨物貿易逆差，比以傳統方式核算的要低48-56%。因為很大一部分貿易逆差是美國品牌在中國從事的制造活動，即利用了中國較低的工資、較寬松的環境法規，以及日益完善的供應鏈和物流基礎設施進行生產，之后再返銷美國市場形成的。根據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的數據，50%以上的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來自美國品牌商品——包括蘋果產品的出貨量。

　　以蘋果公司曾經的明星產品iPod為例。雖然iPod被印上中國制造，但在中國只是對東亞等地生產的400多個零配件進行了最終的組裝。蘋果iPod播放器售價299美元，每臺利潤163美元，大都進入美國公司的腰包。如果從iPod產品的全球制造過程來看，產品出廠成本占比最大的是硬盤驅動器，由日本東芝公司提供，占所有零部件成本的51%；第二大部分是顯示器，占零部件成本的14%，提供商是日本松下公司；第三大重要零部件是美國博通和Portal Player制造的微芯片。中國則負責iPod的組裝，幾乎處于工廠生產過程的最低端，組裝成本僅為3.7美元，不到iPod出廠總成本的3%。但是，這一設備的所有成本在中美貿易中都被算作中國對美出口，在美國每出售一臺iPod播放器，就會產生150美元的中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順差。在以商品附加值（Value-Added）為基礎來計算的美國全球貿易赤字中，僅有16.4%來自中國，因此，中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順差被高估了，且不談美國對華還有1000多億美元的服務貿易順差。

　　四、美國若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必將傷害美國消費者自身的利益

　　美國每年都會對全球產生8000億美元左右的商品貿易逆差。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僅僅減少對華貿易逆差無法根本解決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問題。而恰恰相反，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BER）研究顯示，2000年至2006年中國對美國出口令美國制成品價格指數降低了7.6%，相當于美國相關產品價格平均每年下降約1個百分點，美國消費者特別是中低收入家庭得到了實惠。懲罰性行動將給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帶來嚴重后果：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和服務征收額外關稅等同于向美國消費者加稅，貿易政策要最大限度地考慮廣大消費者的利益。如鋼鐵和鋁制品的原材料價格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美國的主要產業如罐裝啤酒和汽車的售價。汽車有成千上萬個零部件，其中有許多是海外生產的。據報道，受上調鋼鋁關稅影響，美國汽車價格整體會上漲1%，導致美國新車售價增加大約300美元。美國是汽車生產和消費大國，價格因素會影響到美國消費者的利益和美國汽車制造廠在全球的競爭力。此外，鋼鐵的價格上漲還會影響到另一美國主要產業，即頁巖油和頁巖氣得生產和運輸。據統計，美國有77%的石油和天然氣輸送管道用材來自于進口。

　　從美國企業的角度來看，為了控制原材料成本，一種辦法是依靠國際市場競爭性報價采購尋找質優價廉的供應商，或者是充分發揮美國能源價格和土地價格競爭力及本地運輸成本優勢，通過吸引外來投資以及進一步改進自身生產技術努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技術含量，增強美國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僅靠關稅政策保護起來的產業是不會培養出長期競爭力的。中國為什么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一種積極主動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和基于環境保護等需要而采取的自我經濟調控措施。美國不能一方面指責其他國家的退稅和補貼政策，同時自己卻大搞關稅和非關稅等貿易壁壘；或者在指責其他國家對于某個行業實施保護性政策的同時，自身卻在制定其他一些行業的貿易保護性措施。

　　針對中國的貿易制裁行動還可能會導致美國籌資成本的上升。美國之所以在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實施寬松貨幣政策而沒有出現惡性通脹，其中美元作為全球主要結算貨幣以及開放的全球貿易政策發揮了重要的緩釋作用。 從國際收支平衡的角度，對美國出現貿易順差的國家要么忍受本國貨幣升值和利率高企，要么就得把資金投回美國，以保值增值。中國在持續出現貿易順差的同時，也成為了美國國債的主要持有者。近年來，中國企業在美國的直接投資也增長迅速，累計已超過1000億美元，直接創造了美國20萬人的就業機會。

　　我認為，目前美國政府要重點考慮，如何能繼續保持和增強美國企業的比較競爭優勢以及將5680億美元經常項目項下的貿易逆差（2017年數據）在資本賬戶下以投資的形式轉回來？如何進一步提高服務貿易和科技領先優勢，而不是設法要在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產業上與其他國家爭飯碗。

　　五、合作共贏為中美經貿發展帶來更多機遇

　　當前，中國正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美國經濟正在實質性穩定復蘇。在這個關鍵時刻，進一步加強中美雙方的交流與合作，對于兩國來說都至關重要。我認為當前有五件大事需要我們大家齊心協力來共同推動。

　　第一，    進一步加快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

　　盡快完成BIT談判對兩國來講是共贏的。美國至今仍是全球FDI的最大和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FDI在美國經濟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為美國創造了大約7百萬的就業，約占美國私營部門雇員的6%，且這些工作多屬高薪，雇員平均收入比美國私營部門平均薪資水平高出24%，其中，外國直接投資占美國制造業雇傭總數的20%。但美國不能由此而自滿，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大會（UNCTAD）發布的2017年世界投資報告，美國在過去16年里，在全球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近4成。美國企業對華投資情況也很類似，盡管美中是全球兩個最大經濟體和貿易國，但過去10年里，美國對外FDI只有1%至2%流向中國。相比之下，韓國和日本都有大約20%的FDI流向中國。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顯然還有巨大的增長潛力，如果雙方能盡早達成BIT，我相信這一比重將得到顯著提高，將會更有力地刺激就業和推動產業升級，這對雙方的經濟“再平衡”也很有幫助，而且是對全球經濟強勁、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貢獻。

　　第二，    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在美國的使用

　　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最突出的一個里程碑。就美國人民幣市場而言，其發展總體上與中美經貿合作規模不匹配。中美之間有著巨額的能源、農業和航空業合作規模，為兩國間更密切的金融合作奠定了物質基礎。美國擁有紐約、芝加哥等全球最主要的金融和商品交易中心、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基金管理市場和衍生品交易市場，應當也必定會成為未來重要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同時，中國已經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再次承諾將會進一步加大金融市場的開放。一個深度、廣度和開放度足夠大、監管日臻完善的中國資本市場，將為美國投資者提供足夠廣闊的投資空間。有堅實基礎作為后盾的人民幣在成為美國投資者資金保值增值工具的同時，也將有利于美國投資者獲得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紅利。

　　第三，    進一步加強在基礎建設領域的合作

　　美國在基礎設施上有巨大的投資需求。據美國土木工程協會2017年的報告計算，到2025年美國基建投資需要4.59萬億美元，資金缺口高達2萬億美元。此外，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美國基建投資占GDP約為2%，遠遠低于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家。2017年美國國家基礎設施得分等級依舊為D+，與四年前的測評結果絲毫沒有進步。基礎設施是國民經濟的支柱，投入不足導致的負面經濟后果是美國每年損失1萬億美元收入和350萬個就業崗位。而基建領域是中國的強項，加上中國有充足的資金，只要雙方愿意，合作成果會很快顯現，并起到很好的示范效果。

　　僅2016年中資公司在建的美國基礎設施項目總額就達到了254億美元，雇傭了數以千計的美國工人。據我了解，很多中國企業非常看好這一屆政府的基建工程項目潛力，愿意積極參與這一計劃并追加更多投資，這勢必又進一步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今年4月18日同一天，CIC和高盛在芝加哥，CGCC、NGA和Bloomberg在紐約都將舉行中美基礎設施投資論壇，吸引了社會各界積極廣泛的關注。

　　第四，    擴大雙向市場開放

　　中國在積極致力于縮小兩國貿易逆差。“百日計劃”以來，中方已先后向美方就牛肉、天然氣、大米等產品打開了大門。去年11月份美國總統訪華簽訂了2500億美元的出口大單，中國習主席親自出席簽約儀式。今年2月份中國劉鶴率團訪問了華府，正是在積極尋求解決方案。預計未來5年，中國進口總額將達到8萬億美元，相信美國企業也會抓住這個契機把更多產品帶入中國。從行業角度分析，美國能源供應充足，價格具有一定優勢，中國將會進一步擴大對液化天然氣、原油、成品油等能源的進口；在農產品方面，美國一直保持對華貿易順差，中國是美國農產品第二大出口市場，是美國大豆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棉花第二大出口目的地。美國對華大豆、棉花出口貿易尚有很大的增長潛力；在制造業方面，中國是美國飛機第一大出口市場，集成電路第二大出口市場。還有就是中國對美國的高技術產品需求很大，如果美國能放開高技術、航天和防務等領域的產品對華出口限制，對于解決雙方貿易逆差使會有巨大積極作用的。目前，中國自美進口的高技術產品僅占同類產品進口總額的8.2%。

　　因此，我認為，若想解決貿易赤字問題，是不能依靠貿易保護主義這種簡單粗暴的方法來實現的，而應該通過更加積極務實的舉措來展現政治家的智慧。比如雙方應更進一步擴大市場開放的大門。但我發現，近來CIFIUS卻似乎收緊了對中國投資者的政策，以國家安全為由將解決經貿問題的大門縮小了。中醫講，“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解決貿易赤字問題只能通過綜合治理的方法來解決。我們希望美方應一如既往地歡迎包括中國投資者在內的各國企業，公平公正地對待所有投資者，增加合規監管透明度。

　　第五，    擴大中美省州合作

　　中國企業目前對美國的投資已經遍布46個州，占國會選區的98%。中美省州和下設城市之間的經貿合作是中美關系的重要基礎。如據2016年的數據統計，與10年前相比，加州對華貨物貿易出口增長136%，艾奧瓦州增長176%，德克薩斯州增長131%，密歇根州增長242%，紐約州增長111%。其中，不少還都是共和黨的栗色州。中美地方良好的合作趨勢為雙邊關系的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美國加州、德州、紐約州、艾奧瓦州等與中國十幾個省市分別建立了經貿交流機制，僅2016年就實現近50個雙向投資項目，合同金額超過25億美元。

　　通過三月份中國剛剛結束的“兩會”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一個信號，中國將會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政策，大幅放寬市場準入。這些舉措將為中國同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拓展經貿互利合作開辟更廣闊的空間。一個奮力走向復興同時又堅持合作取向的中國，也帶給了美國巨大的機遇。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市場可以替代。

　　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歷史表明，國家之間經貿關系的建立早于外交關系的建立，良好的經貿往來既促進了經濟繁榮發展，又增進了人民之間的交往。新時代中美經貿關系的穩定發展需要本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原則。中美可以有競爭，但更多的是合作。一個健康穩定的中美經貿關系必將造福于兩國人民。我認為解讀中國首先要了解孔夫子的“中庸”文化，而不是試圖以西方的修昔里德理論來制定對華政策。和平、繁榮與發展是全世界所有人共同的期盼。

　　(本文作者介紹：美國中國總商會會長)